杜甫反映唐·蕃战争诗初探

杜甫——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关心人民疾苦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曾写下了一系列反映“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和吐蕃之间战争的诗篇。在这些作品里,他以“诗史”之笔,描写了这些战争给汉藏两族人民带来的苦难,强烈谴责了唐玄宗等封建统治者好大喜功的开边黩武的非正义战争。表达了诗人主张:汉藏两族人民团结友好,和睦相处,不事杀伐的思想。本文试图通过对这部分诗歌的分析,对杜甫的这些观点作一些粗浅的探索。     

李白笔下的黄河

在广阔无垠,璀璨夺目的唐诗星空中,伟大的诗人李白,恰似一颗闪闪发光的巨星。在他光彩而又坎坷的一生中,写下了近千首诗篇,其中有关黄河的诗歌有二十三首。这些诗无论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技巧上,都有杰出的成就,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一、描绘了黄河的壮丽气象 李白经历了整个盛唐时代。唐玄宗开元元年,他才十三岁,到“安史之乱”的天宝十四年,已五十五岁了,唐代宗宝应元年安史之乱结束,而李白也就在这一年病逝于安庄,他在诗歌中忠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状况,使他的诗呈现一种青春焕发,健康爽朗的上升气象。他的黄河诗最可作为代     

简论杜甫湖南诗的政治意义——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同志亲临成都杜甫草堂视察,在翻阅草堂收藏的杜甫诗集之后指出:杜甫的诗是“政治诗”。一部杜诗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矛盾,揭露了封建政治的黑暗,表达了诗人的政治理想和对人民痛苦的同情,称之为“政治诗”是十分恰当的。千百年来人们对杜甫的评价,多从历史的角度(称“诗史”)或艺术的角度(称“诗圣”)着眼,这当然未尝不可,但往往由此而忽视了它的政治意义。毛泽东同志注意到这点,并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杜诗指明了方向。为了引起同行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我想就前人研究不多的杜甫湖南诗的政治意义作一简要论述。     

试论杜甫的政治理想与其诗歌创作的关系

杜甫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在杜甫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歌中,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是丰富广泛的,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也是复杂的,但其中最基本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内容,却可以用他的六句诗表现出来。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前两句代表了杜甫的政治理想,后四句反映了杜甫对人民的态     

论杜诗之“神”

盛唐的诗,是中国文化史的骄傲。李白、杜甫,是诗歌中盛唐气象的伟大代表。杜甫与李白的身世、经历有很大的不同。李白生于富商之家,腰缠万贯、良骏轻裘入长安。富裕的经济条件和满腔傲岸的才气,是他不肯“低眉折腰事权贵”的凭藉。杜甫虽然多次在诗中声明自己是名门之后,但家道中落,很早就陷入困顿。他有才气,有胸襟,却没有幸运。从早年“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生活并不好过。中年以后,官微俸薄,日子竭蹶。安史之乱,他被俘、逃亡、流浪,历尽艰辛,一直到去世,也没有过上太平而富裕的日子。生活困顿、命运坎坷与希望国家富强的雄心壮志的矛盾,现实的社会变化与诗人景仰的全盛日的矛盾,使杜甫走上与李白不同的创作道路,更多地     

不能说李、杜是盛唐诗人

李白、杜甫一向被称为盛唐诗人,是盛唐气象的代表,其实他们与盛唐诗人不同,他们的诗反映的不是盛世而是乱世。他们的成长正在唐代盛衰转折时期,也正是在这急剧的社会的变动中他们成熟为伟大诗人。裴斐在《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上     

试论杜甫诗的政治倾向

我国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文学史上是一位极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明确地指出,杜甫诗是政治诗。这就极为深刻地告诉我们,对于杜诗,应该着重将其作为政治诗来读。为此,就必须正确地分析杜甫诗的政治倾向。但是,杜诗本身却较为复杂,从表面上看,似乎存在着两种极为矛盾的倾向。那就是,杜甫一方面在自己的诗中将希望封建国家兴旺发达(“实欲邦国话”)作为自己所遵奉的至高无尚的原则(“至理”)。并将自己对于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忠心比作是葵花向阳的一种不可更改的本性(“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同时,他又以自己特有的细腻笔触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揭露了沉重的剥削与压迫给劳动人民     

读诗随笔

写在前面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高尔基也说过:“真正的诗——往往是心的诗,往往是心的歌。”(《给薇·叶·加克尔——阿林斯》)而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他对客观环境与自身经历的反映,即他的思想感情,也就构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诗,这种经过提纯而又形象化了的思想感情,就象一个窗口,可以通过它使人窥视诗人的内心世界。而这,是有趣的。这大概也是诗味的一种因素。 每个诗人都有一个内心的小世界,每首诗都是他要向别人打开的窗口。然而,“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过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的本阶级之外。”(鲁迅《南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     

浅议白居易诗中的人格形象

浅议白居易诗中的人格形象栾睿古典文学研究中，常把李白、杜甫、白居易称为“唐代三大诗人”，综观三家的诗歌创作，如果说李白以盛唐时代的理想主义精神给后人以深刻印象，杜甫以有唐一代的痛苦转折点为背景，写出了一个伟大灵魂中深重的忧患意识的话，那么，白居易的诗...     

浅议杜甫军事诗中的批判精神

杜甫的军事诗记载了战乱的许多重要事件,反映了拓边战争和安史之乱对唐朝政治格局、经济秩序和百姓生活的破坏。探讨杜甫军事诗中批判精神的原因,首先表现在宽广的人道关怀上,他以赤子般的真诚深刻地批判了战争的危害;其次,杜甫儒家仁者精神不仅仅局限在封建知识分子＂忠君＂的范畴之内,而是上升到关注国家命运的高度,并将之表达出来,这在封建社会是一种进步的人文现象。     

杜甫: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论杜诗创作与时代的关系

安史之乱是唐朝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转折时期,它不仅标志着唐朝从盛世之巅陡然跌落下来,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兴盛阶段进入没落阶段。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面对政治、经济遭到破坏,伦理道德崩溃,有的人堕落,有的人退隐,有的失去原有的生命热情,不再有盛唐诗人的光华,而杜甫却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创作出一系列被誉为"诗史"的伟大诗篇,成为中国文化上的伟人,原因何在？按照文学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一种文学现象发展到一个峰巅过后,有一个相当沉寂的阶段,或者是一个缓慢的过渡时期,开元、天宝盛世,中国诗坛出现的伟大诗人如群…     

杜甫与潭州臧Jie之乱

唐代诗人杜甫晚年饱经藩镇叛乱战争之苦 ,在他自安史之乱后长达 16年之久的逃难生涯中 ,大历五年潭州发生的臧之乱 ,是诗人最后经历的一次军事叛乱。这次叛乱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地方武勇兵变 ,它与杜甫后半生经历的多次大型战争灾祸相比 ,并无惊人之处。但因此次兵变发生在杜甫的垂暮之年 ,且直接导致了诗人生存条件的最终恶化 ,因而在其生命绝唱中留下了创深痛巨的记忆。杜甫暮年讨伐臧之乱的诗作 ,即聚焦着安史之乱后长期的战争灾祸 ,在诗人心中层层积压的国难、民忧、家仇与友恨 ,也集中反映了杜甫的爱国襟怀、民本意识、善良人性和嫉恶如仇的刚强性格。     

试谈《又呈吴郎》的人民性

杜甫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最广泛、最深刻、最真挚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疾苦。陕南有这样一首民歌:“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诗歌作了千万卷,不流千年存万古。”这便是人民对杜诗的公正评价。《又呈吴郎》便是这样一首深刻反映了劳动人民疾苦,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人民性的好诗。 这首诗写于诗人流亡川东,由襄西草堂迁居东屯之后。当时正值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而尖锐。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唐王朝的扩边政策,以及大地主     

杜甫与潭州臧玠之乱

唐代诗人杜甫晚年饱经藩镇叛乱战争之苦 ,在他自安史之乱后长达 16年之久的逃难生涯中 ,大历五年潭州发生的臧之乱 ,是诗人最后经历的一次军事叛乱。这次叛乱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地方武勇兵变 ,它与杜甫后半生经历的多次大型战争灾祸相比 ,并无惊人之处。但因此次兵变发生在杜甫的垂暮之年 ,且直接导致了诗人生存条件的最终恶化 ,因而在其生命绝唱中留下了创深痛巨的记忆。杜甫暮年讨伐臧之乱的诗作 ,即聚焦着安史之乱后长期的战争灾祸 ,在诗人心中层层积压的国难、民忧、家仇与友恨 ,也集中反映了杜甫的爱国襟怀、民本意识、善良人性和嫉恶如仇的刚强性格。     

李杜诗歌创作思想刍论

作为一个朝代的诗歌创作的领军人物,李白和杜甫的文艺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唐朝文艺思想的发展和变迁。他们对诗歌艺术的特殊规律各自进行了他人无法替代的独特探讨。李白对“清水出芙蓉”的诗美追求,反映了盛唐诗人特有的气魄和自信;而由盛转衰的社会转折,则为杜甫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他在客观、全面地评价历代诗歌成就和总结诗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的著名诗歌观。     

忧患的创世者——论艾青诗歌的抒情主人公

<正> 艾青是一位悲哀的诗人。他在《致亡友丹娜之灵》中说:“这歌声是你熟悉的——即使最欢乐的时候也有悲酸……”崇高的悲剧感充满了诗人的心灵,因为封建主义的礼教夺去了他少年时家庭的温暖,帝国主义的牢房囚禁了他青年时黄金的岁月,极“左”路线的镣铐锁住了他中年时响亮的歌喉,郁愤追随诗人的命运,并在诗中投下了浓浓的阴影。可是,强烈的时代感和使命感,又成就了诗人的现代艺术精神,充满忧患意识的创世者形象,就成为艾青的抒情主人公,艾青抒情主人公的特异性,反映出诗人高度个性的现代意识,和充满创造性的审美气质。     

排比铺张特一途——从《北征》谈赋的运用

《北征》是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名篇。这是一首基本上采用赋的手法写成的诗。毛泽东同志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中指出,“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肯定《北征》运用赋法的成功。认真研究一下《北征》运用赋法的成功经验,对今天的诗歌创作是不无裨益的。《北征》写于“安史之乱”爆发两年后的肃宗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安禄     

论郭小川诗歌的忧患意识

我认为,把郭小川称为“战士与诗人”,把他的诗称为“颂歌和战歌”,不是没有道理,却显得一般化。实际上,郭小川是新中国难得的一位忧患诗人。郭小川表现在许多诗中的,是对祖国,人民和人生、生命由爱之极,知之思之渐深而生长起来的一种崇高、强烈、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这种忧患意识,才使郭小川成为具有“过人胆识”的“思想战士”和诗歌大家”,才使他的诗蕴含着超乎时伐的较为丰富和深刻的社会忧患内容,才使他的诗独树一帜,呈现出人格的崇高美、思想的忧患美艺术的艰难美。现在,是深入认识郭小川诗歌忧患意识的时候了,这对当代诗歌的创作和研究都很有意义。     

儒道释结合熔铸百家的开放型思想——李白思想新论

在代诗人中,李白是思想较为复杂的一个。虽然在盛唐三大诗人中,他与杜甫、王维三足鼎立,分别有“诗仙”、“诗圣”、“诗佛”之称,然而,他的思想决非仅只一个“仙“字(即道家思想)所能包括的。儒、道、名、法、游侠,纵横、佛教、兵法、阴阳、杂家各种思想均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至于他的指导思想,过去都倾向认为是道家思想。诚然,道家思想在李白思想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道家的美学思想,形成了李白诗歌自然奔放的艺术特色,若论起政治思想、人生态度,在李白世界观占指导地位的,还是积极入世、希冀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