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精神先知和家庭奴仆的老李——浅析《伊甸之东》中怪诞的华人形象

国内文学评论界已经从多个角度研究了美国现代小说大师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但斯坦贝克笔下的华人形象长期以来并未受到评论家们的重视。本文主要分析了他的晚年作品《伊甸之东》中怪诞的华人形象老李。老李是西方文明的救赎者,他的出现是为了弥补作者的心灵创伤;而作家同时又把他塑造成一个顺从的、无事业的仆人和被女性化而无婚姻的男人。这反映了斯坦贝克复杂的思想,一方面希望用东方道教文明来拯救没落的西方,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东方主义那可恶的偏见。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的东西方文化考量

莫欣·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以“9 ·11”事件给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精英人群带来的创伤为切入点,考量了该事件在后殖民时代给东方族裔造成的文化身份影响与焦虑;从后殖民视角的东方主义、文化身份两个方面对作品中关注的东西方文化走向与融合问题进行后“9·11”反思,提出美国反恐战争陷入“越反越恐”的根源在于东西方的文化对峙,摈弃“文化霸权”、加强对话、促进交流是小说所表达的真诚主旨.     

徐悲鸿精神的现代性阐释

我们应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阐释徐悲鸿精神的现当代意义。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复杂性使徐悲鸿在今日遭到了多方面质疑,对此需要进行学理性清理。以社会为己任、以公共精神的关怀者和推动者阐释和守护世界意义(人文意义)是徐悲鸿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定。在后殖民时代凸显的徐悲鸿精神,鼓舞和启示我们在对民族化和现代化、本土化和全球化的二律背反的思虑中,加强民族自信,让东方发声而不成其为验证西方强大霸权的“他者”形象,以倡导东西方真正的对话交流。     

《鲁滨逊漂流记》与后殖民主义

在传统意义上 ,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鲁滨逊是一个英雄 ,他以其顽强、坚韧和智慧与艰险的自然环境作斗争 ,最终成功地成为荒岛的主人。但在后殖民主义视野的观照下 ,鲁滨逊这一英雄形象被解构 ,而代之以早期殖民者形象。在旧殖民体系已然瓦解的今天 ,西方文化市场仍存在一种倾向 ,即持“西方中心论”者歧视、扭曲东方文化 ,只有那些符合其心目中所塑造的“东方形象”的东方文化产品才有可能进入西方文化市场     

阿加莎“东方小说”中的旅行书写与殖民主义

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了二战前后的“东方小说”,多围绕英国人在英属殖民地的险恶经历展开，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和旅行书写特征。《褐衣男子》中的“帝国凝视”赋予白人殖民者绝对的权威性和优越感，同时又“他者化”非洲土著。但是东方想象、“他者”镜像以及殖民话语权威，却在《他们来到巴格达》中被巴格达的多元混杂空间中打破和消解。这些差异与阿加莎多年殖民地生活和工作经历有关，也能从中看出她对帝国殖民扩展的反思。     

"英国性"的表征抑或反思 ——以《辛格顿船长》为例

笛福的游记小说《辛格顿船长》顺应了十八世纪英国社会进行大规模海外殖民扩张的历史风潮,满足了读者对神秘而极具召唤性的异域经济和文化的极大兴趣.《辛格尔顿船长》的旅行主体以隐秘的非历史的方式将自身的偏见、歧视和贬抑等自然化,将"非西方"民族歪曲成落后于西方的"他者"形象,从而表征英国人的文明族裔性,鼓吹英帝国殖民贸易的合法性.同时,作为清教徒的笛福也秉着改善"英国性"的意图冷静思考着暴力殖民扩张的适度性,企图促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调整,从而加强对属民的统治.     

马克·吐温的“东方主义”再思考——以《马克·吐温的中国观》为例

《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四期刊载的论文《马克·吐温的中国观》从后殖民理论视角展现马克·吐温文化产品中的东方主义。作者用以引证的吐温演说“我也是义和团”中所存在的逻辑悖论和语义重心被“策略化”误读,而这一问题恰恰折射出其论述过程中稀释上下文语境、机械运用理论的弊端。因此,在为马克·吐温的文学粘贴“东方主义”标签时,应该充分对其“非东方主义”的层面给予关注,避免将吐温在某些作品中有关晚清中国人的字面表述简单等同于以中国为“他者”、强化西方中心论的东方主义再现。     

13世纪至14世纪欧洲人游记中的蒙古人形象

蒙古人西征打通了欧亚大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13至14世纪,欧洲的一些传教士和商人来到蒙古地区,留下了许多记录当时蒙古情况的书信和游记。通过对13至14世纪欧洲人游记、书信中的蒙古人形象的分析,探求这一时期欧洲人游记、书信中蒙古人形象的特点、形成原因及其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产生的影响。     

《蝴蝶君》的话语权之争

黄哲伦的《蝴蝶君》以人物聚散的离奇情节与细腻的心理刻画有力地颠覆了东方对西方依存关系的虚假命题。作者在其作品中试图解构东方主义、反击文化殖民并颠覆西方殖民话语权。由于作者的文化身份、成长经历以及他身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局限性,作品对东方主义的解构是有限的,特别是剧中人宋利伶的角色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他被看作是颠覆殖民话语的一次努力尝试,另一方面角色本身却强化了西方对东方的固有成见。     

清末民初西方人来华游记里的成都形象

清末民初西方人来华游记里的成都形象在与中国其他主要城市的比较中被建构,折射了西方人对本国现实的忧虑与不满,填充了他们对东方香格里拉的欲望。他们用西方工业文明和基督教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成都,既进步、开明又落后、保守的成都形象悖论是交织着真实与想象的镜像,是西方想象地图上的城市符号和表征帝国权力的场域。     

孙中山对“黄祸论”的批判

自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以后,几百年来,在一些西方人的头脑里,不时忽隐忽现地萦绕着“黄祸”的幽灵.到了近代,尽管许多东方国家都处于遭受西方殖民主义压迫、侵略的境地,但一些欧美国家里的少数帝国主义分子,依然经常大肆宣传各种离奇的“黄祸论”.他们在编造一些耸人听闻的“黄祸”神话的同时,又鼓吹用武力入侵、向东殖民、传播基督教等各种恶毒办法,来阻止中国的复兴,使中国永远沦于愚昧落后、贫穷衰弱的境地,以此来防止所谓的“黄祸”.孙中山从走上革命道路,直到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和设计建国方案的整个历程,恰好就在“黄祸论”最泛滥的时间;而他所从事的一切革命活动,始终是为了复兴中国,这就与“黄祸论”者处在尖锐的对立地位,他不可能对“黄祸论”的种种叫嚷置若罔     

第3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评述

自从19世纪以后西方哲学家特别注意起亚洲哲学来,虽远在19世纪以前,东西方哲家已不断地相互影响。因此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并不能划出鲜明的哲学界线。这在当代世界就更困难;因为亚洲领袖很少是纯粹“东方型的”。甘地的暴力见解,渊源于西方训练比东方训练为多;同样毛泽东的见解也是如此。唯心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不管是西方的或者东方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可能比“东方”和“西方”哲学之间的区别要大些。譬如历史上有名的中国,在各方面的态度和见地上可能与美国更接近而不是与印度更接近。东西方哲学的接近,和目前西方各种哲学派别——从托马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到存在主义、实证主义——的接近比较起来,并不见     

斯坦贝克《罐头厂街》中的东方主义哲学

斯坦贝克的著名中篇小说<罐头厂街>隐含着复杂的东方主义哲学思想.在这种东方主义思想的作用下,斯坦贝克在表现中国或中国人形象时非常矛盾,一方面,在建构新的道德体系时他借鉴吸收了中国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另一方面,斯坦贝克在作品中仍然采用东方在西方经验中的固定刻板模式来处理中国和中国人,这就使他笔下的中国既具有道家的飘逸又具有西方人眼中模式化的邪恶.     

16世纪初葡萄牙东方海上优势的确立

从葡萄牙人海外扩张的起因和条件,东方航线的开辟及里斯本──果阿──马六甲殖民体系的建立等方面,论述了十六世纪初葡萄牙向东方进行海上扩张,控制东西方贸易,建立殖民体系,确立其海上优势,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     

电影《安娜与国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评析简

电影《安娜与国王》是好莱坞据安娜·利奥诺温斯的自传体小说改编拍摄的反映19世纪泰国（当时称作暹罗）宫廷的故事。电影讲述了英国安娜在暹罗宫廷为暹罗王蒙库的58个王子和公主担任老师期间发生的故事。文章以爱德华·赛义德的“他者”和钱德拉·塔尔佩德·莫汉蒂的“第三世界妇女形象”等后殖民概念为理论基础，从安娜与暹罗国男性的抗衡及安娜与暹罗国女性的形象塑造差异等方面，对该影片折射出的西方后殖民文化霸权进行剖析，得出东方暹罗国只是作为西方英国存在的一个“他者”．东方男人暹罗王蒙库只是衬托西方白人女性安娜的一个“他者”的结论。     

解读他者:康拉德笔下的非洲

在后殖民语境下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是争议最多的作品之一。通过分析非洲地理地貌、非洲黑人、非洲语言在该文本中的建构,可以看出从地理空间到语言文化,他者是被解读的。对于"他者"形象的主观再创造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作家难以摆脱西方殖民主义话语的巨大影响,而西方评论界面对阿切比的指控时反应之激烈也印证了这一影响的根深蒂固。     

《暴风雨》——莎士比亚后殖民解读的一个个案

本文着力从后殖民的角度 ,重新探讨莎士比亚最后一部伟大浪漫传奇剧《暴风雨》的现实文本意义。围绕种族、性别、他者等后殖民关键词 ,就剧中故事发生地的历史依据所体现的殖民主义象征意义、剧中代表人物蕴涵的殖民话语中东方主义思维方式、被歪曲表征的被殖民者形象、后殖民语境下被殖民者的悲哀四个层面探讨《暴风雨》的殖民主义主题。揭示了普洛斯彼罗代表的西方传统人文主义虚伪的一面 ,指出它在殖民时代所蕴涵的殖民者的霸权本质 ,透视了凯利班象征的被压抑的被扭曲的“东方世界”的文化起因。     

《扶桑》中的他者化华人形象与自塑形象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既从19世纪美国社会的群体层面和克里斯的个体层面展示了西方话语中的他者化华人形象,又从扶桑代表的阴性和大勇代表的阳性两个方面全面构建出民族的自塑形象,以两种形象的并置实现了后者对前者的解构.严歌苓试图通过反转东/西、弱/强的既定模式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形成对抗,却因为仍然沿用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文本中对东方主义的抵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效.     

大千世界与人物心灵的动情描绘

东方人对西方世界常有许多梦幻,西方人对东方文明也有诸多神秘。于是,东方人想到西方去看看,西方人也向往着东方。因此,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观念浸透,便是我们这个世界不可避免的、经常存在的。 青年人富有好奇心,充满生命活力。在东、西方文化撞击中,他们往往不仅言,而且起而行,以热血和生命去闯荡世界,去体验人生。所以,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国青年中出现了奔向西方世界各国的热潮,真是一浪赶过一浪。文学作品反映这股潮流中的弄潮儿,描绘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实际体验,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近几年逐渐出现了一批“旅外文学”作品,颇引人注意。新近见到唐涛的长篇小说《东方少女读美国》(以下简称《读美国》,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便是其中的一部。     

医学人类学视角下《拉罗斯》中结核病和东西医学文化之争

《拉罗斯》是路易斯·厄德里克“正义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作品通过家族四代拉罗斯感染肺结核的事实,揭示了印第安民族被殖民的历史。文章从医学人类学视野出发,结合殖民医学视角通过分析肺结核的文化隐喻意义,批判了殖民统治的黑暗腐化,揭露了西方殖民者的伪善面目；同时,揭示了以西方医学科技和殖民医生哈尼弗特·埃姆斯为代表的西方理性带给印第安民族和文化的灾难,而印第安整体医学中的健康观、仪式疗法、音乐疗法所体现的人与人相互联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谐、爱的文化整体观则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从而质疑了殖民医学的进步性、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批判了短暂的西方理性,并表明了东方医学整体观的有效性和文化的永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