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司马迁之“愤”

《史记》与司马迁之“愤”刘振东山东曲阜师大中文系“抒愤”是《史记》的写作目的之一《史记》是司马迁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创造出来的，《史记》的价值之所在，就是司马迁的生命价值之所在。对此他有清醒的自觉，从他所谓：“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都大邑，...     

论司马迁的道德价值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先人有言：咱周公车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到手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有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只引篇名）显然。司马迁在此向我们昭示了他著《史记》的文化背景及其方法，即司马迁将自己伟大的史学创作置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以继承周公和孔子的事业为己任，以“正《易传》”和“继《春秋》”为其方法论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理论纲领。需要指出的是…     

由《闲情偶寄》看李渔尚俗的戏剧观

李渔毕生戏剧实践的经验与理论思考的成果主要集中在《闲情偶寄》一书的“曲话”部分。在这部分著述里，李渔从编剧原则和技≯吾的角度提出尚俗而不媚俗的要求，充分表达了他通俗化的戏剧观。李渔雅俗共赏的戏剧主张既是时代的产物，也与他个人的经历密不可分。     

论《史记》的基本特征——兼论鲁迅对《史记》的评价

现代研究《史记》的人都爱引用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句话。笔者认为它高度概括了《史记》的基本特征和司马迁的著书态度。细论之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史记》是司马迁受宫刑之后,“退论书策,以舒其愤”的发愤之作; (二)《史记》是“谬于儒术”的异端之学; (三)《史记》是效法孔子作《春秋》,即通过著书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著作;     

《史记》“太史公曰”抉疑

汉代史官称太史令,亦称太史公。司马迁曾任太史令,他自称太史公,又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太史公书》。(后世习称《史记》)因此,后人一直把《史记》中的“太史公曰”部分,看作是司马迁对史事的评论。     

重评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重评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陈桐生汕头大学中文系此前的《史记》学界普遍认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命题，而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是一个与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相对立的社会历史进步发展的观点。有的学者从《史记》的编纂...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说

司马迁创作《史记》一书的理论与实践,详见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其中主要是说:他著述《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是懂得天文星历的,曾主持过汉武帝时期修订历法的工作。因此,他所说的“究天人之际”,显然和风靡当时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受”等诸凡“多条祥”的说教是绝然不同的。     

释太史公自叙成一家之言

《史记·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司马迁传》所载的《报任安书》,都述其著《史记》是“成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于此无注。小颜注《汉书》,也空而不解。后世学者,中心习于史书记事的道理,多不注意此语,而不知此“一家言”之语是太史公明其《史记》一书性质的关键语言。裴氏《史记集解》等三家,疏忽此“一家言”之真义,所以只看太史公“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司马迁的天命鬼神思想探源

“司马迁崇拜上天,笃信天命,对自己,他以膺天命的万百年一出的‘命世者’自居自励,对社会,他以‘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天命观为尺度进行观察分析,总结其发展规律。”就连他花毕生心血编纂的《史记》的目的和内容也规定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①可见司马迁并没有摆脱天命鬼神观念的影响,在他身上还具有明显的天命观和神秘主义思想,本文就其天命鬼神思想之渊源,略作探讨。司马迁的天命鬼神观在《史记》中有突出的反映。《史记》不少地方重复了今文经学家神化古代帝王的说法。如说黄帝“生而神灵”,“有土德之瑞”;帝颛顼“依鬼神…     

无题

《史记》自从被定为“正史”之后,连同它的作者司马迁,声誉与日俱增,时至1955年纪念司马迁逝世二千一百周年这个盛日,更成为举世的一件大事。可是,自从汉武帝天汉二年秋开始,司马迁的遭遇以及他的死,因本文属于补白,无力论述,仅就《史记》本身的遭遇,提供一、二例证,以见共何等不平! 《汉书,东平思王传》:“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司马迁关于“势”的思想

司马迁写《史记》提出了自己的作史目的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与此相应,他还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等作史原则。表面上看起来,司马迁似乎没有正面阐述出他的治史理论,但仔细考察整个《史记》的记叙和论说,可以认为,关于“势”的思想就是司马迁治史理论的一个核心部分。本文想就这一问题提出些粗浅的认识,以就正于同志们。     

《史记》的文学价值——《史记》不是官书,而是私人著述

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不仅在史学范畴创造了通史、正史的先例,被称为史书的“极则”,也在文学领域中,创造了纪传体散文的典范。兹仅就其文学方面的价值。略述于下: (一)《史记》纪传文学的宝贵根据 《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列传”和一些“本纪”、“世家”中。考其根据,应有三个方面,都是极其宝贵的。 其一,在思想方面,主要导源于儒家,其次也受道家和法、墨诸家的影响,既有继承,又有改造,这在当时显然是进步的。司马迁十分尊重孔子和六经,《史记》之作,就是标榜《春秋》而又有所发展改造的。班固说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先黄     

司马迁悲剧与结局新释

天汉二年，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腐刑，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司马迁罹祸被刑的主因在内而不在外，这一点似乎尚无人论及。司马迁的思维空间一直停留在“百家争鸣”时代，又错误地认为汉武帝是有道明君，这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内因，“李陵之祸”不过是外部条件。受刑后，司马迁彻底地认识到现实的冷峻和严酷，为了完成父子相传的伟大事业，他隐忍苟活，在完成《太史公书》后的某一天悄然而逝。     

唐宋八大家与《史记》

《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直接的是散文。司马迁的散文在我国文学史上被视为巨擘，被后人当作一种典范，从唐宋八大家到明代的归有光、清代的戴名世、方苞等，都是高举学习《史记》的旗帜的。从他们对《史记》的推崇和师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史记》对古代散文的兴盛发展，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一、韩、柳与《史记》朝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著名领袖、杰出的散文家，他们都十分推崇司马迁，十分爱好《史记》。柳宗元最了解韩愈，在当时他就说过：“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韩愈自己也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     

荆轲并非“壮士”

荆轲是众说纷坛的历史人物.现就荆轲是否 “壮士”略抒管见,以就正于方家.荆轲刺秦王史实主要见于《燕丹子》、《战国策·燕策》和《史记·刺客列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燕太子》)实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其他多鄙诞不可信,殊无足采.”《战国策·燕策》和《史记·刺客列传》有关记载几乎雷同.据清人方苞考证:“《国策》本无是文,或以《史记》之文入焉.”(《方望溪先生全集·书刺客传后》)司马迁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     

老子新考

老子,相传是春秋末期的老聃,其姓名和生卒年已难详考。较早记载关于老子事迹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但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居然出现了三个老子:一个是和孔子同时的老聃,一个是老莱子,一个是周太史儋。他还连用“或曰”、“莫知其所终”,“世莫知其然”等词句。令人莫知所从。老子到底是老聃(李耳)?是老莱子?还是太史儋?实际上,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隐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印太傅,因家于齐焉。”此外,《史记·老子韩非列     

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之异旨

司马迁撰《史记》作经济史著《货殖列传》、《平准书》、《河渠书》,其中寓含了卓越的经济思想。班固撰《汉书》亦作经济史著三篇,名为《货殖传》、《食贷志》、《沟洫志》,其中亦体现了他的经济思想。班固本之其父批评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并认为是“其所蔽也”。那么,班固的批评当否?司马迁和班固的经济思想有何异同?本文拟对其互异的经济思想。进行初步考察。     

司马迁对儒家思想的扬弃

司马迁尊儒而不愚，继《春秋》而作《史记》，“述往事，思来者”，“成一家之言”。体现了司马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