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全景性”战争文学代表作《围困》的特点

一 苏联从六十年代中期起到八十年代,陆续诞生了一批“全景性”、“史诗性”的卫国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如邦达列夫的《热的雪》、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三部曲、恰科夫斯基的《围困》、普罗库斯林的《命运》、斯塔德纽克的《战争》等等。其中,恰科夫斯基的《围困》篇幅最大(近二百万字,比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多六十多万字),是最能体现“全景性”战争文学的特征的代表性作品。     

关于“所字结构”源流的思考

汉语中的“所字结构”，其来源甚早，有人主张将其中的“所”字视为代词，也有人视为助词。目前学术界对这种“所”字形成原因的研究还较薄弱。本文从这种“所”字形成、发展源流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它原本是一个名词，后来由于汉语语序结构模式的代换，逐渐蜕变成了一个助词性的语言成分。     

苏州评弹的艺术特征

苏州评弹(苏州评话与苏州弹词的合称)是用吴方言讲故事的说唱艺术。苏州评弹的艺术特征,可以从它和小说、戏曲的比较中清楚地看出。评弹和小说的异同评弹和小说都是叙事的情节性艺术,有人物形象。评弹的演出脚本,如同一部长篇小说。曹汉昌的《岳传》一百多万字,徐云志的《三笑》也有近百万字。十几万字,可说上半个月。从脚本看,评话以散文为     

“白痴”的形态，基督的化身

长篇小说“白痴”被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理想”—基督的杰作。同时对小说中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基督”形象的理解已经成为俄国文学批评的“永恒问题” ,这是个极其重要的艺术形象 ,恰当地阐释这一形象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作品中“基督”这一文化符号的理解。     

微型小说泛论

一小说是一个家族。从篇幅和容量来说,这个家族的成员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微型小说。微型小说,比起它的大哥二哥——长篇与中篇来,它的篇幅微、文字少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与短篇小说的界限就不那么分明了。鲁迅的《一件小事》和契诃夫的《变色龙》,     

施勒格尔的小说理论与创作

施勒格尔从理论与创作两方面彻底打破了古典主义的体裁规范,确定了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文体地位。他认为小说是一部浪漫的书,是唯一能与古典悲剧媲美的现代文学体裁。施勒格尔在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中发现了能契合他小说理想的新形式与新结构。施勒格尔的小说《卢琴德》被视为浪漫派最大胆的小说实验,小说从实践上深化了施勒格尔对小说的理论思考。     

掌故小说大家——许指严

一在民国通俗作家中,如果说张恨水以言情小说见长,李涵秋以社会小说取胜,程小青以侦探小说知名,不肖生以武侠小说赢得时誉,而徐忱亚则因《玉梨魂》等小说被人们目为衷情小说巨子……那么,许指严则是一位十足的掌故小说大家。许指严(?——1923年),名国英,字志毅,别署砚耕庐主,又字弹花阁主,江苏武进人。他的小说大都以“许指严”为笔名,取“志毅”之谐音。1919年,在上海《小说新报》发表长篇小说《京华新梦》时,则又以“指严”署名。他生平著述小说约40余种,什九属于掌故性质。因此,他逝世时,有人这样认为:“指严死,掌故小说与之俱死。”①。确是反映了部分实情。     

《沉船》主题辩

《沉船》是泰戈尔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但国内学术界对这部作品主题思想的理解却不相同。多数学者将其列入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范畴,认为小说“揭示了封建婚姻制度与争取婚姻自主的青年男女之间的矛盾”,“批判了包办婚姻的危害”,并“通过罗梅西的形象,揭示了印度资产阶级反封     

思索的小说——昆德拉的小说学与史铁生的《务虚笔记》

史铁生的《务虚笔记》自发表以来 ,一个较普遍的看法是它不像小说。本文以昆德拉的小说学为视点 ,剖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人物形态、故事逻辑和对话开式 ,认为它是一部走在以小说合并哲学的道路上的杰出的“思索的小说”     

王金铃的《虞舜大传》(出世篇)简评

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之林 ,可以称之为“大书”,或可以冠之以“巨著”的书并不多见。但王金铃新著《虞舜大传》(出世篇 )却可以当之无愧地这样称谓 ,相信你读过这本 4 2万字的描写史前文明的“大部头”,就会论定此说不虚。王金铃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兼作家 ,迄今已著译小说、文论煌煌 30本 ,近 1 1 0 0万字 ,可谓著作等身。他以译介美国著名作家华莱士小说盛名于世。人们很难想象出 ,他何以推出这样一部骇世惊俗的拓荒之作。作者以十五六年的不懈努力 ,考古、考证、研究史前文明史的各个层面 ,如 :农耕、狩猎、制盐、冶炼、陶瓷、军事、姓氏、宗…     

《红楼梦》吸烟小考

《红楼梦》一部大书 ,书中吸烟描写仅有两处 ,但《红楼梦》中贾府人物其实是吸烟的。书中没有对吸烟作太多描写 ,其中既有主观原因 ,也有客观原因。弄清个中原因 ,有助于加深对《红楼梦》理解。     

《海浪》中颜色词语使用的心理情结与象征意义

本文以沃尔夫小说《海浪》中的两个女性对色彩词语的使用为例,指出人物的色彩词语使用与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是相呼应的,颜色词语的使用完成了人物的心理情结表述及其象征意义。     

论拟声词、叹词、语气词皆“摹声”

拟声词、叹词、语气词都建立在摹声的基础之上,彼此间有着错综交织的关系,以往主要侧重词汇或语法等单一角度对它们的研究,引发了一些片面或模糊的认识,本文强调应结合修辞或语用进行研究,并对某些相关认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拟声词、叹词、语气词等都是产生于摹声造词或摹声用词。     

《同文类解》汉译语词研究

《同文类解》是朝鲜王朝司译院编辑的一部汉—韩—满三语对译分类词汇书。通过对照该书的韩国语、满语对译来考释该书的汉译语词,发现该书大量汉译语词较好地反映清代乾隆年间＂汉儿言语＂的口语特点,部分语词还呈现出东北方言独有的特质。少量语词是受编著者母语韩国语影响的不规范表达方式。     

何物“人权”是非多？论“人权”的内在“悖论”及其被利用

针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人权外交”中经常出现双重标准的现象,文章认为人权所包含的自由和平等要求,实际上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体系,此即“商赋人权论”;但是,由商品经济产生的人权体系都是一个具有“悖论”特征的组合体,不仅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均可以用自己的尺度理解自由和平等,而且人权本身所包含的自由和平等本身就是彼此冲突的,等等。由此,可以按照逻辑推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人权外交”中不断出现双重标准现象,正是他们利用“人权悖论”的结果。     

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的汉语借词研究

借词是语言、文化接触的产物。然而,借词的研究价值不限于两种语言文化的研究,对借入和借出语言的历史研究也有特殊的意义。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汉语借词的音译情况给我们传递了元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截然不同的声韵母信息。     

撑向彼岸的渡船——《边城》的一种解读

渡船在小说《边城》中, 不仅是一种象征,更是一种具有原型意味的意象。它作为通向彼岸世界的承载物, 对应于小说的故事叙述,通过《边城》富于生气的描绘, 使之成为一种文化的原型。它暗示了一种诚与善的文化的不完善性。小说因此透视人生命存在的本质状态,实现了它的形而上意味。     

改革开放以来汉语借词的社会语言学透视

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词汇平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大量借用外来词语,主要涉及日常生活、教科文、经济和管理领域。这些汉语借词不仅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重大变革的丰硕成果     

唤醒遗忘的记忆——《所罗门之歌》中美国黑人民族主体性建构

虽然经过第一次解放,美国黑人今天依然面临被美国白人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危险。文章从主体性视角出发,对托妮·莫里森的名著《所罗门之歌》中黑人的民族主体性建构进行了探讨,指出在彼拉多和吉他的引领下,作为第三代黑人代表的奶人记忆中沉睡的民族性被唤醒,毅然重返黑人世界的精神家园。奶人这一民族主体性重建的成功塑造展现了黑人成长的历史进程。     

拟声词拟态化在《诗经》中的应用研究

《诗经》中有些叠音的拟声词,其构词单字即已可表达重叠时的词面意义。以往研究多从修辞、语法（含词汇学）的角度入手,语法方面也多注重构词问题,少有论及这类词作为onomatopee的特性,利用日语学界关于onomatopee 的研究成果,对《诗经》中拟音向拟态转变的词语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诗经》中部分单字或叠词常常使用于某一类情境时并不用来拟声,其固定地与另一组不视为拟声的单字或该字所构成的叠词对举,为了共同营造某种意思,此类单字或叠词的拟声性格已弱。比如“肃”与“雍”常配套使用,前者未见有拟声之说,后者常被解作拟声词;然而在配套使用的情况下,“雍”字又并非都能够解为拟声。又据这类词拟声与非拟声时的语义关联,可知这些词其实有拟音、表意两种功效,且该两种功效互相有所关联。分析可知这种词的表意或拟态出于拟音,这种由拟音而拟态的情况在现代汉语中也可见到,不少理应是拟声词者,实际使用中由此可逆推某些通常不视为拟声的词,其源头或许也是拟声。前人关于这种nomatopee 的注释分歧,有些即出自对拟音或拟态的关注侧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