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梨洲“乞师日本”史实考

关于黄梨洲有无乞师日本之行的问题,在现存梨洲遗著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全祖望在乾隆初年撰写《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时,是曾感慨史家对于“起军、乞师、从亡诸大案”记载不详。至同治年间,梨洲七世孙黄炳?编写《黄梨洲先生年谱》时,曾猜测梨洲由于当时忌讳甚严而“欲使起军、从亡、乞师诸大案泯没其迹,以避无妄之灾”,但他们都是肯定梨洲有乞师日本之行的。近代梁启超曾撰《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饮冰室文集》之四十),对全祖望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梨洲有“避仇”日本之行而无“乞师”日本之举。谢国桢氏所著《黄梨洲学谱》对全、梁之说持“存疑”态度,实际上加深了人们的怀疑。今人论著中或持全氏之说,或申梁氏之疑,或持两可之说,致使这个问题成为悬案,迄今没有定论。     

黄宗義《思旧录》考略

《思旧录》为黄宗羲追念昔日师友之作,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和始终不渝的民族气节,但某些篇章也反映了作者对农民起义的阶级偏见。全祖望《梨洲先生思旧录序》云: 梨洲先生产于百六之际,其生平磨蝎之宫、野葛之饷,有为世人所不堪者,而百年中阅历人物,视兖公(指北宋欧阳修——光注)有过之而无不及……。先生碑、板、传、状,文字最多,其《思旧录》则其追怀朋好,杂录见闻,肠断于甘陵之部,神伤于漳水之湄,缠     

《滇考》作者考

《滇考》一文被编入《梨洲遗著汇刊》,黄宗羲是该文的作者似无疑义。然而,已有人怀疑,《梨洲遗著汇刊》初刊于宣统庚戌(1910年),何以此前二百余年诸家黄宗羲著录从未提及此文?如果是新发现,编纂者对此文的由来及发现的经过为什么不加说明?这不能不怀疑编纂者将《滇考》列为黄宗羲遗著有无确据。     

黄宗羲避乱第泗门小考

黄宗羲晚年(65岁)奉母避乱第泗门轶事,《清史稿》本传及其他专著均无记载,清黄炳(?)《黄梨洲先生年谱》中虽有提及,但语焉不详。笔者考索了《乾隆余姚县志》、《光绪余姚县志》、《余姚六仓志》、《东山志》等方志资料,查阅了黄宗羲遗著,并实地勘查了遗迹,将共始末钩稽如次: 康熙十三年(1674年),靖南王耿精忠起兵反清,派大将曾养性等进犯浙江,龚万里也据余姚大岚山遥相呼应。“时群盗满山”,黄宗羲家乡贽竹浦亦受其害。为避兵乱,黄宗羲奉老母携女孙投后第泗门友人诸九征之“半草堂”。他在《避地赋》中记述当时情况:“……奉老母而窜于海隅。累古书之千箧兮,牵家具之一车。襁女孙之三孩兮,因世乱而怜渠。一室分为庖湢井臼兮,盈丈而共鸡犬图书。”他在这种环境里避居长达半年,虽境遇背晦,但他仍然勤奋著述,不忘奖掖后进。他校定了其六世族祖     

黄宗羲的《留书》保存在天一阁

我国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清顺治十年,即他四十四岁时,写下了一篇重要著作《留书》,而至今三百多年,一直不曾公之于世。《留书》是否尚存人间?这是研究黄宗羲的专     

渤海史识微

一、“许国公”和“震国公”《旧唐书·渤海传》谓大祚荣“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振”,《新唐书》作“震”)。溯言“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事不及乞乞仲象。如此,大祚荣何以自称振国王之缘由不清,读者亦无从推知。而《新唐书·渤海传》记营州起事时,则首述乞乞仲象。谓“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述及祚荣,则阐明其为乞乞仲象之子,后“祚荣即并     

关于清人陶方琦的一则史料订正

《浙江学刊》一九八二年第四期所载《姚振宗与快阁师石山房丛书》一文,在评述清季目录学家姚振宗生平时提到:“一八八四年,陶方琦督学湖北,纂修《湖北通志》,他(指姚振宗)应聘编纂《湖北艺文志》十四卷。”在这段话里,陶方琦督学的时间和地点都是错误的,兹考订如下: 据该文注中说明,上面那段话的史料依据是《文澜学报》一九三五年第一集上刊登的《姚海槎(振宗)先生年谱》(陶存煦编)。实际上,该年谱是这样记载的:“光绪五年已卯(一八七九年),……陶方琦奉命督湖南学政”,“光绪七年辛已(一八八一年),……秋,陶方琦在官丁母忧归里”。“光绪八年壬午     

黄宗羲的真理观片论

一、“寒芒熠熠,南雷之村”黄宗羲晚年自号“南雷”,似乎别有深意。康熙二年癸卯(1663年)他五十三岁写成《明夷待访录》一书的《题辞》,自署“梨洲老人识”,“梨洲”一号以后并不常用;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年)他六十六岁在《留别海昌同学序》这篇名文中,慨然自称“余南雷之野人也,气质卤莽”,同时,猛烈抨击当时道学圈子中空疏狭隘,“封己守残”的学风。此后,他编定自己的文集、诗集以及《黄子留书》等,均冠以“南雷”二字。全祖望就其处于“贞元之运”的一生学行,赞之为:“鲁国而儒者一人。矧其为甘陵之党籍,厓海之孤臣。寒芒熠熠,南雷之村。更亿万年,吾铭不泯。”且谓其“建续钞堂于南     

黄宗羲 刘宗周思想比较初探

一个是被誉为封建社会的皦皦完人,一个是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启蒙思想家。如嵇文甫先生所言,梨洲之学,远宗阳明,近承蕺山,但考察黄刘关系的文章至今付之阙如。本文仅宇宙观与人性论方面,并结合两人所处的时代,作一剖析。一黄宗羲的哲学与他的明快锐利的政治见解相比,每每给人以晦暗驳杂之感,以致迄今众说纷纭。其实,黄宗羲的哲学是以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力图使各种对立的观点折衷为特点的。除了人所共知的“盈天地皆心也”“盈天地皆气也”这二个自相抵牾的哲学命题同见于《明儒学案》外,还有“尽天地间皆是理”(《答忍庵宗兄书》这一全称判断。     

徐福研究述评

徐福,是《史记》中记载渡海寻仙的方士。在中国,这是一个流传了二千多年的古老传说。“徐福率童男童女东渡日本”的故事,南北皆递,东西鲜异,口碑承传,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然而,由于太史公在《史记》中仅赐略略数十文句,且语焉不详,遂使学子却步,史家不语。徐福之事几成湮没千载的一段公案,更是难登学术研究之殿堂。 1982年全国地名普查时,于江苏省赣榆县金山乡发现徐阜村。1984年4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罗其湘、汪承恭先生《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一文,     

俞樾与中日文化交流

俞樾是清末著名学者,他未曾东渡日本,但著述和墨迹在日本国广泛流传,对近代日本的经学、诗歌,书法艺术等方面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一、俞樾著作流传日本及其在学术界的影响俞樾在学术上被士林推为“一代经师”,文坛“岱斗”。著述宏富,仅收在《春在堂全书》中的著作就有一百七八十种,达五百卷之多。对于俞樾的成就,时人及后人曾给以高度评价,谓其“上窥许、郑之室,下摩顾、阎之垒”①;赞他“戴、段、二王后,惟公学最纯;毛、朱、王、钱辈,惟     

王阳明《答聂文蔚》第一书成年辨正

此书收《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即《传习录》中篇,系阳明重要论学书札之一。《阳明年谱》载此书于嘉靖五年丙戌条下,谓“八月答聂豹(文蔚)书。”按《阳明年谱》嘉靖三年甲申条记:“十月,门人南大吉续刻《传习录》。《传习录》薛侃首刻于虔,续刻于越。”钱德洪《传习录》中篇首序云:《答聂文蔚》之第一书属“元善(南大吉)所录之旧,”钱氏仅照此移录。故此书不可能成于嘉靖五年,只能成于嘉靖三年十月以前。此书已倡致良知,《年谱》正德十六年辛已条云:“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故此书又当成于正德十六年以后。     

蒲松龄设馆教书时间的考证

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由于家境窘迫,中年以后不得不到“缙绅先生家”设馆授徒。蒲松龄究竟何时设馆教书?路大荒先生,《蒲柳泉先生年谱》的“康熙十一年壬子(一六七二),先生三十三岁”条中写到:“初馆于同邑名人西铺毕际有家。”下引王洪谋的《柳泉居士行略》作为依据。 蒲松龄何时撤馆归家,路先生《年谱》的“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一七一○),先生七十一岁”条中写道:“先生自是年家居”。下引蒲箬的《柳泉公行述》、《祭母文》作为证明。,。一由此q却,路先生认为蒲松龄。十。岁设馆教书,七十一岁撤馆家居。前后教书凡三十八年。但在《年谱》“康…     

扫历史尘埃 还本来面目——丁鼎《牛僧孺年谱》评介

扫历史尘埃还本来面目——丁鼎《牛僧孺年谱》评介樊文礼牛僧孺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但是人们对他的了解，大都仅局限于“牛李党争”这一事件上，并且其中尚有不少误解之处。丁鼎先生的近作《牛僧孺年谱》（沈阳：辽海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是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关于...     

黄宗羲与甬上证人书院

黄宗羲自康熙元年南明监国鲁王卒于金门,郑成功病逝台湾后,感到抗清一时无望,于是始放弃抗清武装斗争,从事著作和讲学,按他自己说法,则是从“游侠”而厕身于“儒林”(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他讲学所建立的甬上证人书院,是清初著名书院之一,开创了康、雍、乾三代屹立于东南而其精神影响到清末的浙东学派。一黄宗羲讲学,康熙三年始于语溪,六年次于会稽,七年继于宁波,十五年终于海昌。甬上证人书院建立较迟而影响最大,他自己也说,甬上“一时多英伟高明之士”(《董吴仲墓志铭》),这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的:     

《周草窗年谱》订误

关于周密的年谱,迄今只有三种:一是清人顾文彬所撰之《周草窗年谱》(清光绪二年刊,《过云楼书画记》卷二附见);一是冯沅君所撰之《草窗年谱拟稿》(1927年1月刊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四号);一是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所撰之《周草窗年谱》(收入《唐宋词人年谱》,1955年6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79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新1版)。夏谱初稿完成于1935年3月,以后又与有关学者反覆商榷,几经修改,历时数十载才正式付梓,故内容充实,考订精审,足以成为后人撰写年谱之范例,其学术价值之     

论儒学观念与日本的现代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迅速发展为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于是,驱使日本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课题,便自然成了各国众多学者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仅就儒学观念在日本的历史轨迹和独特功能、儒学观念对日本现代化的精神驱动、日本当代儒学观念的蕴涵与效应略陈拙见。一、历史轨迹与独特功能:儒学在日本日本原本并无儒学,中国才是儒学的故乡。根据《日本书纪》所载,儒学典籍的东渡,最早经由朝鲜。应神天皇16年(公元285年)。朝鲜的百济博士王仁将《论语》和《千字     

《韩诗》遗说在日本的保存与传播

由西汉学者韩婴开创的《韩诗》学派是汉代官方《诗》学的重要流派之一,但多数著作已亡佚,仅有部分佚文借助中土古籍的征引而得以保留。清人对这部分材料,已作了较为完善的辑录。但是,日本有不少以汉文撰写的古文献也曾载录了部分《韩诗》佚文,其中多有未见于中土者,据此可对清人辑本进行订补。同时,结合相关文献与史料记载,可对《韩诗》遗说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做出分析。可见保留在日本古籍中的《韩诗》遗说具有文献学和传播学的双重价值,值得介绍与研究。     

修德而后可讲学——论《明儒学案》的精神

长期以来,学界主要从哲学、学术史、体例学等方面来研究《明儒学案》,很少有人从修德角度来探讨《明儒学案》。其实黄宗羲的创作宗旨在于修德,《明儒学案》的精神是“修德而后可讲学”。围绕着修德,黄宗羲从三方面来评论明代学术:一是修德重在自得,学术要在自家身心上生根。二是修德深浅关乎学术深浅。判断学术深浅要考察其圆融性和深刻性。圆融性要求说话前后一贯,理论没有矛盾。深刻性可以从如何解决本体与工夫,从如何回答理-心凑泊、儒-释分别这两个问题,从如何进行学术辩论,从如何讨论同一个话题这四方面看出。三是修德具有效果,可以使人坦然面对贫穷、危险、死亡,可以“所过者化”。本文通过考察黄宗羲对明儒学术的评论,再现了黄宗羲修德的深浅,建构了黄宗羲的修德理论,同时期望引起现代学者能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深刻反思。     

陈元赟及其《老子经通考》

陈氏为明末清初之际流寓日本的浙籍学者,对日本的学术、技艺和中日文化交流贡献颇多,在日本被尊为“先哲”。然而,在我国却鲜为人知,对其生平、在日活动事迹及著述的研究更为罕见。本刊这期发表衷尔钜的文章,对陈氏其人及主要学术理论著作《老子经通考》作了介绍。认为他对《老子》一书的许多概念、范畴、观点的解释,自成一家,有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