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伯乐》的讽刺艺术

长篇小说《马伯乐》是中国现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萧红在香港时期,在贫病交加,个人心情极为恶劣的条件下所写的一部力作.书中描写了抗战初期国统区的混乱和狼狈,刻画了马伯乐等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惊慌失措纷纷逃跑的投降主义者的嘴脸.在当时给世人一个警醒,也给历史留下了一幅难得的战乱世俗图.通过作品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作家那爱祖国、爱民族、疾恶如仇的内心世界,也使我们在欣赏这部讽刺之作的同时看到了作家艺术个性的丰富性和创作潜力.从萧红创作的整体情况看,她并不属于讽刺作家一类,但她的《马伯乐》这部揭露中国抗战现实中“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的作品,却充分地显示了萧红出众的讽刺才华和独具的特色,展示了讽刺艺术的特有魅力.在《马伯乐》中,作家的讽刺艺术具有如下特点:1.在对丑类给予辛辣讽刺的下面,深埋着作家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俄国文艺批评家谢德林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讽刺必须使读者体会到讽刺的创造者赖以出发的理想”萧红写马伯乐,是愤怒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主义,民族失败主义及亡国论,旁及各阶级落后层的麻木不仁和惊慌失措的逃跑主义.作家运用讽刺的手法对此表明了批判的态度,从而也展示了作家反对外敌侵略,反对投降,热爱祖国和民族的赤子之心.例如作家在对     

论《马伯乐》的女性视角

本文主要从女性视角的角度论述了萧红的长篇小说《马伯乐》,认为《马伯乐》对传统观念中的“大丈夫”形象作了彻底的否定和消解;它是萧红独特的战时生活体验的抒写,在艺术上也充分显示了一名女性作家观察生活以及表述方式的独特之处。     

论萧红小说的反讽叙事——以《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为中心

现代作家萧红的文本内部存在着种种差异,这一特征源于反讽叙事。诸如《生死场》中场景的并置构筑了文本的丰富主题;《呼兰河传》中叙述者与童年、成年的我三种视角的杂糅使得文本内部呈现温情与荒凉的多重色调;《马伯乐》中悲凉而倔强的萧红面对世人冷遇不惜反叛自己成熟的风格,实践着对男性文本的滑稽摹仿,人物自身、仿本与原文本之间存在多重差异,重复的反讽成了笼罩文本的叙事动力与美学风格。     

批判高本汉和马伯乐的汉语语法观点

近代的中国语言学,受到西方唯心主义的语言学术的影响颇大,就中影响最直接最深远的是高本汉和马伯乐。他们的影响,不只限于中国语言学,而且渗透到普通语言学和哲学领域。由于他们的影响,许多外国人,甚至有一些中国人,对汉语,进而至于对中国人的思维和中国文化,发生了许多错误的看法。为了中国语言学的健康发展,为了维护祖国的荣誉,必须对他们的观点和影响加以清算。本文就是试图从语法学方面,对高本汉和马伯乐的错误观点,进行批评。这里顺便指出,把作为语法学家的高本汉、马伯乐,     

浅议马理《周易赞义》道德修养论

<正>马理(1474—1556年)字伯循,号溪田,三原人(今陕西三原县)。明朝正德年间进士,明朝中期三原学派著名理学家、经学家,和吕柟、王恕、杨爵等同为明朝关学的中兴者。《周易赞义》是马理阐释《周易》义理的易学著作。本文研究的《周易赞义》载在《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卷,是     

伯乐小议

经过“四人帮”长期的摧残和破坏,人材奇缺,已经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的矛盾。很自然地,人们又想起了伯乐相马这个古老的故事。当然,我们现在欣赏这个故事,只是从善于发现人材、培养人材这一点上取其一般意义,至于用伯乐相马来比喻发现人材,却是封建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细想伯乐相马故事得以产生和流传的历史背景,以及关于伯乐的种种议论,包括韩愈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名言,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封建社会中,人材能以罕见的千里马称之,虽说常有,其实是不多的,而能称之为伯乐的,就少而又少了。这并不是说,封建统治阶级都和“四人帮”一样愚蠢,不知道     

伯乐驯马

秦穆公让伯乐给他寻几匹千里马,只过了半年,伯乐就找到了五匹。秦穆公非常高兴,重赏了伯乐。过了一年,秦穆公找到伯乐,问他：“你去年给我找的那五匹千里马,是不是真正的千里马啊？”伯乐说：“臣怎敢欺骗您呢？我去年给您找的那五匹马都能日行千里以上,全是真正的千里马。”秦穆公说：“我昨天让它们跑了一次,一天一夜的时间,它们怎么连八百里也跑不了啊？”伯乐说：“请问大王,这一年来,您是怎么驯养这些千里马的呢？”     

《蒙古人与马--蒙古族马文化大全》评介

由芒来先生主编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蒙古人与马———蒙古族马文化大全》一书正式与读者见面。该书共分 9章 5 3节。“良骏万年———人类马文化的故里”一章 ,主要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角度 ,阐述了中亚蒙古高原是人类发源地和马发源地的双重性和一致性 ;“旭日初升———蒙古族马文化的起源”一章 ,以岩画和化石等为依据 ,论述了人类乘马技术的创造和发展 ,从而阐释了中亚蒙古高原是蒙古族马文化的发源地的新论点 ,纠正了人类马文化是从西方传入东方的观点 ;“大鹏展翅———蒙古人相马学”一章 ,从蒙古族传统马业学和民俗学的角…     

伯乐与曹丘

<正> 伯乐以善于相马知名,曹丘生以揄扬“说项”称世(注)。这两人都是历史上的典型人物,但毕竟有所不同。在伯乐的眼睛里,无论牝牡骊黄,唯千里马是选;而曹丘生因为看重的是人不是马,便不能不杂以好恶和偏私。他和季布开始并不相识,但由于他不遗余力地为季吹嘘,终于使原来厌恶他的季布大受感动,得到“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的好处,并且还     

《东岳论丛》专栏作者介绍 马新

马新，河南商丘人，1959年生，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82年本科毕业后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为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85年回山东大学历史系执教，并读在职博士研究生，获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农业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山东民俗学会副会长。学术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社会史、古代政治史和传统文化方面，在中国古代多村社会史方面着力最勤。自八十年代初开始研究汉代乡村社会，历时近二…     

说说伯乐的失误

最近翻阅史籍,发现伯乐有明显的失误之处。据史载,有一次,有个秦国人牵了一匹马到市场上卖,一连三天无人问津。于是他就去求伯乐帮忙。他说:“我请您去看一眼我的马,只儒看一眼,然后请在离开时回头再看一下,我会重重地酬谢您的。”伯乐答应了,去看了那匹马一眼,离开时又回头瞧了一下。他刚离开,马的身价立刻增长了十倍,卖出去了。在这个过程中,伯乐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伯乐不论是为了得到好处才去的,还是违心地去的,总之,他还是按照别人的意图去了。我想,那匹马未必是什么良马,如果不是伯乐去看上那么一眼,那匹马的身价就不会那么高。伯乐不能坚持原则,使劣马混同于千里马,后果是严重的。     

伯乐就是你自己

意大利画家达·芬奇做学徒的时候,才华深藏未露。当时,他的老师是个很有名望的画家,年老多病,作画时常感到力不从心。     

《西游记》论

一、《西游记》是一册神话小说历来人们总把《西游记》看作是谈经说道的故事,或者把它看作是神魔小说,以区别于神话和叙事诗。我以为这些看法是值得商酌的。《西游记》从其基本精神上来看,实在是一部神话小说。它那全体的艺术构成,是以民间的世俗传闻为经,以神话的想象和传说为纬,相互交织起来,并在那上面点染了佛道教义而写成的。     

论《丝路花雨》

舞剧《丝路花雨》象一朵奇葩,开放在我国的文艺舞台上。它刚一开放就香飘万里,闻名遐迩,雅俗共赏,获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赞扬和高度评价。一部舞剧上演后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轰动全国,波及世界,许多国家争相发出邀请,这在建国三十年来的文艺史上是少有的。《丝路花雨》歌颂的是友谊,而它本身又将成为友好使者,把“丝路”铺向各国,将“花雨”撒遍全球。它的意义已超出了甘肃,越出了国界。一部舞剧能产生如此广泛而强烈     

论《采薇》

《采薇》是鲁迅后期历史小说中的杰作,在紧凑和迅速变化的横截面的结构中,再度显出了他是善于用寥寥几笔刻划性格的文学大师。 小说创作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自然是要通过全部复杂和丰满的性格描写来完成的。在《采薇》中,伯夷和叔齐的性格都是这样得到了很成功的刻划,在他们共同的生活与行动中,写出了各自不伺的个性。他们从放弃王位投奔西伯之后,无论是养老将息,叩马进谏,首阳采薇,绝粒饿死,都在一起从事,却分别显露了鲜明     

论《天问》

（一）《天问》：放流中泄胸中块垒之作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四《屈原面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人《天向》、《招魂》、《哀郢》，悲其志也。”史家著录，理当可信，说明《天问》的作者的确是屈原。太史公亲自读《天问》，悲其志，得骚人之心，可见《天问》不单单是形式上的问难之作，还有着精神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是年代久远．今人已很难拣出他的志向，明其骚人之心了。对《天问》的写作环境和文心，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有一段比太史公悲其志说更为形象具体的阐述：《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停，…     

论《原野》

《原野》自1936年发表以来,评论者多执否定态度。杨晦的《曹禺论》在40年代是一篇有影响的长文,文中判定“《原野》是曹禺最失败的一部作品”。20余年之后,远在海外的刘绍铭博士写了一部同名论著,对曹禺的全部作品做出了一概否定的评价:“失败”、“浅薄”、“写得坏得可以”。后来他考虑到“几点客观因素”,觉得这种“论点失诸持平”,但仍然认为《雷雨》、《日出》和《原野》“三剧的观点,都是随波逐流的”。甚至作者曹禺在1978年5月和赵浩生的一次谈话中,也说“《原野》不算成功”。当然,也有执肯定态度的,这从唐弢的文题即可看出:《我爱<原野>》。1987年吴建波发表的《重评仇虎的复仇悲剧》一文,从心理学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对《原野》作了新的考察。他的结论是:“仇虎是一个复仇的农民形象。他的复仇性格,凝聚着中国文     

论《日出》

曹禺1934年发表处女作《雷雨》,两年后又推出新作《日出》。两颗巨星相继升上蓝天,为中国剧坛洒下一片银光。不少评论家已在议论《日出》与《雷雨》的相异之处。我们把两者作个粗略的比较,至少可以看到以下两个不同点:作者的视野扩大了。《雷雨》的焦点只是由血缘联结起来的几个人物,这几个人物也只是围绕着情欲旋转,最后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一场乱伦的大悲剧中。《日出》却把上海这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中各阶层的人物都摄入了镜头,全面地揭露了那个鬼魅世界的阴森恐怖的内幕。     

论《桃花源记》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及诗,下同),在刊物上多年不被提及了。“四人帮”倒台后,人们又提起它。但是到底应该如何评价这篇作品,从近年来发表的几篇文章来看,仍有分歧。本文仅就《桃花源记》的产生和它的社会意义及其对后代影响等问题,做一点探讨。 (一) 《桃花源记》尽管用浪漫主义手法写了一个世上乌有的桃花源,但实际上它是东晋现实的产物。东晋王朝在失陷了中原,偏安江左后,腐朽的统治阶级集团不顾人民死活,仍在进     

论《奔月》

一这是一个绝无窗子万难破灭的铁屋子,里面的人都从昏睡而将入于死灭了。社会停滞不前,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状“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华盖集·忽然想到四》)鲁迅从事新文学活动时,对中国社会就是这样认识的,也是他长期形成的历史观。但是,他没有绝望,时代浪潮的推动,使他抬起头来,要用文学去唤醒昏睡的人滞,并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革命前驱。为了实现这庄严的使命,他主张选择题材要广泛,“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故事新编·序言》)从《狂人日记》起,他的创作都是采用现代题材,到1922年写的《不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