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现行农地制度下实行国有永佃制的思考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地承包经营制表现出经营权权能不完善、承包经营权不够稳定等缺陷。国有永佃制与承包经营制相比产权主体更明晰,权能更完整、更稳定。提出了国有永佃制初步实施方案,并就可能伴随产生的问题提出了补充建议。     

农地产权改革与城镇化动力问题简析

城镇化的运行效率取决于城镇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所形成的合力,还取决于运行于其上的“城镇化制度平台”所产生的“阻力”的大小。农地产权制度状况是构成农村推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现行农地产权制度曾经有力地支撑了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一段时间的城镇化高速发展,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蕴含的重大制度缺陷在城镇化进程中也逐渐显现出来。在众多的农地产权创新形式中,农地股份合作制是比较有利于城镇化的一种安排。     

基于产权“公共领域”理论的农地发展权演化分析

产权的公共领域是产权不能清晰排他而产生的权能、利益的模糊空间.它可以分为两类.两者相互影响的演化过程构成了产权演化的全图景,农地发展权本质上是农地产权公共领域演化进程中逐渐得到清晰界定的排他性权利.我国农地发展权具有鲜明国情特征.国家垄断农地发展权的制度安排本质上是国家创设的产权公共领域,是农地产权自发演化的制度障碍.     

国家永佃制：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

我国长期以来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对稀缺的土地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内在要求。我国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产权制度的激励作用已经基本耗尽,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因此对我国农地产权制度进行进一步改革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论文通过对理论界关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种种方案的比较分析,提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的合理方向应该是＂国有永佃制＂。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优化路径——再论“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

土地制度历来是农村变革的关键,其要义在于产权。中国现有农地产权制度存在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土地使用权不稳、土地收益权受限、土地处置权不完整等缺陷,亟待改革。本着间接或直接地淡化农地集体所有制,给予农户更多的具有所有权特征的永佃权或财产权的共识,学术界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实行私有化;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收归国有;保留农地集体所有制,对其进行改良完善。单纯的国有化、私有化以及改良完善化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都因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而不足取,考虑到中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和私有产权对农业生产强大的激励作用,为减少制度改革成本,实行农地＂国家终极所有,农民永久使用＂的＂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比较而言更为合适。     

农地产权结构、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环境效率

农地产权结构的变迁对农地经营规模产生影响,而农地经营规模又会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影响。首先从理论上梳理了农地产权结构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影响农业环境效率的机制,然后利用1983—2015年全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一机制。结果表明,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处置权的排他性的增强对农地经营规模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处置权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农地产权结构中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的处置权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直接作用,同时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间接效应。此外,不同区域农地产权结构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     

转型期农地产权绩效之谜的一个简要考察：模糊产权的视角

转型深化期的农地产权改革需要正视农地产权的模糊性。文章从产权与市场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农地模糊产权优于俄罗斯早期农地改革,同时滞后于我国城市土地产权改革的绩效之谜问题。得出对于具有明显制度转轨特点的我国而言,产权与市场都是决定绩效的重要因素,适应各阶段市场发展的农地产权模糊度是农地产权改革的内在要求。减少政府的产权管制、提升农民的产权行为能力,以及完善当前包括农地市场在内的诸多生产要素市场,这些我国现阶段农地产权深化创新的关键,可以使农地产权在市场化的自由交易中内生的选择最优模糊度,从而打破城乡的二元土地制度,最优化农地绩效。另外,这个过程需要特别注意政府与市场在职能和边界上的划分,保障和吸取各地产权探索创新的试错性,在赋予和农民行为能力相匹配的产权权利时,要不断提升农民自身的行使能力,最后还要注重农地产权改革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影响农地产权非正式制度的形塑机理,租值耗散的经验定量特点以及模糊产权的自发演化理论含义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农地流转响应:预期偏离与逻辑阐释

农地所有权归属集体以来,产权拆分及农民产权份额的扩大和强化是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思路。然而,理论上有效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却在农地流转的推动成效方面呈现时段上的异质性。随着时间的演进,改革对农地流转的正面作用渐衰,甚至表现出对农地流转的抑制。为解释理论与现实的偏差,聚焦改革路径的形成逻辑,重点阐述了改革历程及改革对农地配置的影响成效,提炼出改革成效不足的系统性成因。研究认为,产权理论的引入为确定改革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过去的改革经验为决策层延续产权赋予式改革提升了信心,规模经营路线的确立加强了坚持并推进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改革开放以后,农地产权制度朝着扩大集体成员权能的方向不断推进,却在现阶段表现出抑制农地流转并冲击农地承包权稳定性的负面影响。〖JP2〗对此,构建了涵盖政策有效性、农地多功能性以及中央决策层认知调整在内的解释框架。认为在追求现代农业发展的目标导向下,扩大集体成员的土地权能并不可取,增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作用并以社会保障弥补农户对农地的非生产性寄托是关键。     

农地产权的制度困境及法治保障

农地产权是农民主体性发展的基础权利。农地产权不仅是正确界定农民和国家产权利益的关键,也是促进农民主体性发展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权利基础和保障。实践中农地产权存在主体不明确、权能缺失以及流转欠规范等现象。保障农地产权,不仅应明确界定其性质和主体,而且应实行按份共有;不仅应扩大农地抵押权,而且更要有效规范农地产权流转,实现有序流转。     

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SICP范式、路径及其内涵

“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村,而其焦点在于农地产权流转创新及其市场化程度,受制于历史习性、制度特性（制度模糊、产权权能虚置）等约束,我国的农地经营流转制度还很不完善。作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农地产权市场化流转的关键是解决农地资产产权的权能配置及其合约激励问题。不同的合约权利结构（S ）决定经济制度及其变迁（I ）的本质,而主体行为选择（C ）的方向及其获得的绩效水平（P ）既是制度创新的结果,又是引致制度变革的原因。文章整合多学科理论,以承包合约的静态与动态权利结构分析为起点,提出基于“权利结构-制度变迁-行为选择-绩效”之联动关系逻辑的“S IC P”范式,为新形势下我国农地产权流转制度的实践创新提供理论框架和政策参考。     

农地确权：模式选择、生成逻辑及制度约束

基于“对象性质-制度装置-制度安排”的分析框架,分析不同农地确权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制度约束条件,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农地确权存在确权到户、整合确权以及确权确股不确地3种主要模式,土地共有产权强度的高低决定了农地确权模式的选择。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发现,不同农地确权模式的生成逻辑各异;农地确权作为“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面临着确权成本、法律基础、村规民约、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条件约束,因此,应依据土地性质,综合考虑确权成本与收益,结合历史和现实,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的选择农地确权模式。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与土地流转

在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框架下 ,两种不同用途的土地流转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景象 :激而不活的农地流转与禁而不止的建设用地流转。集体所有制是农地和建设用地共同的产权基础 ,其固有缺陷 ,如“内公外私”、产权主体不明、权利束残缺等造成土地使用权交易成本高昂 ,构成了农地和建设用地流转的共同障碍 ;其产权制度的显著差异产生对农地和建设用地流转的不同激励 ,从而形成土地流转状况的强烈反差。     

农地产权融资担保实现的法律保障

融资难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破解融资难的路径是以农地产权的资本化、担保化为手段构建农地产权制度。农地产权融资担保的实质就是使农地由原来的社会保障属性向资本属性转化,并使之真正成为农民自主支配的资产和创业经营的资本。激励型的农地担保立法将催生优化的农地融资担保制度。该制度必然成为解决农村资金匮乏难题的法律保障,从而实现农民增收、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地产权抵押贷款用途对种植户农业增收的影响

如何发挥农地产权抵押贷款扶持农户农业生产并实现增收的作用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对农地产权抵押贷款能促进经济作物种植户农业增收的缘由及其作用机理进行了阐释,基于宁夏农地产权抵押试点区1 562个种植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类别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地产权抵押贷款用于经济作物种植对促进农户农业增收的概率比用于粮食作物种植高18.2％;种植农户贷后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是农地产权抵押贷款促进农业增收的一个重要作用机制;农地产权抵押贷款用于经济作物种植促进种植农户农业增收的作用要比粮食种植高出7.5％。为此,金融机构在积极响应国家金融扶持“三农”政策的过程中,应针对种植农户农地产权抵押贷款用途差异制定个性化的贷款方案与帮扶措施,协助种植农户在确保生产经营有较好盈利率的前提下理性扩大经营规模。     

农地产权与我国农村的“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现象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面临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严重短缺,大量农地被以各种开发的名义“圈占”,农民出于理性选择导致蔓延全国的耕地抛荒和农村建设用地闲置浪费,基层政府财政供养人口的急剧膨胀以及“乡官”、“村官”的腐败行为,正交织形成了我国农村“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同时盛行的奇特现象.究其根源还在于低效滞后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残缺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将农地集体所有上升为农地国家所有,赋予农民永久的农地使用权,引导和鼓励个体农民在产权清晰后以自愿的方式,重新走向多种形式和不同规模的联合,大力改革基层行政管理体制等是消除这两种“悲剧”的必由之路.     

农地产权的厘定与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科学厘定农地产权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根本前提。当前,我国农地产权存在农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农地使用权不完整与不稳定、农地转让权界定不明晰等主要问题。因此,重新确认农民的所有权主体地位、健全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新型权力制衡机制、健全农地征收收益分配机制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根本对策。     

国内信息

由于我国农地征用法律制度的粗线条和不完善,使农地征用中的农民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厘清农地产权的归属,此外,忽视现实存在的商业征地的具体情况而对农地征用补偿费采取“一刀切”,以及征地费用过低、补偿款不能及时到达失地农民手中等现象也必须尽快解决,并以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     

论农地征用中的几个关键性法律问题

由于我国农地征用法律制度的粗线条和不完善,使农地征用中的农民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厘清农地产权的归属,此外,忽视现实存在的商业征地的具体情况而对农地征用补偿费采取“一刀切”,以及征地费用过低、补偿款不能及时到达失地农民手中等现象也必须尽快解决,并以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     

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历程、动因及启示

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性制度，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具有重要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的变迁先后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产权合一”、集体化时期的“两权分离”、改革开放以后的“两权分离”和新常态以来的“三权分置”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农地制度变迁都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现实环境约束以及发展战略选择的结果，产权演变存在短期强化和长期分割的相互交织，演变目标则在共时和历时上都呈现多重性特征。未来农地制度的变革应当根据环境约束调整发展战略，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稳步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农地产权的厘定与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科学的厘定农地产权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根本前提。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农地产权存在的农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农地使用权不完整与不稳定、农地转让权界定不明晰等主要问题,指出重新确认农民的所有权主体地位、健全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新型权力制衡机制、健全农地征收收益分配机制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根本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