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借”与“通假”初探

自古而今,学术界对假借与通假是不是两个概念、有何区别等问题,总有些纠缠不清。本文欲就此试为一探,权作引玉之文,以俟诸君深入之。 假借者,古人谓之汉字造字法“六书”之一。许慎《说文解字·叙》:“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许慎首为定义并举实例,所以影响最大,后世悉同此说。许氏的解释是:“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象     

假借字是汉字发展阶段的产物

假借字产生于殷代之前，最早见于殷代的甲骨文。产生的条件有二：一是人类思维的发展，二是象形字存在的物质条件。象形字产生的初期，假借法即已开始出现。假借字的出现使汉字能够较为准确、完整地记录汉语。当它逐渐多起来后，便产生一词用多字的现象，造成一定的混乱。为了避免混乱，形声造字法便应运而生。假借字逐渐被形声字取代过程中，自有规律可寻。最后遗留下来很少一部分，大多固定在虚词的意义上。“本无其字”的假借法搁浅后，又沿着“本有其字”的假借（也称通假）延伸下去。     

“假借”也是一种造字的方法

“假借”是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阐释的“六书”理论之一,后人的解读众说纷纭。“假借”究竟属于造字法,还是属于用字法,成为论争的焦点。从实例分析中得到证明,我们应该把“假借”视为汉字演变的过程,它是汉字的使用方法之一：但从“假借”过程的结果来看,它又创造了一批新的汉字（同“形”而且同“音”）。     

假借与汉字简化

我们的汉字有着悠久的历史。对汉字的研究,历史也很久远。所谓“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之说,就是古人在两千年前总结出来的关于汉字的创造和使用的六条原则。而“假借”则是“六书”之一。“假借”既然是汉字的一条规律性的东西,在汉字的发展史上必然有其一定的意义;在仍然使用方块汉字的今天,也必然还有其一定的意义。因而,对它有讨论一下的必要。     

徽州方言探秘之六：“囡”与“囝”的应用空间

研究方言的姜亮夫先生说：“今江浙亦谓小儿为鹿,俗造囡为之”。这个判断大体上是不错的。而且这个“囡”字俗造的时间大约就是明代,因为明代万历年间,就曾有顺天举子李鸿在卷子上写了这个“囡”字。而被当时的吏部郎中高桂在皇上面前参了一本。据说调查的结果是认定李鸿写了错别字,但实际上如果仅仅是一个写错别字的问题,     

关于通假字

关于“假借”,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下的定义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这说的只是一种情况,即本来没有正字,一开始就借用某一个字。如本义为燃烧的“然”,假借为代词。《论语·宪问》:“古之人皆然。”本义是竹器的“匪”,假借为否定词。《诗经·卫风·木瓜》:“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关于这类“本无其字”的假借,我不打算多谈。这里所要讨论的是本有其字的假借。这种假借的特点是:本来就有一个正字(或叫本字),书写时却借用另一个与之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下面提到的通假字,指的只是这一种。     

通假字与假借字的辨析

字的通假是文言文里常见的语言现象。所谓通假,就是在古汉语的书面语言里,音同或音近的字的通用和假借。而假借却是传统文字学中的“六书”之一,实际上是古代总结出的一种造字方法。《说文·叙》:“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大意是语言中某些词有音无字,只好借用一个同音或近音的字来表示。两者从形式上来看,极为相似,但究其实质,却是完全不同的。可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在阅读文言作品、从事教学和语言习惯中往往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以至于造成了许多谬误,产生了许多模糊认识。因此,笔者以为:对通假和假借进行辨析、加以区别,实在是十分必要的。     

大徐本《说文》未释之亦声字

某个部件既表义又标音的合体字叫亦声字.许慎的“亦声说”是对“六书”理论的完善和补充,它为“右文说”的提出和“因声求义”训诂方法的确立以及现代同源词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明确解释了222个亦声字,但还有更多的亦声字并没有明确解释.分析这些未明释的亦声字对于促进“六书”理论和同源词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说文》亦声字而未明释的原因或是许氏故意省称,或因徐铉对原本《说文》的误改,或因许慎囿于字形而产生的对字义的误解.     

为“假借”正名

学界一般认为,汉字的假借是通过借字表达词音("依声托事"或"借字表词")来实现假借的目的,但事实上假借是汉字所兼有的一种表达职能,只有形义统一、以形别(表)义的汉字才具有假借的职能;而汉语单音节词自身不能独立地区别(表达)一定的概念,又不能区别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因此汉语的词是不具有假借职能的。所以,汉字的假借,既不是"依声托事",也不是"借字表词(音)",而是"依形托事"。     

古音知识的应用

“古音”，音韵学上一般指上古音。在音韵学的应用中，上古音知识所占的分量比较重，其中主要的内容就是通假字的识别和同源词的推求。下面就谈谈这两个问题。一、通假字的识别通仅又叫通借，是指在古代汉语的书面语言中，不用本字而借用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清代著名学者王引之在《经义述闻·通说下》中说：“盖无本字而后假借他字，此谓造作文字之始也。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这就是说，除了无本字的…     

甲骨文假借字论析

商代甲骨文中假借字占很大比重,可分为专名假借字和一般假借字.假借字不仅是构成商代汉字体系的重要成分,而且是形声字产生的重要物质基础.本文试从各个方面对甲骨文中的假借字加以探析,以企对卜辞中假借字以及商代文字体系的性质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论通假实质

一般把古代文献中用乙字代替甲字的现象称为通假。就这一现象的研究来看,关于其形成原因,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古代字少;关于其形成条件,则异口同声,认为是语音相同或相近。笔者以为,这两个观点均难自圆其说。 唐代的张参在《五经文字·序》中说:“前古字少,后代稍益之;古文经典音字,多有假借。”这大概是“古代字少”说的较早言论,今天时见有人用之作为理论依据。可是搬用者不知,他们是强命假借为通假,实质迫使古人之言就已说,     

词义过继刍议

在大型辞书收罗的单个汉字的义项系统中有时会有一些特殊的义项,这些义项与字头之间总存在一种隔阂,即这些义项既不是字头的本义,也不是引申义。一般情况下,辞书会把这样的义项处理为假借义。但是,从历史汉字的角度考虑,有不少所谓的假借应视作文字因字形相近而导致的混同,由混同而产生了词义过继。例如帖有安静之义,这个意义是怗因字形相近致误而过继给帖字的。词义的这种过继虽是因字形讹误而产生,订正讹误就会消除这种过继,但实际上大型辞书并未真正消除这种过继的词义,反而有的词义成了常用义。     

从《说文解字》看中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

《说文解字》中“女”部收字200多个,是其收字最多的部首之一。通过这些字及许慎的说解,联系其它文献材料,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出中国古代女性地位的变迁在汉字文化中的遗存。     

“校雠”小考

有作者撰文说:“古人对文稿的校对十分重视,把校对称为‘校雠’,意思是说,要把文稿中的错字、别字、多字、漏字和颠倒字当做‘仇敌”,通过校对,一一查出,不使漏网”.显然,作者是根据“雠”,有时同“仇”这一现象,作出“雠”就是“仇敌”这一臆断的.“校雠”中的“雠” 字解释为“仇敌”,是不妥的.最初“雠”字是什么意思呢?东汉许慎写的《说文解字》上说:“(?)双鸟也.”清代训诂学家王念孙说:“(?),与雠同.”这说明“雠”字最初写作“雠”,本义是双鸟.王力先生写的《同源字典》引《尔雅·释诂》道:“雠,匹也.注:‘犹俦也’.”再引《玉篇》道:“俦,侣也”.这说明,“雠”字     

借助《纽表》《韵表》判定音同音近

陆宗达、王宁先生在《训诂方法论》一书中说：“在同源字中,音近是义通的外部形式;在假借字和借用字中,音近又是共形的必要条件。所以,解决音的问题,是求索词义的前提。”①这就是说,在训诂中,用因声求义的方法来求语源以系联同源字（词）,明通假以求本字,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音同或音近。因为音义同源和用字假借,都是产生在上古时期的语言文字现象,所以,这音同音近的音自然就指的是上古音,亦即先秦古音。正因为如此,古籍中的用字假借就又称“古音通假”了。②那么,什么是音同音近呢？王力先生在1962年由他主编的《古代…     

“蚤通早”与“白汗”、“白杀”辨疑——兼论通假字、区别字、假借字、异体字、古今字之实质

“蚤”与“早”并非是通假关系 ,因为它们不能满足通假字“甲乙二字同时并存”的条件。实际上 ,“蚤”与“早”可以看成是一对区别字 ,或者借用许慎的理论将“蚤”看成“早”的假借字。另外 ,从古今字的定义及实质来看 ,千古聚讼的医经《素问》中的悬案———“白汗” ,其实即“自汗” ;同样 ,马王堆汉墓古医书中的“白杀” ,实亦当作“自杀”。     

“转注”是一种很重要的造字方法

“转注”是一种很能产的造字方法,可以定义为：在汉字的使用过程中,通过增加、改变偏旁造出新字的方法.汉字的发展经历了表意字、假借字、形声字三个阶段,“转注”在由假借到形声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黄季刚字词关系理论概述

黄季刚先生将汉字分为造字和用字两大领域。造字领域以字的音义关系为中心,以变易字和孳乳字为核心概念,以转注假借为造字的法则,着眼于字与词的一致性。用字领域以字的声音关系为主,以字的音义关系为辅,以假借字为核心概念,以文字与文辞的关系为主要探讨目标,着眼于用字领域字与词的矛盾性。这两大领域的汉字可归结为《说文》（文字的贮存）和文献（文字的使用）两大系统。     

论汉字和汉语的起源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但是关于它们的起源,只见于汉代学者许慎的记载。他在《说文解字·序》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许慎将造字的功绩归于黄帝的史官仓颉,古今学者都不以此为是。汉字有6万多个,甲骨文中的字就是3500个,这么多的字仓颉一个人是创造不了的。郭沫若指出,黄帝是蒙古高原阿尔泰人(古称“狄”)的首领,狄人的文化是细石器文化,大大落后于东方的夷人(他们驯化了稻、蚕,创造了龙山文化、青莲岗文化、河姆渡文化、良诸文化),也落后于西方的羌人(他们驯化了粟,创造了彩陶文化),因此狄人不可能创造汉字。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是因为黄帝领导的狄人曾战胜炎帝领导的羌人和蚩尤领导的夷人的结果,这与汉字的产生是两码事。历代的封建文人将许多发明创造都算在黄帝的身上,是一种神话,没有任何历史依据。正如李白凤所说:“把许多分明无关的古代民族都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