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伟大的以公心讽世之书——《儒林外史》的主题思想重探

《儒林外史》这部书,早就有人认为其思想价值主要在于讽刺儒林热衷功名富贵,反对科举制度。当年胡适也把反对科举,视为“全书的主旨”。①这种看法对吗?本文试图探讨这个问题。 一 不错,鲁迅也说过,《儒林外史》的“机锋所向,尤在士林”。②但是鲁迅首先强调的,是作者“秉持公心,指擿时弊”。③《儒林外交》以儒林为主要描写对象,以科举问题为主要题材内容,并不等于它的“主旨”就只是反对科举制度。《儒林外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揭示了科举制度本身的荒谬至极,更重要的是以此引导人们认识造成这个弊病的那个腐朽黑暗的历史时代。如果只限于“反科举制度”,而看不到“更重要”的一点,就很难算得上真正懂得了它的“伟大”。鲁迅说过:“《儒林外史》作者     

对科举废止的几点思考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项选官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虽然它的存在已经成为历史,但对于今天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我们依然有许多认识和思考的问题.作为一种曾经存在过的制度,它所在封建王朝中起到过怎样的作用？它的废除给了我们怎么样的思考和反思？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文章就这些问题作一些浅薄的思考.     

科举制作用刍议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强化和巩固了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促进了封建社会教育、儒学、文学的发展和兴盛,并对封建社会价值观念和大众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析科举制度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

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官员选拔制度,而且也是一项重要的意识形态控制制度。它有机地将士人的理想和统治者的需要结合起来,为统治者控制士人思想提供了有效途径。考试科目和内容的官方设定是统治者利用科举制度控制士人思想的主要手段。科举制度还是古代学校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的制度保证,它甚至对普通民众也间接发挥了意识形态控制作用。     

明末清初通俗小说儒生形象刍议

明末清初通俗小说中出现了大量下层儒生的形象。这一变化既是小说家对科举制度下儒生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的关注与反思,也反映了通俗小说创作中作家主体意识的提升。它对清代的文人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小说演变史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环节。     

从科举制度看中国文化软实力项目的形成与发展——与关世杰教授商榷

在对关世杰教授《中国文化软实力:在美国的现状与思考》一文评价的基础上,指出了文中存在的不足,以及调查方式不够全面等问题,论述了中外政治家、史学家关于科举制度对于西方国家产生重要影响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过程。作者在文中引用政治学、管理学的相关理论,首次提出将科举制度作为我国"文化软实力"项目的概念,以及如何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具体措施。     

晚清来华美国新教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评说

晚清时期来华美国新教传教士十分关注中国科举制度,并发表了不少介绍、评论科举制度的言论。本文围绕美国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弊端及其改革建议等3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论述,换一个视角,借西人的眼光,多方位认识科举制度的利弊。     

论科举制度在公开选拔官吏方面的重大作用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具有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选拔制度.它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衰退于清末.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延续存在了1300年,其中产生了700多名状元,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     

清代科举与士人心态

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儒家传统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士子把“学而优则仕”看作是变更自身命运的希望,也视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某种荣誉的标志。而封建统治者则把科举当成稳定社会、维护自身统治的一剂良药。从本质上讲,科举制度是买卖关系在君臣之间的反映。清王朝有效地运用了这一人才选举制度,巩固了它入关以后的统治,使大多数士人成为科举的奴仆,心甘情愿地受人摆布,这是统治者的喜剧,是士人的悲剧。清代科举之八股文上承明代,其弊自不待言,但它与文学有怎样的关系等问题,不是“一言以弊之”所能解答的。     

关于中国科举教育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感想——废除科举一百周年纪念

王毅:2005年之中,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就是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周年。科举被废除虽然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之久了,但是它的影响、它给中国历史留下的许多值得思考之处,这些东西的意义还远远没有消逝。所以恰逢这样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就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以及科举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系做一点讨论。王学泰: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在这个题目之下,有些什么值得今天特别回味和深入认识的问题。科举之废与晚清局势王毅:现在人们对于科举和科举时代的教育与考试制度可能已经感觉十分遥远。举一个例子,汪曾祺先生在1957年发表一篇介绍国子监…     

论南宋科举中的“类省试”

南宋时期的川陕地区:包括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和利州路。从高宗建炎二年到理宗端平以前的百余年间,这一地区实行着相对独立的科举取士政策,即“类省试”,简称“类试”。川陕类省试是南宋科举制度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礼部省试的一般权限和职能,而且更富有独立性与特殊性。如果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作用之一视为宠络士子的话,那么,它在川陕类省试中则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何况类省试的目的和作用远不局限于比,它对川陕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南宋王朝的巩固都起过不可泯灭的积极作用。因此,本文试对川陕类省试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存在形式、利弊与影响等问题略作探讨。     

论唐代童子科

童子科虽然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常科,但却不为研究科举制度史者所重视。童子科在唐代最早见于唐高祖武德七年（６２４）,它的出现是唐代统治者积极推行儒家教育、维护封建统治的结果。它的设立曾在唐代社会产生过一定影响。     

关于中国科举教育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感想--废除科举一百周年纪念

王毅:2005年之中,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就是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周年. 科举被废除虽然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之久了,但是它的影响、它给中国历史留下的许多值得思考之处,这些东西的意义还远远没有消逝.所以恰逢这样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就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以及科举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系做一点讨论.     

湘军与西北科举制度的调适——以甘宁青地区为中心

以左宗棠为首的湘军在镇压了西北回民起义之后,为了稳定当时的西北社会,采取了一系列善后举措。其中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培育人才、培植文化、加强文治和传承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回民起义后湘军对西北地区的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调适和整顿,从文化层面完成了对科举制度的重建。本文试图通过其对甘宁青地区科举制度重建的考察和分析,进而审视其文化善后的得失。     

唐代门荫入仕的几个问题

虽然唐代门荫制度总体上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集团上层的政治特权,而且从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合理性和科学性来看,也远远比不上科举制度。但是,它对唐代人才选拔所起的作用和对政治格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对门荫制度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推进当下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     

科举制度的启示

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有特的社会现象。随着历史的发展,由科举考试进身为官的“仕途”被废除,科举制度也被彻底否定。但是,作为我国古代实行最久、最重要和最完备的选才任官制度,它毕竟在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而且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和合理评价这一制度,以借鉴历史经验。     

新疆人口的发展及对策其的探讨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区。新疆人口发展状况如何?有什么特点?它对新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什么影响?需要采取什么对策?这些问题对新疆的发展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就这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见解。     

清代的科举制度探析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种比较成熟、完备的考试选官制度,它本身所具有的一些原则,如:“择优录取”,应试者基本上不受门第、家世、地位的限制,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考试权力,将读书、应试、做官有机地融为一体,等等,与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相比,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科举制度在其创立(隋朝)和发展(唐朝、宋朝)时期,对封建社会的进步曾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历史的演变,到明代,科举制度已经是渐趋腐朽,弊多利少了;到清代,科举制度更是腐朽透顶,已毫无积极作用可言,完全成了历史的反动,最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唐代科举制度的意义及流弊

<正> 科举制萌芽于南北朝,初创于隋而完善于唐。它是适应庶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和政治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唐代科举对唐朝政治发生了重大影响,为其培养和选拔了大批有用人才,扩大了统治基础,巩固了唐朝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同时对唐代文学的发展和兴盛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社会的原因以及科举制度本身发展的不完善性,唐代科举也产生了种种流弊。本文拟对唐代科举的意义及其流弊作一初步探讨。     

论科举制度的消亡对白话新诗的生成的影响

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取消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汉诗的发展 ,促进了白话新诗的生成。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带来了国人习诗目的及汉诗功能的巨变 ,特别是不再“以诗取仕”使国人在诗的“写什么”和“怎么写”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不仅汉诗的个体抒情功能和诗人的主体性得到重视 ,它的“启蒙功能”也在特定时代得到充分的展示。功能决定文体 ,抒情功能和启蒙功能都需要自然明白的通俗化文体 ,特别是抒情功能赋予了诗人更多的文体自由 ,为以汉诗的诗体大解放为主要目的的新诗革命创造了重要条件。科举制度取消后引发的留学生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及平民文学的繁荣都有助于白话诗的生成 ,对新诗的形态与功能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也刺激了新诗革命的爆发 ,催生了在内容与形式、功能与形态上都与科举制度时代的“旧”汉诗迥异的“新”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