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的鬼神因素

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的鬼神因素,满足了文本的叙事需要,契合了特定时代大众的审美情趣,达到了娱目悦情的审美功效。小说用以神为戏的叙事态度,来迎合大众的审美娱乐心态；鬼神果报故事,体现抑恶扬善的大众审美价值取向和公案小说特有的伦理教化意义。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的鬼神因素表现了特定时代读者(听众)的文化接受心理,宣泄了群体社会成员普遍的情感,给大众提供了一个表现内心愤慨和娱乐情趣的机会。     

论白话侠义小说与白话公案小说之渊源

白话侠义小说与白话公案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源头始于南宋话本体公案小说，当时数量很少，仅有《青面兽》、《花和尚》等几篇。明代时白话侠义小说有10多篇，清代时借以清官断案为中心的公案小说、白话侠义小说获得新的结构形式，得以蓬勃发展。     

文言公案小说:一种形式独特的文人话语

文言公案小说与白话公案小说分属不同的话语类型 ,是不同文化类型的载体 ,在创作主体、写作旨趣、文本形态等方面皆有独特之处 ,主要表现是作者多为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文人士大夫 ,写作多源于个人内心表达与自娱消闲的需要 ,作品富有意蕴 ,字里行间透出较浓郁的抒情色彩 ,体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     

明代白话公案小说中判官形象的发展和演变

宋元话本到明代的白话公案小说,判官形象内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被否定逐渐转向被肯定;在小说中位置由边缘逐渐向中心靠近;由神逐渐下降为人;与案件当事人逐渐合二为一。文章从社会环境、民众心理和创作主体这三个方面剖析了判官形象发生变化的原因。     

“侠义”的蜕变及历史定位——谈清代公案侠义小说

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故事模式和道德内涵表明 ,这一时期的大众文化具有强烈的中世纪文化性质 ,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有较明显的落差 ,与同时期的以平等、民主为主要精神的西方文化 ,有对比强烈的时代差异性。此时期的侠文化是一种集体的愚味、集体屈服的产物 ,显示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危机 ,它所代表的大众文化层面 ,与改革进取的精英文化层面 ,形成了鲜明的对应关系。在救国道路上 ,两者是背道而弛的。     

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合流的社会文化探源

我国古代的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在鸦片战争前后合流,产生了侠义公案小说。本文对合流的原因作了探讨,指出读者审美心理的转变是侠义、公案小说合流的内在推动力,而清官和侠士在职责上的认同和职能上的互补则是侠义、公案小说合流的现实基础,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则为侠义、公案小说的合流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     

论《水浒传》对清代公案侠义小说创作的影响

《水浒传》这部英雄传奇小说既包含着“公案”因素,又存在着侠义小说的因素,实际上它为后来公案小说的发展以及为公案侠义小说的合流奠定了基础。清代出现的公案侠义小说《施公案》《三侠五义》等作品,继承了《水浒传》中侠义与公案结合的艺术设计,在此基础上又转化了侠义精神,成为从《水浒传》中分化出的一个新的小说类型。     

高罗佩与公案小说的再创造

本文探讨著名荷兰汉学家、小说家高罗佩如何在中西两个文化、文学传统之间重新打造一个中国公案小说的面貌。从超自然元素、酷刑、性爱、插图、以及叙事艺术等多个角度入手,分析高罗佩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阐释一个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个案。     

聊斋公案小说的进步倾向和艺术特色

《聊斋志异》是清初文学巨匠蒲松龄倾毕生心血写成的 “孤愤之书”, 其中颇有几篇以案例为题材主体的公案小说佳作, 如脍炙人口的 《胭脂》、《冤狱》、《诗谳》等。评析这些作品思想上的进步倾向和艺术上的独特成就, 对于领略古代执法者 “仁爱为本”、“实心为政”的治狱思想, 汲取他们在具体办案中的经验教训, 促进法制文学的昌盛繁茂, 探讨法律文化与社会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 或许都是有所裨益的     

论明清公案小说兴盛的原因

公案小说在明清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走向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公案小说作为"社会情绪的减压器",适应了社会时代的需要;其二,通俗小说市场的运作对公案小说的兴盛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其三,公案小说具有的审美特质适合大众的审美趣味.     

文学史视野下的清末南方白话报刊小说

清末南方白话报刊小说,大体以开民智、振民气为旨归,带有鲜明的政治启蒙色彩,与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形成了呼应之势。以白话道人、胡适、黑心等为代表的白话报刊小说作家的积极探索精神,使得此期的部分短篇小说体现出某种先锋意味,在小说创作观念、小说体式乃至主题模式等方面,对五四之后的现代短篇小说创作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白话小说的文体独立与十七世纪苏州的区域因素

白话小说的文体独立,是在苏州地区白话小说发展的促进下最终形成的。本文主要论述:冯梦龙的白话小说创作与对文体独立的意义;苏州地区文人对白话小说文体的认识与评论;白话小说创作与传播的主体及其分布圈层;刻书业的繁荣与古代小说的文体递进。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在晚清时期的“合流”

在传统的文学史叙述中,明清以来的公案小说在进入晚清以后呈现出逐步衰落的发展态势。尤其在西方侦探小说译介并进入中国之后,公案小说更是被认为为侦探小说所取代,这一过程通常被形象地描述为"包拯与福尔摩斯交接班"。但在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此消彼长、前后更替的表层现象之下,两类小说之间其实产生了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文本纠葛和对话关系。通过对公案小说如何受西方侦探小说影响及其在文本内部发生的种种微妙变化的分析研究,可以发现,这种影响并非是单向度的,公案小说反过来又潜在地、持续不断地影响着中国侦探小说的理论和创作,二者最终形成"合流",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侦探小说。     

试析变文对白话小说的影响

白话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变文从题材内容、体制特点、文体、语言等诸方面对白话小说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论古代白话小说程式存在的合理性

程式化作为一种伴随白话小说文体日臻成熟而出现的现象,在白话小说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但它历来颇受诟病。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出发,认为程式化现象与人的基本认知需求有着紧密联系,它既能传达白话小说作者特定的意图,指导创作符合读者期望视野的作品,又能充当读者的认知引导,减轻其认知负荷。从白话小说产生、发展、成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看,程式化现象是与白话小说创作、接受、传播相适应的表达形式,它的存在对白话小说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基础。     

意义的阐扬与坚执的书写——鲁迅白话小说的意象探寻

意象不仅是优秀作家惯用的艺术媒质,也是彰显其创作品质和艺术个性的"徽章",执拗地限定着作品开掘人性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作家对人生、对社会的表现方式和关照态度.作为杰出的艺术家,执着人生的精神界战士,鲁迅更是善于诉诸深嵌于语言中的种种意象,以隐喻意象来体验和介入世界,探求人生世相,表达着对民族命运的忧虑、疗救、希冀和终极关怀.     

明清白话小说对江户“读本小说”的影响——以《南总里间八犬传》为例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呈现。江户时期,形式完备、内容丰富的明清白话小说大量传入日本,给日本文坛带来一抹新气象。他们通过“翻案”明清白话小说,创造出崭新的小说形式——“读本”。“读本小说”的诞生促进了日本近世小说创作的进步和繁荣。本文以曲亭马琴的《南总里间八犬传》为例,分析明清白话小说对江户“读本小说”的影响,为认识中国古代小说对日本江户时期小说发展的影响提供依据。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西游记》的文化渗透

作为中国神魔小说的代表,《西游记》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通过搜集并排比罗列渗透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有关《西游记》的资料,从再生与重构、典型化和生活化、寓意化、民俗化等几个方面,探讨了这些资料的文化价值,认为这些资料不仅对研究《西游记》的传播史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民俗和民族文化亦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