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声求“气”——古诗文朗诵与“文气”解构

曹丕在<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主张,后人概括为"文气"说.而什么是"文气"向有争论.我们认为,所谓"文气",是声与情结合的产物,是通过吟诵作品时,所获得的一种美感.而且古典诗文的"文气",通过朗诵,可以得到重新的解构.     

尚"气"、明"志"和凝于"神"--论韩、柳"古文"理论的实践品格

为文尚"气"古已有之,但"文气"在散文创作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至韩、柳等古文家出始广为人知.韩愈因"气盛言宜"而遍悟文体,将诗赋之情趣风神纳于应用文之中,创造出名为"古文"的各种成体的短篇散文.柳宗元主张"凡为文以神志为主",以"志"为气之帅,"神"为气之精,运用比喻和寓言写了大量书愤明志的杂文,以及不少令人读之悠然神远的山水游记.他们的"古文"创作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外游"与"内游"——宋元时期"文气"说略论

到宋元时期,"文气"说有了显著进展,突出地表现在作家修养论方面的"外游"、"内游"两派相对立的观点上."外游"说以北宋苏辙、马存为代表,偏于强调"江山之助";而"内游"说以蒙元初期的郝经为代表,偏于强调读经明理.两派观点均有偏颇之处,但也各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实意义.此外,还存在着一个具有调和色彩、观点更加稳妥全面的折中派,元末明初宋濂集其大成,从而使"文气"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论“文气”之偏向

“文气”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范畴,它本身具有丰富内涵。气有刚柔,曹丕首倡的文气论,本应清浊并重,到后来却发生了扬清抑浊的偏颇,后人论及文气也往往重刚强而弃柔弱。“文气”的这一偏向,对后世文风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了雄浑与慷慨诗风的产生,使“为文尚气”所尚的更多是一种阳刚、劲健之气。     

气之清浊各有体——中日古代语言文学与文论中"气"概念的关联与差异

日本的“氢”字不仅仅是对中国之“氨”的简化,它也包含着对中国之“气”在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系列混乱现象的整理与超越意识。日本之“气”有“け（ke）”和“き（ki）”两种发音,代表了对中国之“气”理解与接受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け（ke）”表现的是古代日本人对中国之气的抽象性内涵的接受惶惑;“き（ki）”则将中国之“气”这→宇宙天地人生的本体概念,具象化为人生化、情绪化的具有描述与形容功能的词,并衍生出数量上远远超过汉语的“气”字词组。从语义的角度看,中国之“气”经历了四个发展演进的阶段：有形的云气之气（天气）→抽象的元气（宇宙本原之气）→人之气→文之气;日本之“气”则有“云气之气→可感知的神灵之气→人之气”三个阶段,它解构了中国之“气”的抽象化、本体论的性质,但未能实现从“天气”、“人气”向“文气”的延伸与转换。因而,与中国古典文论“以气论文”的“文气”论的深厚传统有所不同,“气”在日本文论中使用较少,且概念化程度不高。     

清代散文理论批评视野中的文气论

清代散文理论批评视野中的文气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气"作为文章审美之本的标树;二是对文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从文章写作角度对"气"的多方面考察。上述三方面,继续展开了我国古典文气之论,使古典文气论在多维面上得到了拓展、充实、深化与完善。     

气、文 气、风 骨

<正> (一)气、神我国古代美学及文论中所说“文气”“风骨”等概念,历来是引起人们关注争论的重要问题。但要弄清其真正内涵,则仍须溯源于哲学中所说的“气”,因为它们本来就是根植于哲学的。那么“气”究竟指什么?是否即如不少研究者们所说即气质、个性或风格之类? 在我国古代哲学中,“气”的概念内涵固然比较复杂,但其最基本的一种含义,即从宇宙的起源或构成论来说,却并非指抽象的精神性的东西,而是生成天地万物的物质性元气。它至大至刚,无所不在,常充塞于宇宙间一切自然物质之中,是物质生命的本原。《易·系辞》所说“精气为物”,就是这个意思。故孔颖达疏:“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

古人论文以“气”。这种文气说,既不简单地等同于文章的气势,也不简单地等同于作者的禀性、才气,它有丰富而具体的内涵,是散文领域里一个与诗歌的意境说平行的美学范畴。一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第一个赋于“气”以美学意义的是曹丕,他把“气”与“文”联系起来,提出了“文以气为主”。以“气”论“文”,可以说是建安时代重视作家个性特征的时代精神在文学理论上的一种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对建安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气之     

中国审美主体理论的发轫与道家哲学——曹丕“文气说”探源之一

曹丕的“文气说”,是中国审美主体理论的发轫。对“文气说”,过去多从先秦两汉特别是王充一派的气论溯源,未从道家哲学中寻溯,这是不够全面的。道家哲学是中国哲学重视主体问题之发端,它对中国审美主体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深刻影响。     

从《张子正蒙注》管窥船山"气"的层次

船山在《张子正蒙注》中的气论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张载的"气"思想;一方面又有自身的一些特性,如他对"太虚"的理解以及由此形成的气的层次结构.船山取消了"太虚"的超越性意义,以"气"作为终极根据,所以说船山坚持了彻底的"气本论".船山明确地将气区分出层次结构,即"太和之气"与"成形之气",并由此来说明至善的根据、恶的原因等.然而,由于船山混淆了 自然的善恶与道德的善恶,其理论内部表现出一定的模糊与矛盾,也因此带有一些理论困境.     

"冰雪之气":张岱散文艺术精神论

作为张岱散文艺术精神的"冰雪之气",具有哲学、人格、艺术三个层面的内涵,其核心内容是一段纯任自然自由活泼的生机.它是张岱在晚明哲学思潮、传统史官文化及明清之际艺术风气影响之下,结合自己的人生历程所体认出的精神实体.在"冰雪之气"的灌注之下,张岱散文形成了"一往深情"的情感底蕴,鲜活灵动的艺术情韵,善于运用精炼的白描和生涩简练的语言,从而表现出典型的"美文"特质,对现当代白话散文影响深远.     

曹丕"文气论"在后世的发展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话虽不多,但内涵丰富,对后世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从文气作用论、阳刚阴柔论和风骨风力论三方面,讨论历代论者对曹丕“文气论”的发展和完善。     

庄子"无己"说辨析——兼谈其与王国维"无我之境"说的共同追求

"无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整部《庄子》同时包含"无己""有已",玄同物我与"存己""分",理想与现实等看似矛盾的问题,容易带来理解障碍,造成理解偏差,但正是这些关键词构成了"无已"说的内涵和表达体系.在内涵上,"无已"是对"我"的强烈表达,它包含"无"与"己"两方面,是通过摒弃是非、荣辱、生死、有用、主动作为等,达到"存己"的目的 和适意的境界.在表达上,包含理想与现实两个层面:通过拥有神力的"至人"树立至高人格理想;通过许由等现世之人,展现"无己"在人间的魅力和实践途径.王国维的"无我之境"说与"无己"说在适意境界的追求上有相通处,以"无己"理解"无我之境"更为恰切.     

"绘事后素"考辨--兼析"礼后乎"

"绘事后素"与"礼后乎"之论断,是儒家在解读<诗经·卫风·硕人>语句之特定情境下推演产生的哲学和美学命题,是<诗经>特有的文化基因与儒者彼时彼地之智慧与理性相互激荡而进发出的思想光华.从文本训诂看,"绘事"即绘画之事,"素"指素白质地;"绘事后素"即"绘事后于素",指绘画中巧布众色当在具备了素白质地之后.儒家崇礼,认为礼乃"国之大器";同时认为,礼亦是"文",它必须以仁德--即"质"作为基础和精神内涵.所以"礼后"即"礼后于仁",儒家赋予礼丰富的道德精神.     

对文人画之"俗"的审美辨析

文人画素重超凡脱俗的清雅趣味,学界论述颇多.然对其反面--"俗"--的审美辨析尚欠精深.本文首先概括出画风中"俗气"表现有三艳俗,又名烟火气;世俗,又名市井气;庸俗,又名匠气.继而从传统文化中探本溯源,指出俗的古意来源,正好与画风之俗相对应.分别是俗指民间,与朝廷士大夫趣味有别,对应于艳俗;俗指常人之欲,文人则超脱声色货利,对应于市井气;俗指平庸,文人重我求不朽,对应于匠气.     

道家美学中"和"范畴的审美生成

"和"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核心的概念.从生成论的观点来看,"和"范畴有个源起和不断演进的过程."和"的概念起源之初就有一定的审美趋向,诸子时代,儒、道、墨等诸家对其涵义进行了哲理意义的阐发.儒家论"和",则重于伦理政治的角度,重点讲"人和".道家论"和",多以气言,强调调平阴阳之气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重点讲"天和",强调只有恪守天性,排除外物杂念的烦扰的专注,才能达于生命精神之"和"的极至,体现了人与自然之和谐的价值取向,反映出人类对自然和谐与生命和谐的审美追求.魏晋玄学在道家"和"观念的基础上,融会儒、佛、墨等各家对"和"的涵义的阐发,将其广泛地运用于文学艺术领域,而赋予其丰富而深刻的审美内涵,"和"观念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得以确立.     

"生之谓性"与二程的"复性"之路

中国儒学宋以后的复兴实质是复性,复性多方而二程选择了"生之谓性"."生之谓性"与"性善"的矛盾通过"性中元无"与"生之而有(善恶)"在二程得以沟通,并新解"性善"之"善"为叹美之意.人不能言说"人生而静"的天性本身,但可以通过人的修道或澄治之功对天性施加影响.从天地之大德经絪緼化醇到生之谓性,表现为一种经由"生"之善道而从一般本体到具体人物之性的生成过程,因而天下无性外之物.但天道性命的客观普遍性需要"通之以道"才能实现,这既是指心超越形气的束缚而实现内外、己物一体,也是因为性道一体乃在于人"天德"自足.自足的天德会有污坏,需要敬治以"复旧",回复到"天然完全自足"的"本质"上.     

张载"人性二重说"浅析

张载在批判前人"人性论"的同时,以"太虚即气"的宇宙观为基础,建立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重说"。他认为"天地之性"是纯善的,只有圣人才具备;大多数人由于秉气的厚薄、清浊不同,在他们身上具有的只能是善恶混合的"气质之性"。张载为了实现他成仁成圣的理想人格,给我们开的处方是"变化气质",具体的途径是:"知礼诚心"、"虚心集义"和"克己寡欲"。     

古代文气论的现代转换

古代文气理论源远流长,但自清代之后渐趋式微。20世纪30年代夏丏尊、唐弢继承了刘大櫆的“因声求气”说,从音节、字句等语言形式方面认识文气,避免了古代文气理论的神秘性,增强了操作性,是文气理论的重要发展。80年代刘锡庆否定了单纯从字句上理解气势的观点,认为“气”一方面是内在的逻辑力量,一方面是外在的语言表现,完成了古代文气理论的现代转化。文气论对现代文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其现代转换过程和前人的正反经验提示我们,现代文论建设必须强调作者个人修养,注重作品、作者、社会、自然的整体性和和谐性,克服神秘主义倾向,扩展“养气”途径,增强“养气”、“缀文”的可操作性。     

成鹫"通海"辨

基于对某些史实的误解,近人邓之诚曾把清初岭南高僧成鹫视为有"通海"嫌疑的政治人物.此说已成定谳.却为臆测.邓先生所引为证据的<鬻剑诗>系成鹫之戏作,不能说明问题; <致亡友陶握山书>所谓"出家"即是落发为僧,而非"谋恢复再造"之隐语;成鹫曾波海琼州及客居澳门亦与"通海"无涉,因为其时已无"通海"之可能.成鹫因对现实局面极端失望而"逃禅",出家后一意割断与世俗的干系,不可能再介入现实政治.在宗派上成鹫属于以木陈道态为宗师的临济宗天童系,而道态是清初"新朝派"的代表人物.天童系的这一政治背景,也决定了成鹫不可能参与秘密反清运动.成鹫的<成陟堂集>没有"怨尤之思,悲愤之气",便是证明.当然,在内心深处,成鹫对清朝统治者是持排斥态度的,对明朝是怀有留恋之情的,在本质上是一位袈裟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