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治理变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官僚制的传统政府治理范式逐渐失效,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也推动着各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家天下”的治理模式和儒家等级思想导致社会缺乏民主的基础,“全能型政府”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政府治理变革的进程,以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也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需要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配合,进一步培育社会力量,构建“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建立“管理-服务型政府”和“强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以逐步实现善治。     

试论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国有独资公司具有投资主体单一性、投资资金的国有性和治理结构特殊性等特点。目前我国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激励机制不足、治理结构缺乏独立性、"二会"与"三组织"难以协调等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推进股份制改革,实现股权多元化,完善董事会、监事会设置,增设国有独资公司交易法定保险制度等形式完善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结构。     

英美模式对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启示

资本主义公司进入第二阶段以后 ,出现了“经营者支配” ,我国国有控股公司中同样面临此类情况。如何完善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 ,市场主导型的英美模式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 ,如完善资本市场、改革银行体制、选拔经理人才以及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等     

河南省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思路和方法研究

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结合河南省各地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中反映出的问题,对有关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一些关键问题,如“放小”的形式,“放小”中政府的作用,国有中小企业债务负担和冗员的解决,“放小”的改革成本等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以探索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思路和方法。     

我国国有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及其依据

我国国有公司具有股权高度集中、国有股比重过大 ;特殊的二元制公司治理模式 ;“金字塔”型公司治理结构 ;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等特点。它不仅是借鉴国外公司治理模式的结果 ,而且更主要是我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的反映 ,这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依据。     

国有民营模式:公共服务“逆市场化”的选择

为解决由市场化中公共服务效率和公益性相互制衡的难题,以近年来涌现的公共服务“逆市场化”过程而带来的国有民营模式为研究对象,采用理论比较、案例研究的方法,对国有民营模式产生的原因、合作机理进行研究.揭示公共服务“逆市场化”并不是回到传统的政府垄断模式,代替的是转向国有民营模式这一规律;阐明国有民营模式是追求政府主导下的政府、市场和公众三方主体的合作治理,强调政府控制、市场化运营机制,以及公众参与三块基石紧密相契.为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提供思路.     

中国公司治理原则改革实践的呼唤

公司治理（ Ｃｏｒｐｏｒｎ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研究和实践课题。在中国,它一般是被作为“公司治理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进行研究和实践的。目前,我们正在把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当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这不仅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实践中出现的“翻牌化”等问题,而且也为民营、乡镇企业等各类企业规范化的公司制改革提出了要求。但是,仅仅把公司治理作为“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治理结构来实践,是否会出现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中的新的“空洞化”结局？同时。伴随改革的实践,在…     

县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实际是国家行政体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和组织方式,也是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随着农村所有制结构改革日益深入,县乡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已经成为深化改革的客观要求。县乡政府的功能,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经济职能,经历了从组织协调、直接的经营者和参与者、经济发展调控者和监管者等阶段,由传统的垂直管理政府运作模式向扁平的政府管理模式转变。     

从伊盟经济的腾飞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及结构调整

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对我区经济结构开展调查研究的安排意见”,笔者参加了国有工业改革与发展及结构调整调研组的工作、并重点对伊盟地区国有工业改革、发展及结构调整进行了实地调研,发现了一些较为深层次的问题,分析如下,以供参考和借鉴。 一、伊盟国有工业的奇迹般发展 近几年,伊盟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加大改革力度,加快发展速度,盘活资产存量,     

内部人控制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失效——基于转轨时期我国国有公司治理结构失效的特殊原因剖析

我国国有公司治理结构主要存在内部人控制 ,股东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 ,董事会不能有效行使决策权 ,监督机制失效和激励机制不足等问题。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除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具有的一般原因外 ,更主要的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股权结构不合理 ,缺乏现代公司治理观念以及政府对企业在行政上的“超强控制”和在产权上的“超弱控制”等特殊原因     

产权所有制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渐进式经济改革政策的着力点。但从总体上看,非国有工业企业的绩效优于国有工业企业,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绩效显著优于国有上市公司。可见产权所有制性质是决定公司绩效的关键因素。因此深化竞争性行业中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加强公司治理是提升公司绩效的必然举措。     

市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经营模式探讨——基于肇庆市新联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型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末为了解决国企改革遗留的问题,我国各级政府的资产管理公司应运而生。经过多年的努力改革,各级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业务处理已接近尾声,其中国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已基本实现经营模式转型。但为处理各级地方政府不良资产而设立的省市级资产管理公司,特别是某些市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却仍深陷改革与发展两难的困境中。本文对资产管理理论和相关文献作了回顾和评述,并以肇庆市新联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模式转型作为案例,尝试探讨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如何完成解决国有企业改革历史遗留问题及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根本任务,发挥其基础保障和维稳作用。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治理结构研究

目前公司治理已经成为国内外热点研究领域。对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一场公司治理的革命。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依据公司治理的理论,分析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公司治理状况和存在问题,并提出完善国有公司治理机制的对策。     

关于国有上市公司经营者股票期权的几点思考

经营者股票期权作为一种重要的激励机制,在国外已得到普遍应用,而我国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在借鉴这一方式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在此,就经营者股票期权的应用情况、自身的优越性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实施其管理等加以探讨。     

现代激励机制与国有企业代理问题

代理问题是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制企业共有的特征。对于转制中的我国国有企业,由于体制性诱因,国有企业代理问题更为严重。因此,解决国有企业代理问题的思路是:通过实施现代激励制度,重构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     

论我国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层面上的新“政企不分”

"政企不分"一直是困扰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一大难题.作为一种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即"三层分级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组建尽管阻断了原来存在于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政企不分",但在政府与经营公司之间以及经营公司与国有企业之间又产生了新的"政企不分".本文在分析这种新的"政企不分"的表现形式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加快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完善经营公司自身改革等措施重塑政企关系,消除"政企不分".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变形——东北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变形”

依据诺思的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以"下岗不离厂"现象为案例,分析了东北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由路径依赖造成的"制度变形"现象。指出了东北国有企业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强路径依赖性"特征,并分析了其原因所在,进而提出培育一个新的"社会基础"是有效破除这种"强路径依赖性"、顺利推进东北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     

我国上市公司MBO的制度供给偏差及其修正

由于制度形成中各方博弈不充分以及国有股权的市场交易存在基本制约,我国上市公司MBO的制度供给不能适应市场主体内在的制度需求,出现了供给偏差,引致了 MBO行为隐性化、收益租金化的效应。对MBO制度供给偏差的修正需要建立合理的博弈参与机制以及消除国有股权市场化交易的基本制约。     

国有控股企业限薪影响及股权激励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实验组、非国有上市公司为对照组，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方法检验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对国有控股企业的限薪效果，并分析了股权激励对限薪负面效应的调节作用，以判断限薪和股权激励的混合政策效果。实证结果表明:《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对国有控股企业高管层薪酬升高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在缩小高管和普通员工薪酬差别方面并不显著。同时，高管限薪出现了负面效应，包括离职率升高、代理成本升高，股权激励可以对某些负面效应起到抑制作用。     

中国保险业市场集中度的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保险业市场集中度过高,属于极高寡占型竞争态势,这种竞争格局不利于中国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我国保险业市场集中度过高的主要原因是历史沿革、必要资本量壁垒和政策性壁垒。为改变这一现状, 应加强对国有大型保险公司的重组,鼓励和扶持中小保险企业的发展,并进一步降低保险公司的进入壁垒,使保险市场有更多的保险公司参与竞争,从而达到优化市场结构、提高我国保险业综合竞争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