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汉族儒士群体的形成及历史地位辨析

在辽代,汉族儒家知识分子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中许多人被容纳在政权里,对辽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作者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了辽代汉族儒士群体形成及发展的过程,并着重对汉族儒士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汉族儒士或被俘,或被招降而来到夷狄之地,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中大多数人无法返回家乡,不得不对少数民族政权表示服从、就范乃至结合。从中华一体的角度看,汉族儒士对辽朝的承认和适应也并非是消极的,他们对游牧民族契丹的经济发展、生产更新和文化进步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辽朝社会改革的许多方面是通过汉族儒士实现的。     

“因爱而生”的泰姬陵

正它是光阴面颊上一颗永恒的眼泪。大文豪泰戈尔用这样的诗句形容美丽的泰姬陵。这座印度建筑中的瑰宝,不仅用建筑再现了莫卧儿帝国王后泰姬倾国倾城的美貌,更记录了痴情国王沙贾汗对妻子忠贞不渝的爱。泰姬陵是世界闻名的印度伊斯兰建筑的代表作。它位于印度北方邦亚格拉市郊。泰姬陵是莫卧尔王朝第五代皇帝沙贾汗为其爱妻泰姬·玛哈尔修建的陵墓。它始建于1631年,每天动用2万名工匠,历时22年才完成。     

统一而治殊：论顾炎武的“混合体制论”

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提出一种著名的改革理论,即在郡县制的框架内引入封建制的自治原则,形成“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混合体制。对于这种混合体制论的意义,当代学者通常把它视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或者视为地方分权论或“地方自治论”,认为其目的是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实现平衡。本文的观点是,顾炎武的混合体制论不只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也不只是地方分权论,还是处理“一统”与“治理”之关系的理论,特别是处理“一统”与“治理”之矛盾的理论,其中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统一而治殊”。本文的目的是论证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探讨“统一而治殊”的内在含义和思想来源及其实现机制和制度条件。     

论“漕本”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历史作用

本文认为,唐宋直至明清漕运事业的兴盛和片面发展所导致的“以漕为本”思想、政策的产生和不断强化,加深了封建政府的腐朽性和寄生性,造成了全国土地、人力、财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社会经济效益的低下,同时严重地阻塞了商品流通渠道,极大地挫伤和抑制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育,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析形成毛泽东人口思想的历史条件

毛泽东人口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理论成果,是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为党和国家人口政策的正确制定提供了理论指导.而毛泽东人口思想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同样是历史的产物,有着其赖以存在主客观历史条件.     

“中国之治”的历史文化底蕴研究

“中国之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从时间、空间、文明三重维度进行剖析,可以建立理解“中国之治”的跨度、广度和高度,秉持相应的眼光、胸襟和格局,并进一步构建当今“中国之治”的宏大叙事。“中国之治”以“道”为形而上依据,以仁政治理为理想境界,以“庶之”“富之”“教之”为治理的基本路径,以选贤任能为关键制度,蕴含着丰富的治道思想。“中国之治”是治道与政术的统一、传承与发展的统一、历史与未来的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国内与国际的结合;是求大义超越逐小利的境界,是王天下超越霸天下的追求,其普遍性得以超越特殊性。“中国之治”不仅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而且对当代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被“标准答案”统治的世界

一个社会要有共同的底线,所以有了法律和道德,但这并不意味着唯标准答案马首是瞻。     

论浙江行政区雏形的历史形成

今天的浙江省域,历史上1000余年来基本上以钱塘江为界,两岸长期分离分立.直到明洪武十四年,始形成浙江省行政区,且自此以后作为省级行政区始终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局面.对于这一历史现象,本文从地理、经济、政治等诸方面着手,通过深入的历史考察和分析,指出浙江省行政区雏形萌芽于中唐时期.明初的设置和定型,顺应了浙江区域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中唐以来浙江行政区雏形发展的历史必然.     

论“道治”政治哲学

“道治”是与“礼治”、“法治”相对的范畴,是对道家政治哲学的新概括,它揭示了道家思想的政治哲学性质。“道法自然”是“道治”政治哲学的核心,代表着中国古代的自由理念,也是中国古代民主观念的萌芽;“清静自治”是“道治”政治哲学的特征,无为和自治是其内在机制,“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是其两种形态,二者之间体现为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它是多方面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思想理论条件;世界主题的转换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是时代条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是外部条件;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是国内条件;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历史文化条件.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条件,是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需要,是更好地用该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秦咸阳的“俗都”地位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礼制建筑的规模和规格来看,咸阳是秦的"俗都",而雍城是秦的"圣都".雍在祭祀方面的精神作用是主要的,它在国人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论“X而Y之”短语

中央电视台晚间有一个短小而精采的专题节目,名曰“广而告之”。届时在荧屏上常出现一组组真实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或一幅幅绚丽多姿的自然图景:有的赞颂我们时代的崭新的精神风貌,有的针砭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陈规陋习,有的介绍百科常识,有的讲述     

试论日本“满蒙政策”的形成与性质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走上了扩张军备和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在这种形势下,明治政府很快确定了一项对中国、朝鲜等邻近国家进行侵略扩张的政策,即后来所说的大陆政策。此后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对华侵略活动就是实施大陆政策的结果。日本对华侵略扩张的矛头,除台湾外,首先是指向东北地区。与此相适应,在实施大陆政策的总范围内,日本还专门制订了向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侵略扩张的“满蒙政策”。可以说,日本的“满蒙政策”既是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有本身的特点,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深入研究、探讨“满蒙政策”的有关问题,不仅有利于对大陆政策问题的探讨,同时对深入研究日本近代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特别是对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地区史,也     

论“江东佛教风格”的形成

宋代浙江净土信仰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同天台宗、禅宗、律宗、华严宗结合，进一步社会化、世俗化，形成了鲜明的“江东佛教风格”。它的特点，首先是天台与净土的结合，谓之“天台净土教”；二是大力提倡放生；三是净土与其他各宗教的结合。这些特点为明清佛教继承和发展并演化为近代佛教的主要内容     

“善因论”：司马迁的经济理论

文章认为司马迁有着他的经济管理理论即“善因论”——经济放任主义，并分析了这一理论赖以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基础以及思想来源和哲学基础     

论战前日本南进政策的形成

南进政策是日本战前对外扩张总体战略的重要一翼,它的发展结果,把日本推上了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因此,对南进政策形成史的研究,是战前日本外交政策史和对外扩张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日本的南进之说由来已久,早在德川幕府时代。佐藤信渊、帆足万里、吉田松荫等人便提出日本要向东南亚伸展势力,并使用了“南洋”、“图南”和“经略南方”这样的     

论“科学是历史范畴”

科学是历史范畴,其内涵与外延随历史进程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顺着远古时期、由古希腊至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中叶至今的历史轨迹,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历史观三方面考察科学的内涵,并由此推知其经历了从混沌与混乱,到有序与分化直至今日的混沌与融合的变化。揭示科学是历史范畴这一客观事实,有助于辨别形形色色的科学真伪之争以及理解和把握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演变。     

列宁论科学政策——历史的经验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为苏联制定了科学计划,详细论述了科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作用,规定了党组织领导科学工作的政策,并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广泛利用科学成果的问题.列宁制定的科学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至今仍具有重大意义.     

论王韬“世界观”的形成与演变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形成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历程。近代启蒙思想家王韬作为最早接触西学的口岸知识分子,在墨海书馆通过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翻译西书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的了解。漫游欧洲又为他切身感受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在充分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基础上,他在《循环日报》上发表政论,提出了完整的资产阶级改革方案,为积弱的晚清开除了一剂变法自强的药方。可以说,王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始终走在同时代人的前列,其世界观的形成与演变在晚清知识分子中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