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债权执行的边界——兼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中的债权执行条款

对债权执行边界的确定,关乎执行债务人责任财产的认定与第三人的利益保障,对于确保执行正当性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法典编纂之际,如何界定债权执行客体的应然范围,是推进债权执行制度体系化建构的关键问题。债权执行边界的生成机理包括责任财产理论、执行标的有限原则以及利益平衡原理。依据责任财产理论,作为执行客体的债权须具备经济价值、独立性与可让与性,且该债权归属于执行债务人所有。基于维护公益与尊重人权的需要,对债权的执行应当遵循执行标的有限原则,不得强制执行实体法上禁止让与的债权与程序法上禁止执行的债权。而利益平衡原理则要求执行机关适度平衡多元主体之间的权益保护,避免对债务人和第三人造成过重的负担。在宏观上,应当将债权执行划分为“基本型”和“占有型”,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客体形态分别予以重构。“基本型”用于实现给付金钱之执行名义,其执行客体应当涵盖非到期债权与非金钱债权。唯将来债权的扣押须受一定限制,应结合作为债权基础的法律关系、将来债权发生的可能性、主体的特定化予以斟酌。在继续性给付债权扣押效力范围的判断上,应当秉持债权基础关系的单一说,同时对立法草案的相关条文予以调整。“占有型”用于实现交付物之执行名义,其适用场域应限定为第三人对执行债务人负有交付义务的情形。若第三人属于当事人的继受人、为当事人或者继受人利益而占有标的物者,不得适用债权执行方法。较域外而言,由于我国对第三人采用径为执行方式,阻却“占有型”债权执行的事由亦呈现特殊性。     

论我国非诉行政执行的制度分析与重构

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现有的立法模式可以概括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行政机关自行行政强制执行为辅”。其主要价值是确立和强化了司法权对行政强制执行的介入程度。在对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规范性和正当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分散行政强制执行设定权、分离审查主体和执行主体、增强对间接强制执行的监督等改进措施。     

论我国执行救济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执行救济制度仅有案外人异议制度,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和债务人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制度缺失,现行的执行异议制度定位不明.以程序的方法处理实体争议问题,执行异议制度处于一种虚无状态,对第三人利益保护欠周,似有重实体公正轻程序公正、过度保护债权人而忽视债务人和第三人利益保护之嫌.文章提出必须坚持程序救济和实体救济并重,公平保护执行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执行救济制度的应有功能.     

论人身强制执行

“执行难“现象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我国执行理论与现行立法一概排斥将人身作为执行标的应是其中之一。过于僵化地遵循这一原则已无法解决当前民事执行中所凸显的现实问题。通过历史的考察和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人身强制执行制度既有其历史的渊源,又有现代的法例。而基于对民事执行制度构建的目的、执行当事人双方利益衡量的法理分析,审视执行制度面临的严峻现状,在我国建立人身强制执行制度应有其当然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执行宽限——徘徊在刚性与柔性之间

我国执行程序不加区分、无条件地给予债务人宽限,实践中执行人员更会随意给予若干宽限.这种宽限的滥用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损害了执行的效率,也使强制执行法本应具有的刚性丧失殆尽.必须将执行宽限严格控制在少数特殊情况之下,以张扬强制执行法刚性的一面,弱化其柔性的一面.     

中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的模式选择与构建

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理论和实践表明 ,中国现行的司法执行模式存在着种种不足。中国宜借鉴德、奥等国家的强制执行立法 ,完善行政救济 ,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 ,有效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论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的关系——兼评《强制执行法(草案)》第24条

《强制执行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已公布,执行和解作为我国特有的制度予以保留,并且作了新规定。然而,这些新规定却存在条文之间相互矛盾以及未厘清执行和解协议与执行程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其原因在于研究视角集中在概念、性质、效力的分析框架,迁就司法实践并倚重实体法思维,及受到短时间解决执行难的政策影响。以程序法思维及原理作为指导,执行和解的逻辑基点为限制性执行和解,本质为申请执行人对执行名义所载债权的部分放弃而非对执行债权主体和内容的实质性变更,既不具有执行力也不可另诉。在执行体系中,执行和解应定位为补充性制度,相较执行和解而言,执行当事人应优先适用撤销执行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执行担保、债务人异议之诉等制度或拍卖变卖等执行措施实现执行目的。因执行和解阻碍执行且其效力是否履行不具确定性,会引发执行中止。若不履行的,当恢复执行且不可另诉;若履行完毕,当终结执行。     

间接管辖权制度研究——从外国民商事判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现状出发

间接管辖权审查是被请求国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在研究大量中国司法案例的过程中,发现司法实践中很少对间接管辖权进行审查,即便有也存在审查标准不一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间接管辖权方面存在立法空白,缔结的各项国际条约对间接管辖权的规定也有多重标准。通过梳理各国关于间接管辖权的立法,发现间接管辖权审查的立法模式主要包括法律适用模式、具体管辖根据模式及混合模式,在分析《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原则与规则: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建议稿)》第19条的基础上,为中国间接管辖权审查制度的构建提出以混合立法模式确立间接管辖权审查制度,并以专属管辖权排除外国法院管辖权的思路。     

我国对人执行制度的构建意义和适用原则

依照执行措施针对对象的不同，强制执行分为对物执行和对人执行。对人执行是强制执行的重要方法，是对物执行的基石和后盾，是解决执行难的重要武器。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丰富了对人执行的手段。当前，亟须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现代对人执行制度。     

债务人不能执行或不执行重整计划时的处置方式——《破产法》第93条第1款评析

依《破产法》第93条第1款规定,发生债务人不能执行或不执行重整计划之情事,其处置路径过于僵化,即仅限于消极式的终止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对于债权人权益之维护缺乏必要的救济。另外,混淆终止重整计划执行的原因与破产原因,造成法律适用上的错误。上述立法模式不尽妥当,实有修正检讨之必要,应当对“不能执行”或“不执行”予以界定,视情形之不同而适用不同的处理方式,而非一体化的处理。其可能的处置方式包括:更换执行主体、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变更重整计划、强制执行、撤销重整计划、程序转换等。     

略论国际刑法的间接实施

从实施主体、实施依据和实施内容等几个方面揭示了国际刑法间接实施的特征和优点 ,指出间接实施模式仍然是实施国际刑法的主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现存模式。在当今的国际社会 ,不但不能轻视间接实施模式 ,而且应当加强和完善它     

行政强制手段模式的比较与反思

无论是英美等国把刑罚和行政处罚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手段,还是日本以代执行为核心、以行政上的制裁等其他手段为补充的多样化强制手段,都反映了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即从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出发,尽量抑制直接强制手段的适用,循着间接强制的思路但又跳出传统的间接强制模式去寻求其他丰富多彩的强制手段,以更好地实现预期的行政目标。这一思路值得我国在设计行政强制手段模式时借鉴。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即究竟采取何种标准划分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的行政强制执行权 ,是完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文章在辨析现有认识的基础上 ,提出应当以行政强制方法为标准 ,由统一的立法普遍授予行政机关行使间接强制执行权 ,直接强制执行权则以人民法院行使为原则 ,以法律特别授权行政机关行使为例外。     

会计标准正式执行机制的最优状态分析

通过建立两个经理人是否做假帐的囚徒困境博弈,对会计标准正式执行机制进行了探讨,分 析了最优正式机制及其执行环境的问题,最后描述了我国会计标准正式执行机制的现状并提出对策。     

论企业合约的实施性质

一般认为企业合约实施表现为自我实施,但从实施角度研究企业合约的性质,我们提出企业合约实施的状态依存,即在不同情况下或不同层面上,企业契约表现为不同的实施形态,企业在本质上是要素合约的一种实施机制。契约的实施路径较之契约的形式可能比较适宜证伪张五常。     

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设置模式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命令式的直接管理行为逐渐减少,随之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间接管理方式逐渐增多,而当行政相对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时,行政强制执行的作用就凸现出来了,其中执行主体模式的设置尤为重要,本文就现行行政强制主体设置模式形成的原因、现行行政强制主体模式设置的缺陷及行政强制执行主体设置制度的完善作一探析。     

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对策建议

法律制度的供给不足是造成我国执行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效解决执行难,要从制定单独的强制执行法入手,通过重视执行和解的特殊作用,强化媒体曝光、劳务抵债、征信系统＂黑名单＂记录等执行方法和执行措施,并引入检察机关对执行程序的监督机制等。     

从"强制"到"合意":——行政执法方式改进的路径选择

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确立,将对政府法治(包括行政执法)的研究和实践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须研究基于和谐理念的文明执法问题。传统的行政执法比较强调通过采取单方的、强制的行政管理措施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其实,不同的执法方式,有助于实现不同的法律目的。对执法方式进行改革,寻求公民和执法机构在执法过程中的互相理解、配合,有助于提高执法的效率和效能。所以,注重公民参与和沟通、减少行政摩擦和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和行政奖励等制度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     

Improvement of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in Free Trade Zone ——Taking Shaanxi FTZ as an Example

Strengthening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in the FTZ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and optimizing the legalized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e FTZ.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ule of law-based government, the theory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the theory of holistic governanc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in the FTZ is defined, the status quo of the coordi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in Shaanxi FTZ is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Shanghai FTZ and Fujian FTZ etc.,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reform of the comprehensi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FTZ be deepened, the basic multilateral framework for coordination of inter-department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be established, the mechanism of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be improved, the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be buil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nforcement teams be strengthened, so as to improve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in the FTZ.     

我国行政执法制度变革的新制度主义解读

我国自1990年代开启行政执法变革以来,行政执法依据已从不确定到确定、从封闭走向开放。然而,运用新制度主义的组织分析视角进行解读,发现诸多制度性变革呈现出仪式化的特征而起着正当化的功能,但未能解决执法有效性问题。同时,行政主体的组织环境分析表明：垂直化的行政执法体制亦难以实现提升执法有效性的立法意图,需要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