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改革后的刑事诉讼庭审方式

我国改革后的刑事诉讼法所构建的庭审方式具有几个新的特点：由开庭前案件实体性审查变为程序性审查；强化了控辩双方的职能；扩大了合议庭的权限和作用；合议庭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但我国庭审方式改革试点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庭前审查的范围、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措施和物质保障、证据及案卷材料是否移交及移交时间等，尚需在实践中加以解决或完善     

刑事诉讼程序:结合整合完善——日本刑事诉讼的启迪

日本刑事诉讼模式与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均是在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大模式的基础上结合而成,所以日本的刑事诉讼对我国的刑事诉讼有着特殊的启迪作用。日本刑事诉讼在形成混合式的模式以后的近半个世纪中,经历了种种困境,而这些困境正是我们现在面临或以后将要面临的——如果不及时的、有效的进行改革和完善的话。解决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之间的错位、抗辩理念的树立、抗辩制所必然要求的基本制度和规则的建立、立法、司法、理论之间的呼应是重点。     

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官的角色错位及纠偏

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扭曲导致了检察官在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中存在角色错位问题。检察官在审前程序中是客观中立的国家法律监督者,在审判程序中却转变为与辩护方积极平等对抗的控诉者。这种角色错位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受到限制,案件事实无法得到全面发现等。解决检察官角色错位问题,首先要以当事人主义作为未来刑事司法改革的宏观模式选择;在此基础上,通过在审前程序中引入司法官和加强律师辩护权利实现检察官角色的转变。     

对刑事诉讼模式定义的比较性辨析

刑事诉讼模式作为刑事诉讼运作的中轴,由一定的刑事诉讼价值理念所决定,并由一系列诉讼基本方式体现出其控辩审三方法律关系的核心内涵.对于刑事诉讼模式的称谓及定义在学者中有着并不相同的界定,而古今几大主要诉讼模式也显现出各异的特征.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以"强职权主义"为基调,而法文化的共性和相异性决定着这一模式的基本改革走向.     

刑事侦查模式与审判模式的机制冲突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出现了'公正审判'一词,在刑事审判阶段大量吸收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内容,使校辩双方地位趋于平等化。但侦查阶段,我国始终奉行的是职权主义模式,几千年义务本位的法文化背景直接或间接地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地位的实际客体化,从而使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与国家侦查机关的地位不平等,没有达到'公正侦查',以至于形成'控'、'辩'前提条件不完备的诉讼结构失衡,我们所期待的公正审判将只能是一座空中楼阁。因此笔者试图在我国侦查阶段引入以'弹劾制'侦查现为支撑的当事人主义侦查摸式,使其与当事人主义趋向的庭审相适应、并且适当做好侦查与庭审之间的衔接工作,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运行体制。     

走向与前瞻：评《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2004年宪法修改以及人权保障条款的"入宪",更是成为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直接动力。然而,要制订一部垂范久远的刑事诉讼法典,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宏观问题:第一,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逻辑起点应当是超职权主义诉讼制度;第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目标定位应当是实现程序正义;第三,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路径选择应当沟通建构理性主义与经验理性主义;第四,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选择创新型制度移植的道路。     

司法化:中国刑事诉讼修改的当下与未来走向

1979年以来,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发展贯穿了一条主线——程序司法化。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改变单方、双方结构,建立并完善三方结构方面做出了努力,进一步增强了刑事诉讼诸阶段的司法化要素。但应当看到,当下的程序司法化努力还主要局限在审判阶段(尤其是一审)的实体性裁判方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所实施的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诉讼行为,大都仍未纳入司法化的范围。未来的改革应立足中国司法实际,坚决而渐进地推进程序的司法化。     

刑事诉讼牵连管辖中当事人的权利救济

牵连管辖是指因行为人、行为数量、行为地点或者涉及的罪名在两个以上 ,从而导致两个以上的法院对该案件有管辖权 ,为节约诉讼成本 ,司法机关对之予以并案审理的管辖制度。现行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牵连管辖中司法机关的操作程序 ,但是并没有对当事人的权利予以充分重视 ,由于管辖的改变会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 ,因而 ,应当增加改变管辖时告知当事人、当事人对改变管辖的决定有权提出异议 ,司法机关对管辖异议作出决定的程序内容 ,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诉讼职能探讨

刑事诉讼职能是诉讼参与者在刑事诉讼中为实现特定目的进行诉讼活动的行为模式及所具有的作用和产生的功能。设置刑事诉讼职能应遵循三大基本原则,据此剖析我国刑事诉讼职能设置的主要缺陷,力图寻求解决方案。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趋势与对策

中国文化产业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在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在此背景下,文化产业也呈现出新的特征,显示出平台信息化、内容虚拟化、消费体验化、产业跨界化和贸易国际化五大趋势。     

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现实选择:混合标准

目前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存在着"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这两种观点均未能全面把握刑事诉讼证明的两个阶段和双重属性,各有缺失.客观真实标准是最理想的证明标准,但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实现单一的客观真实标准的条件,现实的选择是实行兼采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混合标准.     

刑事诉讼模式的比较与我国的选择

刑诉模式的构建过程实际上就是国家根据社会优势价值理念进行刑事诉讼价值选择的过程.刑事诉讼模式的价值包括其外部价值、内部价值、经济效益价值等方面的内容.我国现行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存在诸多弊端,以对抗式为主、审问式为辅的"第四模式"应是我国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理想选择.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当前困境及创新路径

当前,国内外社会环境与教育环境均处于剧烈变化阶段,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因此面临着严峻挑战。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涵和社会功能为切入点,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面临的困境进行考察,从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和创新社会实践教学两个方面着手厘清其创新路径,并及时转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思路,不仅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亟需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同时也是其全面、协调、健康发展的迫切需求。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既是指承担控诉责任的检察官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需要达到的法律所要求的程度,也是指法官根据既有的法律规范和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准确判断时所需的标准。客观真实只能作为一个理想证明标准,而不能作为具有规范意义的和可操作性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我国刑事诉讼证明实际,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可以设定为两种:“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一般标准和“证据确实、充分”的特殊标准。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在刑诉中的地位及权利

近亲属既是诉讼的参加人,又是最称职的诉讼行为的监督者,重视近亲属的诉讼地位和权利,具有社会的、伦理的、功利的、文化的、法治的理论根据。刑事诉讼法要正视近亲属特殊诉讼参加人的地位,合理界定近亲属的范围,修改完善存在重大问题的法律规定,承认近亲属相互容隐的权利,豁免近亲属之间的作证义务,强化近亲属之间的会见权,切实加强对近亲属权利的保护,如此方能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权益,强化文明公正执法,促进法治发展。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新探

文章简要阐述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特征,对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评析,并提出了实体真实     

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价值表征

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价值表征是多方面的。它符合刑事诉讼的认识论规律的要求;为司法权的运作提供合理的空间;为刑事诉讼功能和价值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是刑事诉讼结构模式发挥作用的必然要求;与证据规则的制定和运用互设边界。     

侦查程序中刑事证明的几个问题

我国侦查程序中刑事证明的理论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刑事证明的内涵及其与事实查明之间的界线，令状主义和人身保护令制度引入的必要性，侦查机关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的建构等等，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论老年人的刑事诉讼保护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犯罪愈发常见。老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政策角度来看,都需要刑事诉讼制度给予特别对待。目前,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做出了一定努力,但是仍然略显滞后,制度化、系统化不足,宽缓程度不够。有鉴于此,有必要综合考量,系统性地构建和完善旨在保护老年嫌疑人、被告人的侦查、起诉和审判制度。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再认识：困境及出路

我国法治实践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一直存在着诸多不协调,彼此互动不明显。无论是在观念认识,还是在立法、司法实践以及学科研究层面,二者关系呈现出分离、割裂、断层的局面。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因犯罪这一纽带联系在一起,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均受刑事政策指导,在历史上原本合体并存。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树立刑事一体化观念,注重整体性立法,加强司法实践融合,开展交叉性研究,以实现二者双向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