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自治权及其行使的法律保障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自治权是其核心的内容,对自治权从内容、范围到实施都应由法律明确地加以设定.自治权的确定和行使直接关系到民族自治地方的建设,关系到各民族的切身利益和权利的实现,因此<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自治机关的自治权作了专章的规定,从各方面明确了自治权的内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包括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制定权,经济权,教育、科学、文化的建设权,治安权等多项内容.在这些自治权中,经济自治权是民族自治地方进行各项建设的物质保障,对其加以界定、予以行使并给予法律保障,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意图通过对民族经济自治权的定义、内容及其行使的法律保障等方面进行探讨,为我国民族法理论的完善尽微薄之力.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与其他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比较研究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设置模式,是一种独特的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权力划分方式,适应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需要.将民族自治地方各级政府与我国其他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权力相比较,特别是将五大自治区政府与其行政层级相近或者相似的"较大的市"政府、经济特区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行政权力相比较,有利于进一步揭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内涵和实质.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除了可以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一般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外,还与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共同作为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这使得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不仅不同于一般的地方政府,而且不同于"较大的市"政府、经济特区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这些原本也是特殊的行政权力配置.     

论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保障

<正> 自治机关的自治权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问题。自治机关要全面有效地行使自治权,就要有充分的保障。应当肯定,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已有一定的保障。一是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自治机关的自治权以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机关有权管理地方财政;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     

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宪政解读

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核心,是宪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法定权力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能否依法行使自治权,是考核民族地区宪政实施真伪的“试金石”。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统一服从中央政府的管辖。而民族地区宪政只是国家宪政结构的子系统,这决定了民族地区宪政建设必须要与国家的宪政结构相匹配,受国家宪政体制的制约,不能逾越国家宪政体制设定的边际。     

民族自治地方资源开发与保护自治权再探讨

人类必须尊重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的一些基本定律。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是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物质条件,它关系着民族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权根据法律规定,确定本地方内草场和森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管理和保护本地方自然资源的自治权,优先合理开发利用本地方自然资源的自治权。法律同时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在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管理方面的义务与上级国家机关在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尽的“职责”。     

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

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覃乃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按照社会主义的法制原则，根据本自治区域的实际，制定民族自治地方性法规的活动。长期以来，民族自治地方在行使自治权方面，比较重视财政、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自治权，...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自治权探析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自治权的理论基础在于地方自治与民族平等的政治法律理念。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自治权是一项宪法权利,由经济机制自治权、财政税收自治权、金融管理自治权、贸易管理自治权等构成。它在行使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因此需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等多个环节予以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

<正>(2015年9月)前言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是根据当地民族关系、经济发展等条件,并参酌历史情况而确定的。目前,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依据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的多少、面积的大小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行政地位分别相当于省、设区     

民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立法工作的基本经验和发展方向——以《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为样本

民族自治地方法制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当下,民族自治县作为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层行政区域,结合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用好、用活、用足自治权,将自治权的运行纳入制度和法律的轨道,是增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效果的重要途径。     

民族自治地方贸易管理自治权再探讨

民族自治地方对外贸易和边境贸易,是我国社会主义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形式。民族自治地方开展对外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人缘优势和政策与法律上的优势。民族自治地方具有开辟对外贸易口岸、开展边境贸易的自治权和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贸易管理权。民族自治地方必须服从国家统一的贸易体制,改进和完善内部管理机制,依法严格管理对外贸易秩序,按照WTO要求尽快完善外贸法治建设。     

犹太人杰超常涌现诸因素分析

犹太民族以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并为人类贡献了大量杰出人才。犹太人杰的超常涌现与犹太民族视学习为敬神的宗教观念和崇学尚智的文化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而以家庭、会堂、犹太中心为基础的教育实践 ,开放的民族心态 ,兼收并蓄的文化机制 ,备受迫害的民族流散经历所激发的民族意识 ,本民族杰出人物对民族精神的培育、激励作用 ,则共同形成了犹太人杰超常涌现的精神沃土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作用

历史观是记忆的出发点和认同的基石,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四个与共”的结构一体性和“四个共同”的过程延续性,为中国历史政治基因的延续性、合法性提供了理念维护,为多民族国家整合、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素材,也是对外部挑战的理念回应。问题史观通过修改历史认知坐标系和思维方式,销蚀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合法性,而二元史观、多元文化主义史观等问题史观冲击了中国历史主流话语的延续性、一体性、主体性和本土性。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价值立场,以强化中华民族史观认知、凝聚“五个认同”历史情感、坚定历史自信为关切,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评价标准。     

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律地位问题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法规 )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自治权。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高于一般地方性法规而具有法律性质 ,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上级国家机关要尊重和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但自治法规不能规定和约束上级国家机关。制定机关和批准机关对于自治法规都享有“半个立法权”的说法 ,实际上是把报请批准自治法规视同提请审议自治法规案 ,把自治机关享有的自治法规制定权等同为拟定权。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法规报请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的规定 ,是一项宪法原则 ,这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的一大特点。在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问题上的分歧 ,源于如何正确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述评

1988年,费孝通先生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文,时至今日已20年了.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学术界对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尽管在讨论过程中呈现出的是分歧与共识并行的局面,但是这些讨论都促使这一具有结构论特点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本文拟就学术界在近20年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工作做一个述评.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一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民族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其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繁荣兴旺的时期,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多民族的存在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等等.     

试论噶当派的兴起原因及历史影响

噶当派是11—15世纪藏区影响较大的一个佛教教派,其兴起原因主要在于它适应了当时藏区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藏区佛教的发展方向。本文强调指出,噶当派在教理教义、寺院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影响了其他教派的产生与发展;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的形成也与其作为藏区第一个佛教教派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此外,噶当派对藏区社会的其他方面亦有影响。     

清末民初拉萨动乱性质初析

清末民初西藏地方之动乱最先在拉萨爆发,且此后该地一直为主要战场,故而这场以拉萨为主要战场的整个西藏地方的动乱局势被通称为"拉萨动乱".该乱事虽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但其性质不同于内地各省响应革命的行为,难以归于"革命"范畴,更不属于辛亥革命起义的一部分.所谓辛亥"汉藏冲突"这一定性并不妥当,称其为清驻藏陆军与藏族民军间的混战更符合历史事实.     

一多辩证中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基于共同性意识构建的铸牢要求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吸附力和统摄力,一多辩证的基本问题关怀容括了人群社会之中“一”和“多”问题的共同存在。费孝通所提多元一体格局有着范围上的伸缩性,从个人到民族,再到世界性的存在,这种伸缩范围所体现出来的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共同性意识的建构需要基于多元一体的理解来构造出一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未来世界将会朝向一种互惠共荣的文化自觉,这需要从中国文明立场上看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多元价值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可能。从人之向善的共同性追求上寻求共同体价值的实现,这种文化自觉将会有助于以共同性意识构建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下的构造与铸牢的实践。     

论近代中国海关缉私制度的确立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海关行政管理权也落入代表外国侵略势力的外籍税务司手中,致使海关不能独立自主地行使缉私权.20世纪20年代,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趁机收回部分海关主权,整顿加强海关缉私工作,逐步确立了近代中国的海关缉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