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设"信用福建"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本文从新的角度论述了信用的内涵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信用福建”的基本框架。作者认为 ,对信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 ,但它们之间有主次之分、有层次之别。信用首先应该从经济方面来理解 ,其次从法律方面来理解 ,最后才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理解。因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信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 ,不要简单地把它归入伦理道德范畴或一般文化范畴。经济信用问题的解决 ,主要依靠经济手段 ,辅之以法律的他律和道德的自律。在建设“信用福建”的过程中 ,要紧紧抓住经济信用建设这一中心环节 ,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 ,推动政府、企业、个人三大主体信用建设和法律规章、道德文化、监督管理三大保障的信用建设     

论现代信用文化建设

“信用”一词可以从多个视角来把握,问题在于不仅要深化每一个视角的内涵,还要从更高的层次来认识。“现代信用文化”不仅把信用在道德、经济、法律等意义上的规定包含在自身内,而且使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而赋予它们以新的特点、新的功能。只有把信用提升到文化层次即信用文化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用,才是对信用的更高层次的理解,也才能培育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信用文化,从而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真正建立。     

中美信用法律体系的比较研究

20世纪 60年代末到 80年代中期 ,美国联邦政府先后出台 17部信用法律 ,从《公平信用法》到《信用修复机构法》 ,形成了一个完备、系统的法律体系。而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尚处于初始阶段 ,信用法律更滞后于信用体系的发展 ,内容上极不完整 ,结构上有很大欠缺 ,严重制约着我国信用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本文借鉴美国信用法律体系的特点 ,并吸取其他发展中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的经验 ,指出 ,我国信用法律体系建设应从信用基本法、专门法和相关法律规范三方面入手 ,逐步使之健全和完善     

论广告信用的法律保障

广告是生产与消费的桥梁与纽带,其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广告信用既指广告主体行为,亦指社会对广告主体行为的评价。为了保障广告信用机制的形成和有效运行,我国广告信用的法律保障,需要构建和臻善国家保障、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等制度。     

对构建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律体系的思考——以风险控制为中心

全面有效的风险控制是担保机构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科学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健康发展的法律保证.因此,应以风险控制为中心,按照风险预防、风险监控、风险救济的风险管理过程来构建我国应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律体系,并以此考量现行法律体系之不足.     

信用的法律约束与道德约束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问题的根本是围绕经济利益产生的。法律规定了权利、义务、责任,而利益规则却是法律规范制定的基础。信用必须依靠法律保护与约束,不然只是空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日益出现许多新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信用问题,因此,相关的法律制定应具有一定"超前性"。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约束并不强求市场参与者都是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但应遵守公平、公正、守诺等起码的信用道德,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不应损害公共和他人利益。"德法互动"以道德和法律的内在联系为前提和基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有利于建立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促使社会有序、健康地发展。与此同时,也应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关于福建历史文化当代意义的思考

深入挖掘争充分利用福建传统历史文化中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思想成果,弘扬长期以来一直保留在福建人民身上的传统美德,对于福建当代文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明确提出开创新的陆、海兼备的福建文化发展方向.要努力处理好闵学与各地域文化的继承保护和合理开发的关系.通过各种渠道向台湾和海外传播闵学和福建传统各地域文化,使之在两岸交流上起到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韩非法律信用思想基石及其建构

良好的法律信用有利于法律的实施。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思想体系中体现着对法律信用的推崇,其法律信用思想具有社会基础、人性基础、理论基础、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并通过立法、司法、法律监督、技术保障、法制教育来建构。韩非建构法律信用思想对当前法治的借鉴意义在于:法律信用的构建要靠法律内在条文的和谐以及依法执政、公正司法和普遍守法来实现。     

福建协和大学与福建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

本文认为,福建文化研究是当年福建协和大学的学术强项之一。在福建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形成和延续的进程中,福建协和大学的学者贡献良多。本文描述和论述福建协和大学及其福建文化研究之若干情况:校史片断,从闽学会到福建文化研究会,校内学者的协力和接力、校外学者的参议和参与,以及福建协和大学在福建文化研究方面的学术渊源、学术特点和学术影响。     

吉林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律问题研究

20世纪以来,以信用担保为中介,引导社会资金特别是银行信贷资金向中小企业倾斜,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实现政府经济政策目标的专业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主要发展和成熟于欧美、日本等国家.目前,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已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我国信用担保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从我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现状出发,分析信用担保法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如何规范和保护担保行业提出立法建议.     

关于东亚法文化的视点与课题

今日世界虽然出现国民国家危机，但不能接受无论什么民族与社会均经过相同发展过程的西方普遍历史观及其人权论；应以跨文化视野建立以儒教及汉字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法文化。     

构筑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的法治思考

社会信用的缺失已给我国社会的经济秩序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与无序,而整治经济秩序,重塑社会信用不仅需要强化诚信观念,加强道德建设,而且更需要国家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及监督机制等环节上予以完善,以解决社会信用低下的问题,真正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良性循环。     

法律人培养视角下的法学教育检视

培养法律人是法学教育的基本目标与主要任务.近年来,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大陆本科法学教育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基本价值理念及其实施机制的运行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综合来看,当下的法学院教育中,程序正义理念教育不足、法律解释的运用能力培养不够、法律的系统理解和运用能力教育不够、实践能力培养不足、知识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失衡以及法律思维的训练不足等几方面问题较为突出.对这些问题的揭示与反思有助于我国法学院教育水平的全面提升,促进法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法律实证主义视野中的自由裁量

以分离命题作为核心主张的法律实证主义理论,并非是针对法官审判实践的法律方法论,但是,分离命题面临着法官在审判中对法律进行道德解读的质疑.法律实证主义理论肯定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区别于传统僵化的法律形式主义.法律实证主义认为自由裁量主要是由于语言的空缺结构和立法者的局限而产生.实践中法官通常遵循的论证模式对自由裁量构成一定的限制,但法官仍有广泛的裁量自由.自由裁量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分离命题并不矛盾,在特定的法律体系中甚至是分离命题的必然结论和支持.     

公平视野下版权法律制度的反思

互联网挑战版权法,作为构建版权法平衡机制的支柱"合理使用"首当其冲,网络环境下版权法已显失公平,昔日作为保护作者和作品的合法使用者的版权法律制度面临危机。本文以"合理使用"为视角,分析公平在版权法中的地位,反思数字环境下"合理使用"的作用及存在价值,揭示在公平的视野下重构版权法律制度之核心——权利平衡机制的必要性并提出一些建议。     

试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性观基础

马克斯·韦伯认为传统的东方社会未能走上现代化道路，其关键原因就是缺乏一种西方社会独有的理性精神，这一论断无疑具有历史独断论色彩，但他从社会的主观意向与客观实在的关联入手研究东方社会传统文化的研究方式在学界产生深远影响。沿着韦伯思路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性观基础时，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法律的生成都与中国传统的法律理性观与社会理性观的历史变迁密切相关。中国传统的多元法律理性观与社会理性观曾是中华法系产生与兴盛的精神内核。但其向一元化和非理性的转变也成为阻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走向现代的根本障碍。因此，如何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利于法律发展的理性内容，对于现今 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魏晋之际法律文化流变述略

魏晋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汉唐制度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时政制、律令多有革故,亦不乏鼎新,并以法律儒家化为其标榜,发展为隋唐制度之渊,是隋唐达到中华法制高峰的基石。魏晋法律文化有着传承、解放、独立三个特质,正是受当时学术分野所影响,也是魏晋文化的风度与风流所造就。将魏晋法律文化置于其时文化大环境,特若学术环境而言,更能考察在整个社会巨变背景下,魏晋法律文化作为魏晋文化的一个因子,是如何与其时历史发展密切关联并交互影响,又如何丰富魏晋文化的内涵。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新视角:酒文化研究

本文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视角,对洒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肯定了洒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积极因素,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对规范酒行为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闽南移民与闽台区域文化

闽台区域文化从总体上说与闽南民间文化有密切关系。闽台共同文化区的形成,既是移民与文化传播的结果,同时也是两岸密切交往关系的产物。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探讨闽台共同文化区形成的过程,强调指出,历史上大陆向台湾的移民以及闽南文化在台湾传播为闽台文化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两岸的交流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结成的血缘文化纽带则是闽台共同文化区形成的重要条件和最终标志。     

论法律文化的物质性

法律文化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有着强烈的传承性或渗透性,具有物质性的特点,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加强法律文化的物质性研究,对于中国法治现代化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