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巴金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创作特色

在我国现代小说作家中,写知识分子的题材是极为普遍的,不少作家像巴金这样执着于这一题材,这样广泛地描写各类知识分子的生活、命运,这样忠实地反映他们的思想性格和对人生的探索和理想的追求。他真是描写知识分子出色的有特殊才能的作家。正如巴金所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是我最熟悉的世界”,①因而塑造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有的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不朽的典型形象,这是巴金给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宝库的珍品。巴金塑造了旧中国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尤其出色地描写了“五四”以来,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在不同时期的痛苦挣扎和愤怒的反抗。从二十年代末期的杜大心,到四十年     

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改造”叙事

20世纪中国的文学思潮有一个从改造群众到改造知识分子的范式转变：20世纪初直到40年代,文学中的主导话语是改造群众的启蒙文艺;随着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话语的广泛传播,文学作品中改造知识分子的话语模式逐渐兴起;在改造知识分子的文学范式中,知识分子形象逐渐＂逊色＂于群众形象,甚至淡出了文学视野,这改变了文学的格局。通过改造知识分子来提高群众的地位,这种＂改造＂叙事颠覆了既有的群众与知识分子形象,但却远离了他们各自的真实,对知识分子和群众都有一定的＂误读＂。知识分子与群众只有在双向互动的情况下才能使各自走向良性的存在。     

《兄弟》中的知识分子叙事

《兄弟》是知识分子叙事的典型文本。作品塑造了两类知识分子形象：一类是生活在“孤岛”中挣扎固守知识分子本位的宋凡平、宋钢们;一类是生活在乐园中徒有虚名的伪知识分子赵诗人、刘作家们。他们在特定年代真实的心灵嬗变,既折射了物欲时代之于知识分子的压抑和扭曲,也反映了知识分子自身信仰的脆弱。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尤为新颖,采用“反英雄”化形象的塑造和戏谑笔调,让文本在规避知识分子这一宏大主题带来的沉重感后,不仅刻画出欢笑背后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的艰辛,还体现了作者对这一现状的悲悯,对当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思想的建构有一定启示作用。     

假托大众之口的文学虚拟——论20年代“革命文学”对工农的描塑

20年代“革命文学”很重视对工农大众的描写 ,但由于革命作家自身实践经验的限制 ,他们对工农的描写大都还停留于主观的浮面 ,假托工农大众之口来言说知识分子的思想、理念。与此相应 ,革命作家虚拟的大众读者也悄然被实际的读者———知识青年所代替。在知识分子作家与读者的“共谋”中 ,工农形象遭到了彻底“误读” ,由故事的主角而沦为符号 ,默默地成为他者     

隐逸与逃遁——论《废都》、《白夜》、《土门》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特征

作为一位密切关注现实的作家,贾平凹敏锐而深刻地感觉到这个变革时代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人格危机和价值失落。如果说在《废都》中给这类知识分子设定的出路还有一线生机的话,那么在《白夜》中这线生机已彻底破灭了,留下的只是冰凉透心的幻灭感和作家的沉重感叹。到了《土门》,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则发生了更大的变异：被不动声色地平面化到畏琐不堪的地步。传统文人的潜在性立场使贾平凹的创作与文人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保持着一种天然的内在感情联系,形成了知识分子形象的特殊色彩,也给其创作带来一些局限     

关于新时期小说知识分子形象的一点思考

本文就新时期小说知识分子形象的审美创造和发展进行了论述。(一)新时期初期知识分子形象作为悲剧主人公登场,作家们在审美观照中把历史的扭曲面目与历史的客观必然统一在一张画面上,使悲剧和崇高达到完美的统一。(二)知识分子形象作为四化建设主力军登场,生活中深层次的矛盾被淡化。作家审美视角还需作大幅度调整。(三)知识分子形象作为新的悲剧主人公登场,其悲剧因素超越了初期的社会和政治的范畴而深藏于集体无意识和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作家审美创造向新的更深层次发展。(四)知识分子在社会潮流冲击下性格心理的分化。作家审美视野的拓展和审美视角的调整。(五)处于传统道德和世俗风尚张力之中的知识分子还面临着人生座标的新选择。作家新的审美发现。     

知识男性的自我认同与主体建构——解读知识男性与劳动妇女的爱情叙事

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关知识男性与劳动妇女的爱情叙事大量而集中地出现在男作家所创造的文本之中.在这些文本中,美丽温情的女性都是"空洞的能指",知识男性的心灵挣扎与身体历练才是作品叙述的中心.男作家们的创作目的并不在于对劳动妇女这一群体生存与命运的关切,其创作的隐秘动机是治疗男性知识分子的心灵创伤,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之内,建立中国知识男性的自我主体形象,改变知识分子被权力政治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修正知识分子卑琐、不洁、可疑、软弱的"女性"化形象.     

女性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困境与探寻——以张洁20世纪80年代初小说创作为中心

张洁作为新时期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在其创作序列里塑造了一批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在张洁的小说中表现出直觉的、体验的女性立场,与20世纪80年代主流的知识分子话语之间有着缝隙和冲突。从小说中细节场景的分析入手,展现女性知识分子形象所显现的性别身份和知识分子身份的纠缠,并试图通过消弭、遮蔽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建构知识分子的主体身份;在消弭、遮蔽当中又体察到性别身份缺失的痛苦、无奈,从而勾勒出女性写作的历史场景。     

从政治到人性: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叙述视角的流变

伴随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历史性转变,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整体面貌和创作也发生剧变。从叙述视角上来看,十七年到新时期初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始终以政治视角为主,作家对叙述视角的确立更多地是出于表达文学立场、创作思想和政治诉求的考虑,极少出于对文学形式、技巧、审美价值做出思考。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进入新的创作阶段,其中叙述视角从政治化的外部视角向个人化的人性、心灵的内部转移成为这一创作阶段转型的重要标志。叙述视角的选择和确定意味着作家创作立场的选择和确定。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视角从十七年、新时期及至90年代持续至今的转变,从政治视角到人性视角,从集体叙事到个体叙事,标志着知识分子个体意识的觉醒以及知识分子精神反思的深化。     

<二月>思想内涵的再探讨

本文认为三十年代左翼作家柔石的代表作品《二月》,通过萧涧秋芙蓉镇之行的失败历程,从三个方面揭示出现实主义内涵：1．深刻地批判了二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思想。2．批判了二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动摇性。3．指出反封建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林希逸诗学思想的渊源与独创简

林希逸的诗学观念介于江西与江湖之间,这种特色来源于学派传承,也与林希逸个人的思想气质和学术理论相关.艾轩学术兼容并包的折衷思想以及对《离骚》的钟爱,成为林希逸诗学思想的背景渊源.林希逸重视诗歌的比兴寄托,反对剽窃模拟,主张以正驭奇.同时,将儒家的因静观物和禅家的参禅悟理化入诗学理论之中,既重视创作前作家的心理状态,也注意到参悟句法的重要性,体现出强烈的整合儒禅的折衷倾向.     

解读林语堂的“幽默”

林语堂是第一个将英语中的Humor译成中文“幽默”的人,他是中国幽默文学的倡导者,他也是沟通中西方幽默观念的桥梁之一。“幽默”是林语堂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幽默观在林语堂的艺术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本文分三章解读林语堂的“幽默”。第一章论述了林语堂幽默观的内涵：自由独立的思想,宽容超脱的胸怀,闲适自然的情愫。第二章论述了其幽默作为一种文学实践。第三章论述其幽默作为一种人生姿态。结语部分简要总结了林语堂幽默观的意义,林语堂的幽默达到了艺术境界、学术境界和人生境界的统一。     

论林译小说的话语系统

晚清时期,林纾的小说翻译影响之大可谓空前。大量的小说翻译实践使林纾形成了特色鲜明、自成一体的翻译小说话语系统。当然,林译小说的话语系统不是单一的话语形式,而是一种多维的"话语"形式,其中林纾的序跋话语、译本书名话语和译文文本话语极富特色,是构成其话语系统的主要元素。     

多元系统理论视域下的林纾翻译

林纾在近代文学领域和翻译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学界对林纾的译作历来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为从目标语文化角度、接受者角度、译者动机角度等方面来解读林纾及其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     

林本裕与《辽载前集》考论

清初盛京文人林本裕撰写的《辽载前集》,是东北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由私人撰写并保存下来的地方志书,弥足珍贵。文章依据林本裕撰写的《辽载前集·自序》,以及作者最新整理出版的韩国史料,并结合其他清代文献记载,考证出林本裕的父亲即是清初曾在数省担任巡抚的林天擎,补充了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之不足。根据朝鲜官员李日跻《燕路笔谈》中的珍贵史料,描述了林本裕坎坷曲折的一生,并且对《辽栽前集》一书的编纂过程及文献价值,以及被打入《四库全书·存目》的原因,做出了确凿的分析和解释。     

论林纾的文体观

林纾的文体论是其古文论的重要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之前及同时代的文体研究，直接承继《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传统。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之初，既有着对中国古典文体论的撷精取宏，又不乏顺应时变的更新迹象。在对古文体的分类释名，各类文体的创作方法，以及文体的风格和修辞，他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理解和作法。     

林语堂文学转型探析

对林语堂三十年代在文学观及创作上发生巨大变化这一现象的探讨 ,是林语堂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 ,更深一步地从林语堂身处各种文化的边缘 ,以海派文人特有的性情、气质立世著文的新角度来分析导致他转型的种种潜在因素     

诗意的追寻——林庚文学史论述与"抒情传统"说

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相关论述以陈世骧之说最有影响,而其说又与北京大学的学统关系极大,与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观亦属同一脉络。上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大学的林庚与北京大学的陈世骧同时于北平文坛活动。从林、陈之关系及师友渊源,可知二人论述同调,并非无因。陈世骧提出整体而言,中国文学传统就是一个抒情传统。林庚也认为中国文学史在宋以前的重心离不开诗歌;宋元以后虽然小说戏剧当道,但其中还是存有许多的诗意;因此中国文学史事实上乃是一个以诗歌为中心的文学史,中国文学的贡献是以十五国风代表的抒情传统。由此观之,林庚的文学史论述可说是陈世骧等人的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的先声。     

林语堂、梁实秋与“学衡派”的疏离

作为新文学阵营的重要作家,林语堂、梁实秋虽就读过哈佛大学,听过白璧德的课,但他们不属于＂学衡派＂成员。作为基督徒的林语堂,无法接受白璧德的那种具有基督教神学色彩和崇尚文化古典主义倾向的人文主义思想,在经历了对老庄哲学、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的接受,到对明代思想家、哲学家李贽童心说的吸纳,进而在＂公安派＂那里找到推崇＂性灵＂的文心,最终达成他幽默的文学语言呈现。梁实秋是胡适的弟子、朋友,也是吴宓的弟子、朋友。因此他的双重身份十分明显：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从“林道静道路”到“白灵道路”——对《青春之歌》、《白鹿原》的一点比较

作为两个不同时代的标志性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与《白鹿原》，在相关的革命叙事中，都带有特定时代语境的意识形态色彩，显示出不同时代对“革命”这一中心话语的意识流变。与《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革命道路相比。《白鹿原》中白灵的革命道路似乎更具有普遍性：作为知识型的革命者，无论其参加革命的动因，还是遭受左倾路线迫害从而与之决裂的事实，更能代表这一类型的革命者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