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資料生产优先增長的两個問題

一、生产資料生产优先增長是怎样的經济規律? 生产資料生产优先增长是指:在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发展速度的对比关系上,生产資料生产(第一部类)的增长速度必須快于消费資料生产(第二部类)的增长速度。生产資料生产优先增长是客观經济規律,还是某些时期的一种趋势?是适用于一切社会     

論洋务派經济活动的实貭和作用——兼与姜铎同志商榷

第二次鸦片战爭以后,中国封建統治阶级与外国侵略势力在共同鎮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基础上,开始建立了“和好”关系。一部分最早带有买办倾向的官僚軍阀认识了洋人“船坚砲利”的本领。他们一方面主张借助于外国侵略者的軍队,用以鎮压国內的人民起义;另一面創议学习使用洋枪洋砲,以图巩固封建的統治。这些人就构成了当时的洋务派。     

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与黎澍同志商榷

黎澍同志在《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见1984年《历史研究》第5期)一文中指出:“历史是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他们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物.”并认为:把历史说成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这是错误的.“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这样说过”,这是由苏联学者提出来的.在《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见     

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没有过时——与朱家桢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十二期发表了朱家桢同志《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吗?》一文。文章认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决定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会使第一部类脱离第二部类而发展,它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相矛盾的,因此,它是不适用于     

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没有过时——与朱家桢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十二期发表了朱家桢同志《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吗?》一文。文章认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决定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会使第一部类脱离第二部类而发展,它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相矛盾的,因此,它是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等等。我认为,文章的这些基本论点都是值得商榷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决定的吗? 朱文断言,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并非是物质技术进步所必然的结果,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决定的。”朱家桢同志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真的如此吗? 对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客观经济条件,列宁曾明确指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这个结     

《论语》这名目究竟指什么?——兼与李高田同志商榷

《青海教育》八六年第十二期发表了李高田同志的题为《〈论语〉为何用“论”字》的短文。笔者认为该文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 第一,该文作者在根据《辞海》和《辞源》对“论”字部分解释的引证基础上,紧接着下了个结论: “由此可见,‘论’显然是‘伦’的通假字,那么,《论语》的‘论’字的本字也应该是‘伦’字了”。     

价值规律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嗎?——与李国根同志商榷

近年来,经济学界在对价值规律的探讨中,根据各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价值和价值规律的一些论述的不同理解,对价值是不是商品经济的特有范畴,价值规律是不是商品生产的特有规律,展开了争论。孙冶方同志认为,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价值规律仍然存在并发生作用。最近,李国根同志在《价值规律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以下简称《规律》,见《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文中则进一步     

“白马非马”是诡辩命题吗?——兼与林颖同志商榷

《宁德师专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刊登了林颖同志的文章《浅议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以下简称《林文》),拜读之后深得启发,也有不解之处。富于启迪意义的是:《林文》从哲学与逻辑学两个层面,对公孙龙的《白马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提出了一些很有理论价值的看法,并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指出:“我们对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和批判,采取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观点,都不能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林文》)。不解的是:按照《林文》的论述,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就是“白马不是马”,是否定“白马是马”的,割裂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是形而上学与诡辩论。对此,笔者实不敢苟同。下面结合《林文》,从三方面来论述“白马非马”,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林颖同志与逻辑界专家。     

屈原是法家吗?——与经本植同志商榷

遵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期发表对屈原有不同看法的两篇文章,先就屈原评价问题展开讨论,后将开展有关的其他问题讨论。热烈欢迎广大工农兵和专业理论工作者积极参加这些讨论。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通过严肃认真、广泛深入的讨论,将会促进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计划规律不是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兼与宋养琰同志商榷

长期以来,国内外经济学界,都把计划规律作为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之一。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传统观点仍旧被人们作为定论沿用着。一九七八年出版的《辞海》,在“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条目下,这样写道“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国民经济各部门按照统一计划和相应的比例关系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国     

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表述与内涵——兼与张朝尊同志商榷

大家比较公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其目的是什么?我国经济学界多数同志同意斯大林同志的表述,即“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但是,这个表述是不是很完善,     

试论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兼与庞长富、张义德同志商榷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它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开展对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对于完整地、准确地把握唯物辩证法思想,加速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实践”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兼与郑国平同志商榷

把实践仅仅看作是认识论范畴,这是我国理论界的传统理解。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就想突破这种看法,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论范畴,而且首先更重要的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近来读了郑国平同志的《有关“实践”问题的三点质疑》一文(《杭州大学学报》1980第3期,以下简称《质疑》),他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不同意实践是“客观的物质活动”、“最主要的实践是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这些提法,否认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尽管在具体论述中,此文能给人以一定的启发,但这些观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这些观点说明了从纯认识论角度考察实践会把我们引向何处。本文想就此谈些粗浅看法,以求教于郑国平等诸同志。     

视听资料不能作为刑事证据吗?——兼与张弘同志商榷

1986年8月15日《中国法制报》刊登了张弘同志的文章《刑事证据一定要合法》(以下简称“张文”)。张文认为,“录音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视听资料(包括录音)可以作为证据。”对此,笔者观点不同。笔者认为,虽然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将视听资料单独列出作为证据的一种类型,但视听资料是可以作为刑事证据的。     

当代纸币依旧是金的符号——兼与薛暮桥等同志商榷

货币是商品交换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直接体现为社会劳动,是价值的一般代表。作为一般商品的价值尺度,要求货币本身就是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商品与货币交换,就是商品价值量与货币价值量的对等交换。在金属货币流通时,这个价值量对等关系是表现得明明白白的。因为,作为货币商品的黄金,是劳动产     

劳动强度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吗?——与陈谋箴同志商榷

读了陈谋箴同志发表在《中国经济问题》1983年第四期上的《劳动强度生产绝对剩余阶值》一文,深受启发。但对文中以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的论述为据,认为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劳动强度,会在同一时间内增加绝对劳动量,同时增加剩余劳动,由它形成的剩余价值是绝对剩余价值。并且认为《资本论》中《劳动的强化》一节马克思说明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基础上的绝对剩余价值。还认为若是主张劳动强度形成相对剩余价值,则就难于解释和坚持马克思关于“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也是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的原理,对此,我认为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朱元璋当皇帝是蜕化变质吗?——与张永禄同志商榷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刊载了张永禄同志的《试论朱元璋的蜕变》(以下简称《试论》)一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朱元璋由一个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后来逐步蜕化变质,在推翻元朝统治之后,做了明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彻底背叛农民革命”,而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据说蜕化变质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混入农民起义队伍,以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主要是封建帝王思想和孔孟之道),“对朱元璋进行思想腐蚀和影响”;一是农民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的阶级     

取消农业税后乡村治理的真问题究竟是什么?--兼与党国英先生商榷

众所周知,取消农业税后,县乡的财政危机更加突显了,从而导致了乡村治理的一系列问题越发棘手。这个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党国英先生在《税务研究》2005年第6期上发表题为《论取消农业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一文,文中确实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但是,令笔者不能苟同的是,党先生在该文中提出,取消农     

法拉比是阿拉伯哲学家吗?——与蔡德贵同志商榷

《新疆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发表了署名蔡德贵的文章《阿拉伯哲学家法拉比》。读后感受有三:这篇文章是有针对性的,即针对本刊1982年第1期发表的拙作《关于研究新疆兄弟民族哲学与社会思想史的初步设想》和同年第4期发表的阿不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伊明的文章《论艾卜·奈斯尔·法拉比的逻辑学说》,此其一;其二,文章的作者断言法拉比是“阿拉伯哲学家”,“法拉比的国别是不成问题的”;其三,文章就“法拉比的哲学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矛盾的说法。     

王莽的悲剧——兼与张志哲等同志商榷

目前史学界评价王莽的流行观点,以张志哲等同志《王莽与刘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论光武中兴之业》(《文汇报》1979年7月6日、10月19日)几篇文章为代表,认为王莽是“一个可耻的政治丑角”、“好大喜功的野心家”、“典型的伪君子”,把王莽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渲染得更有声有色,更富于戏剧性,变成了一柱难移的铁案。笔者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