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苏菲主义神爱论及其哲学流变

伊斯兰教义学说中,神爱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苏菲学者把神爱观念纳入修行理论,爱被视为苏菲修行的最高状态。在吸纳不同地域文化的基础上,苏菲神爱论思想维度不断扩展。10世纪中叶,为避免与正统教义相抵触,苏菲神爱论渐趋哲学思辨,强调爱主和敬畏的结合。自安萨里把苏菲精神纳入到正统教义以来,神爱论在教义学、哲学和诗歌方面得到发展,并被赋予社会属性,转向＂爱的宗教＂,强调爱主基础之上的宗教宽容。     

苏菲主义的“神爱论”及其当代社会价值

＂神爱论＂是伊斯兰苏菲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苏菲近主之道和爱主之道的一个重要因子。我国学界尽管对苏菲主义有详尽的研究,但对苏菲主义的＂神爱论＂介绍的并不多。＂神爱论＂不仅有深邃的哲学意蕴和浓郁的人文情结,其真挚和热烈的＂爱＂同样对当今和谐世界的构建与宗教对话的展开有诸多启示意义。     

韩愈与儒家道统

韩愈是一个信奉儒教,以捍卫儒统自任的文士,曾自称“愈儒夫者”,以孔孟之徒自居。在《原道》和《重答张籍书》中,韩愈提出了一个道统,这个道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扬雄。他以儒学为正统,斥佛老为异端,独尊孔子之道,并把自己与道统联系起来。认为汉代的儒学是残缺不全的,荀卿与扬雄皆“大醇而小疵”,“醇乎醇者”,只有亚圣孟子。扬雄以后,儒家道统已经断绝不传,到他韩愈,才又出来整顿儒学,重建道统。可见,韩愈是以孔孟道统的唯一继承人自居的,他的《与孟简尚书书》,表露了自己传承儒道的决心:“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韩愈道统论的提出,是为了排击佛老,反对藩镇     

魏裔介的道统论

明清时期,对儒家道统传承脉络的整理蔚然成风,魏裔介的《圣学知统录》和《圣学知统翼录》便是其中一家。他认为,儒家道统就是见知闻知之统,颜曾思孟见而知之,周张程朱闻而知之,儒学就是通过见知闻知而传承的。他批判了佛教、陆王心学和法家学说,在此基础上,魏裔介列出了48人为道统传承者,其时间跨度是从传说中的伏羲到明末。在对道统具体内容的梳理上,他主要抓住了三条线:1.易的传承;2.中庸观念的传承;3.心性观念的传承。     

宋明理学四书学与道统观

在经历了先秦至唐,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分散性的关注后,宋明理学逐渐构建起了四书学体系。宋明理学四书学目的就是为了与儒家道统谱系相对应,实现对道统的体认,就是为了充分挖掘《四书》原典中的思想资源使道统解释更具有时代性与现实性,就是立一内圣外王之道统,最终以确立宋儒继承道统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朱熹《四书》次序考论

朱熹晚年曾对《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内部的先后次序作过两种不同性质的规定 ,充分反映了他的治学观点和“道统”思想。然而 ,这一问题长期为学术界所忽略     

熊十力：以经学为基础的新儒家哲学建构——以《读经示要》为中心

熊十力《读经示要》融贯中西,平章汉宋,传承传统经学,以经学为学术基础,返本开新,重建儒家道统、学统、治统,建构新儒家哲学体系,直接影响其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第二代新儒家,推动当代新儒学达到高峰。在道统方面,他以《六经》为本源,《四书》《孝经》为衍流,以阐发经典常道为主,重建道统。在学统方面,他认为义理、经济、考据、辞章四科可以为六经摄尽,以六经为主,旁及诸子、道佛、西学。在治道方面,他阐发六经言治之义：仁以为体,格物为用,诚恕均平为经,随时更化为权,利用厚生本之正德,道政齐刑归于礼让,始乎以人治人,极于万物各得其所,终之以群龙无首。在境界方面,他提出学贵立志,向往圣贤境界,由下学而上达。     

道统的衰落与复归 ——以四篇《原道》为中心

《淮南子》《文心雕龙》《韩昌黎文集》《文史通义》四部著作皆以《原道》一文传世。通过文献著录、文本细读考察原道理论内涵的发展演进,并结合思想史历程、文本创生时代背景以及士人心态,探析原道思想吁求的使命担当。从广义的道统发展史来看,他们都面临着道统的衰落,却用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彰显着道统衰落形势下的复归之举。     

土耳其文化的断根——论《新人生》的“呼愁”风格与苏菲主义

和帕慕克的其他作品一样,《新人生》也是一部"呼愁"的小说,它还是帕慕克笔下苏菲神秘主义特征最鲜明的作品之一。本文主要探讨苏菲神秘主义在《新人生》的"呼愁"风格中所实践的三重诗学文化功能,即神秘的失落、身份的失落、天使与生命的失落,融合当前学界对该小说的矛盾看法,论述这一问题与苏菲主义——奥斯曼土耳其的文化之根在20世纪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西化改革中失落之历史命运的映衬关系。     

宋人道统论——以朱熹为中心

自宋代以来,"道统"观念便成为儒家的重要话题,而朱熹的道统论尤为后辈学者所尊重。"道统"一词并非朱熹首创,其最早的出处是唐代初期曲阜县令盖畅的墓志铭,意即儒家传道的系统。在朱熹的不同文本中,道统的谱系略有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哲学化的意味和"爱本朝"的思想。考察北宋以来"道统"一词的用法,可以看出其与"治统"的关系非常密切。余英时认为,朱熹这样的理论在他的时代是有具体目标的。一方面,朱熹建立尧、舜、三代的"道统"系针对着陈亮为后世(包括宋代)"骄君"助威的议论而来;另一方面,朱熹要证明孔子"开来学"的主要作用,就是让将来儒者有方法可以治国平天下。     

有关《蒙古字韵》的几个问题

《蒙古字韵》《蒙古韵略》《蒙古韵》是性质相同名称不同的韵书,另外还有《蒙古韵编》《蒙古韵类》等不同称呼。《蒙古韵编》应当是1270年至1286年之间产生的,《蒙古韵略》《蒙古韵》也应该在这个时间段。《蒙古字韵》是1308年朱宗文校订诸书时择其善者命名的。《蒙古字韵》的字头对汉字来讲是一个标音的类别,不是音值的描写。《蒙古字韵》就是蒙古字拼写的汉字韵,分析《蒙古字韵》要以汉字韵为基准。     

略论清代笔记名著《茶余客话》的文献价值

清代笔记名著《茶余客话》文笔简练，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学科领域，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史料，而且新见叠出。《茶余客话》记述了大量的人物故事；还注意辑录戏曲、小说等方面的材料，如《荆钗记》、《水戏》、《元曲》、《水浒传》、《琵琶记》、《金瓶梅》、《西游记》、《长生殿事件》等等，不仅保存了重要的文学史材料，还提出了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观点，例如，他以明朝《淮安府志》的记载和《西游记》中大量的淮安方言论断《西游记》的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后来鲁迅、胡适等人受此启发并加以考证，最终断定《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茶余客话》内容还包含了许多进步思想，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张大复《闻雁斋笔谈》、《梅花草堂笔谈》写作时间及版本考

明末昆山文人张大复著有《梅花草堂集》、《梅花草堂笔谈》、《闻雁斋笔谈》、《昆山人物传》等作品。其中,六卷本的《闻雁斋笔谈》成书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四卷本的《梅花草堂笔谈》初刻时间为明崇祯三年(1630),但因兵燹之灾,《笔谈》部分刊板散失,后世流传版本为清顺治十二年(1655)修补本。     

《虬髯客传》之故事及版本衍变新论

从史志目录将《虬髯客传》归入"传记"看,据唐人苏鹗《苏氏演义》记载,结合其产生的时代背景,通过比对《太平广记》《唐语林》《顾氏文房小说》及《神仙感遇传》引《虬鬚客》诸本,知《虬髯客传》最初以带有传奇色彩之传记类型流传,经历了由权力上层流传至民间广传等过程,并分化成两种流传版本:一是,以《广记》本始流为小说类成一系,衍变为《唐语林》《顾氏文房小说》等,并随诸多小说类书的刊刻而为社会通行本。一是,约略于苏鹗所见"近世本"向《广记》本过渡时或更早,以杜光庭据流传初本编改成道教传扬本《虬鬚客》为一系,此系未曾广为流传。     

我国自嘲杂赋的源头

西汉东方朔的《答客难》,被认为是最早的文人以自嘲方式写的诙谐杂赋,而《答客难》的源头是宋玉《对楚王问》。本文认为,《对楚王问》没有愤世嫉俗之情,没有诙谐解嘲之意,与《答客难》风格迥异。而《荀子》的《为说者曰》以嘲讽的口吻表明孔子之时与荀子之时政治环境的不同,感情异常激动,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外,形式上是以四言韵语为主的赋体,是自我解嘲这一体文章的直接源头。     

朱载堉十二平均律与《河图》《洛书》

对黄钟、律本、度母及十二平均律的释解,诠释了朱载堉新法密率与《河图》、《洛书》的内在关系。《河图》内函方而圆其外之图解,详细标出了十二律之数据长度,并对《洛书》九数与十二律相配之法作了通俗的释解,文中引《周礼·大司乐》及《明实录》为证,将《洛书》九数、十二律吕、十二支辰、六代乐舞相配及祭祀应用作了详细的说明。     

用心演绎作品人物的心路历程——对张爱玲小说的心理透析

张爱玲的作品带有精神分析方法的某些痕迹，如《花凋》、《金锁记》、《半生缘》、《茉莉香片》等篇中的人物，存在着内在契合，作者对作品倾注了鲜明的认知情结，时代悲剧造成了作者的不幸，作者的不幸又演绎了作品及其人物的悲剧。     

《解老》 《喻老》的性质及其文体学意义

《解老》与《喻老》是《韩非子》当中两篇可称为"解释体"的文章,尽管其思想内容、文章风格有一定的差异,但其整体上却有着一致性,从性质来说,都是对《老子》的解释之作。《解老》当是韩非求学于荀卿时所作,并非专题性论文,而更像是读《老子》的注解,亦有读书笔记的性质。《喻老》当为韩非后期重读《老子》所作的解说之文。正是这种创作时期的不同,使得二者甚至在文本上也有了一定的差异。这类文章的文体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经说体"的继承与发展上。     

《大正藏》本《大智度论》校勘举误——以敦煌本为参校本

后秦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典籍,其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大乘佛教的各个方面,被喻为"佛教百科全书",对中国佛教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是历来中国佛教各宗派所依用援引的重要论典。然而由于历代辗转翻刻,传世本《大智度论》亦颇有讹误脱衍之处,本文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大智度论》写本与《大正藏》本相对勘,订正了《大正藏》本的部分讹误,同时指出了敦煌本的巨大学术价值,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花间集》现代意义读本的奠基之作——试论华锺彦《花间集注》编撰特点及学术价值

华锺彦先生的《花间集注》于1935年出版,是《花间集》最早的注本。《花间集注》与古典形态的版本不同,开创了解释词句、疏通意旨兼及鉴赏者的新体式,以教学或普及推广为目的,呈现出突出的现代学术性。《花间集注》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在版本目录、文字音韵校勘、名物考证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花间集注》出版之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花间集》的传播和接受上做出了突出贡献。《花间集注》本身已成为学术范本．其中重要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应为令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