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良心

全球性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特点,要求人类用生态良心提高内心生态意识的自觉,形成一种崭新的生态伦理价值观。生态良心作为人类自觉形成的一种生态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影响着人类的生态道德观念,指引着人类的生态道德实践。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反思是人类对自身生态行为的检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立场是导致生态良心困境的理论根源,而道德相对主义则成为生态良心的行为羁绊。生态良心内涵的外在表现,在伦理上为生态道德提供标准,在价值观上体现生态文明理念,为人类突破生态道德的瓶颈提供方向。培育生态意识、汲取文化智慧、践行生态道德应成为生态良心素质提高的指向性选择。     

论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生态正义系人类在维护全人类的生存权益和满足生态保护愿望的基础上,遵循生态系统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正义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促进、密切关联,具体体现在价值取向、伦理认同和实践过程三个层面。当前,国际社会仍存在不少阻碍生态正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因素,唯有以生态经济超越生态霸权主义,以生态道德解构人类中心主义,以合作协商推进低碳主义才能进一步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推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     

哲学视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既不是人类专制主义,也不是人类沙文主义,全球生态危机是"生态帝国主义"以及社会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的缺失所使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造成了全球生态危机,而是全球生态危机造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灾难。所以,人类中心主义应该成为批判的主体,而不是批判的客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的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研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强有力地应对全人类面临的威胁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共同性问题,以利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最本真的意义上说,是人类为了确保生命和生态一体化安全所构成的命运共同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作为人类之命的生命安全与作为人类之运的生态安全始终处于整体性一体化状态,必须从系统复合整体性安全的思维出发,从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两大类关系着眼,将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紧密联姻,牢固地确立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只有充分认识从传统安全观进入现代系统复合整体安全观的必然性,从单一的生命安全观和生态安全观发展到复合交织型的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观的时代紧迫性,牢固地确立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正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困境,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确保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的主要路径,才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在探索和遵循安全发展的客观规律基础上,有效地应对人类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构筑起人类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的铜墙铁壁,促进人类在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的强有力保障下世世代代永续发展。     

绿色之思——析20世纪美国生态诗歌的主题特征

20世纪美国生态诗歌是生态危机时代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型诗歌体裁,与传统自然诗歌有着本质的区别。生态诗歌从生态整体主义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全面关注自然生态和人类的精神生态,其主题特征表现为强调生态整体观、批评人类中心主义、文明批判和生态预警,以及对人类家园意识或位置感等精神状况的深层关注。为此,梳理20世纪美国生态诗歌的主题特征,以期把握当代生态诗歌的思想脉络和基本走向。     

从物欲追求到理性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明选择

生态文明思想是人类自然意识的觉醒，更是人类理性的回归，是人类文明冲破物欲藩篱、以人类智慧呵护人与自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觉悟。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的生物本能驱使人类为自身利益攫取生态资源，自然选择也使得人类不具有为生态系统整体利益而放弃人类个体利益的可能，但这并非人的全部，人是有理性物种，人的主观意识使他超越了其他物种具有理性选择的能力。生态文明是人类理性超越自身物质局限性，以生态系统整体的视角保护自然，从而最终保护人类自身的文明阶段。人类站在生态文明的思想高度，实现生态整体利益对人类中心利益的超越，生态整体利益本质上仍然是以人类根本利益为目标的，这种人类根本利益是建立在人类理性基础上，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感性欲望基础上。农业文明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物质欲望，工业文明是为了满足人类享受的物质欲望，而生态文明是为了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生态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的质的飞跃，这个飞跃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生存保障和物质极大丰富基础上，更是建立在人类理性光辉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创造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可持续发展之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文明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有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意蕴,其思想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等。从问题导向的视角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鲜明的生态问题指向,包括生态问题的全球化、全球生态正义问题等。从价值追求层面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生态方面的价值目标,即在建设生态共同体的基础上,实现全球生态正义并建设全球生态文明。新时代要着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必须要遵循其生态逻辑,具体包括形成全球性生态共识、发展共享性生态经济、实现协同性生态治理、共育和谐性生态文化、维护全球性生态正义、共担全球性生态责任。     

新媒体语境下人类精神生态风险性危机及救赎

新媒体的出现与发展给人类精神生态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如何提升机遇尤其是规避风险性危机,促使人类精神生态处于和谐共融的状态,这就需要遵循精神生态合理性原则,因势利导,合理利用新媒体,实现人类精神生态的自我救赎。     

论生态自觉的意义及途径

生态伦理观认为自然拥有自己的权利和内在价值。人类对于其与自然关系的错误认识是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人类应该突破旧的生态观,从生态伦理观出发,形成和强化生态自觉意识。因此,从生态伦理观出发,深入理解生态自觉的时代内涵,明确生态自觉的意义,初步探讨生态自觉的途径,对于人类从价值观和实践活动方面关怀大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具有重大意义。     

论生态伦理的时代自觉及其实践路径

生态是自然的状态,人类生存于自然环境中,有史以来就应是生态的和谐存在与发展。在农耕时代,人类虽然不自觉生态的价值与意义,却是敬畏自然,与自然平等相处而符合生态伦理的。然而,近代以降,人类的工具理性大加凸显,自然生态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遭受严重的破坏,人类也在破坏过程中觉醒生态的意义与生态责任的承担。而实践生态伦理的路径或者说发展生态伦理的指向应是全社会的责任担当,特别是公共政府的责任担当。     

“渔”无“鱼”：两个“渔佬儿”的符号释义

从《最后一个渔佬儿》到《铁壳船》,前者根植于“寻根文学”的文化语境,后者根植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境遇,二十余年的时空更迭,他们从“渔”有“鱼”到“渔”无“鱼”的历史终结,两个“渔佬儿”——“柴福奎”和“杨大头”成了一个“互文见义”的人物符号。在人物符号能指的背后,表征出主人公一方面眷恋农业文明,一方面又质疑现代工业文明,折射出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文化冲突、生态隐忧、叙事者文化心态归属等问题。     

“渔”无“鱼”：两个“渔佬儿”的符号释义

从《最后一个渔佬儿》到《铁壳船》,前者根植于＂寻根文学＂的文化语境,后者根植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境遇,二十余年的时空更迭,他们从＂渔＂有＂鱼＂到＂渔＂无＂鱼＂的历史终结,两个＂渔佬儿＂——＂柴福奎＂和＂杨大头＂成了一个＂互文见义＂的人物符号。在人物符号能指的背后,表征出主人公一方面眷恋农业文明,另一方面又质疑现代工业文明,折射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文化冲突、生态隐忧、叙事者文化心态归属等问题。     

“历史的”和“美学的”：“红色经典”命名合法化解析

“红色经典”中的红色更多地与特定历史语境关系深密,而经典一词则须观照文本美学的各项指标,经典决定了红色的特定质素,而红色也因其特殊称谓及其负载的意识形态信息宰制着经典的生产空间。只有在“历史的”和“美学的”双重理论视角下考察“红色经典”的命名,才能在学理层面上廓清“红色经典”的经典性品质及其经典化线路。     

辨“投”释“控”

从词汇语义学的视点,结合古代训诂材料,辨析了“投”与“控”的词义特征。在对语证进行充分描写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分词的语境同义与语言同义问题。辨析发现当今汉语词书“控”条下的“投”注和“跌落”义项只有司马注《庄子·逍遥游》的唯一例证,且先秦两汉古籍中尚未见到此“控”义的旁证。此“控”义是语境文义产生的孤证。孤证难立。由此推出“投”并非此“控”的确诂,因而“投”与“控”不是同义词。此“控”的确诂应为“引”。     

《闲情偶寄》“主脑”辨义

＂立主脑＂是李渔《闲情偶寄》中关于戏曲创作的重要理论,但对于＂主脑＂一词的解释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李渔《闲情偶寄》中所言＂主脑＂是作者在构思时所确定的中心人物及围绕其发生的关键性情节,是左右故事情节发展的枢纽。只有借助＂主脑＂才得以聚焦其他人物、其他情节,也才能整合出优秀的剧目。     

对"意义"与"当下语言"的再体会

“意义”和“当下语言”都不是自明的概念。“意义”不是事物和人的自然状态,“意义”在历史中也不是从来就是这样。“意义”往往是一种“当下语言”,将能用“当下语言”诉说的东西建构为“意义”。“当下语言”即被当下通约为可交流性的语言状态,因而对于“意义”和时代精神具有重大的建构作用。在当下建构新的人文精神和社会理念中,人文科学、文学、哲学、语言等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塑造时代之“道”的作用。     

汉语“类”、“象”原理及其应用初探

“类”、“象”原理贯穿于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体系之中。“类”和“象”分别代表汉语结构单位纵横聚合的两个方向，它们所构成的座标系涵盖了汉语的所有结构单位的构成形式和语义。依据这一原理可以改进语文教学的教学方法和教学体系。     

孔子“学”与“思”视阈下的素质教育

为探索素质教育的出路,将孔子的“学”与“思”的思想中蕴含的教育理念与当前中国的教育实际相结合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孔子强调的“学”侧重于知识的累积与继承,而“思”侧重于知识的创新、发展与批判,在教育过程中将“学”与“思”结合起来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当前,充分认识孔子的“学”与“思”的价值对推进素质教育有启示意义。     

试论类后缀“界”“圈”“坛”

“界”“圈”“坛”三者作为类词缀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都附缀于代表某一行业、领域或表示具有同一特征的某一社会集群之类的字眼后。因此，“界”在组合上不受音节限制，基本上可以和任何行业结合，多用于严肃场合并且虚化程度不高；“圈”多与双音节结合，语用范围比“界”窄，多用于时尚的场合，且虚化程度最弱；“坛”基本上只与单音节结合，多用在文艺界和体育界，常出现在轻松、随意的场合，虚化程度最高。     

动量词"回""次"的差异及其运用

“回”与“次”作为现代汉语中语义最为单纯而且意义相近的两个动量词，通过对语料的考察可以发现，二者在搭配上，有些前置词语一般只能与动量词“次”组合使用，在修饰名词性词语时，在语义和适用对象方面皆存有一定差异；在重叠方式上，动量词“次”能以各种形式重叠使用，而“回”在重叠方式土一般受到某种限制；在语用方面，“次”远远超过了“回”的出现频率，并且“回”主要用于口语性较强的作品或场合中，“次”则没有这种局限。在具体运用中，可以在把握其基本用法、基本句法格式的基础上，区分其相异的用法。然而，由于“次”与“回”在语义上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太大区别，加之“回”有渐渐被“次”所替代的趋势，为了避免语言表达的累赘，在实际运用中，只须简明扼要地将它们的异同点区分开来就行，而无须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