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评析

美国学者格里高利·克拉克把工业革命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崛起,和中国等亚非国家的持续落后所形成的所谓大分流,归因于所谓文化因素,即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各国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和企业管理水平,而劳动态度和管理水平则决定了劳动效率,从而决定了各国经济的不同走向和发展水平。他在进行中国和英美比较时使用了1910年棉纺织业劳动力使用效率作为证据。事实上,他把机器棉纺织工业刚起步不久的中国与工业革命已开展100多年的英美作静态比较,并得出文化差异的结论,是不合理的。在1910年以后的二三十年中,中国机器棉纺织业劳动力使用效率有明显的提升,提升的原因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管理人员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工人职业培训的加强、工人自治制度的实施等;但负面的制约因素持续存在,如货币和经济的大幅波动、社会和政治局势的动荡、国民教育水平提升缓慢、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等。这些有待于国家的全面转型。这些正面和负面的因素说明:随着企业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进,劳动效率就会不断提高。文化差异并不妨碍制度改进。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很难成立。     

解放前上海造船工业中的包工制度

解放前上海造船工业中的包工制度具有很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剥削特色。现将我们调查的材料整理出来,供研究旧中国工人历史和工业管理制度的同志们参考。一解放前的上海造船工业,是旧中国近代工业中产生较早的行业,在旧中国整个造船工业以及机器工业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上海造船工业约有四十三家,工人总数一万六千人左右,约占当时上海全部近代工人总数的5％以上。在解放前的所有船厂中,厂方把全部生产工人,划分成固定工和包工两种不同的生产管理制度。固定工人是以机器工种(包括     

中国工业化与非国有经济

工业化是指:“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过程”。工业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工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大规模使用机器,大大提高其社会生产技术水平、劳动效率和收益,促进国民经济较快发展和社会进步,导致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由传统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正在由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向工业经济过渡,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     

中国手工业工人与中国现代工人运动

(一) 手工业工人在历史上是一个过渡形态,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而仅仅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个游离阶层。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随着大机器工业的迅速发展,手工业工人日益为现代工人阶级“并吞”掉,成了对社会影响甚微的“残余”者。但是在近代中国,手工业工人却是一股人数众多、影响颇大的社会力量,越来越带有无产阶级的倾向。中国手工业工人中存在的无产阶级倾     

从实际出发研究历史资料——辨析一则重要史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早期西欧工人风起云涌大规模捣毁机器的斗争,专门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并深刻地分析了斗争的根源。这是西欧早期工人运动的一个特点。恩格斯也指出:“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这种情况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具体表现怎样?当然是值得研究的。据记载,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广东省南海县发生了手工工人捣毁缫丝工厂机器的大暴动。暴动的手工工人聚众二、三千人,先是捣毁了学堂乡的裕厚昌,继而准备捣毁简村的继昌隆,并发誓要把县内十一家缫丝厂的厂房全部焚毁、机器砸烂,方肯罢休。这场暴动,引起了双方大规模的流血武斗,南海知县曾下令封闭县内所有机器缫丝厂,对当时南海县机器缫丝工业的生产和以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和近代经济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事件。     

谈谈“一长制”

“一长制”是现代化大生产的产物 机器大工业诞生之前,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里进行,具有生产规模小、工人人数不多的特点。当时,生产的职能和管理的职能结合在一起,大部分管理工作,由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师傅自己来完成。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以后,机器代替了人力,出     

《狄慈根哲学思想研究》简评

约瑟夫·狄慈根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个著名的工人哲学家。马克思称狄慈根为“最有天才的工人之一”,是“我们的哲学家”。恩格斯认为狄慈根的最大功绩是他独立地发现了“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辩证法”。列宁认为狄慈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人哲学家”。狄慈根在他的哲学论著中,以其敏锐而深邃的洞见力和许多闪光的思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刻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为我们留下了一笔极其珍贵的哲学遗产。如     

发展教育事业 加速经济建设

(一) 大机器工业发展起来以后,教育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特别是生产已经“智力化”的今天,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外国有的科学家说:今天的教育情况可以决定明天的科学水平;明天的科学发展可以确定后天的生产水平与性质。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建设时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今年八月,他在会见澳大利亚弗雷泽总理时又说:我们的国家很有希望,现在关键是培养人才问题。没有知识办不好事情。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苏联的斯特鲁米林对列宁格勒的工人作了抽样分析,发现这些工人增高一年教育水平比增加一年工龄提高的“工作单元”为2.6:1,他得出的结论是:“国民教育是非生产领     

近代中国实业家及其管理思想初探

一 近代中国实业家的崛起发端于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它是随着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而产生的。这一时期正是西方殖民势力“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时代。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把军事,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各方面的势力向辽阔的中国大地进行渗透。侵略势力的触角所到之处,封建经济的基础被破坏,封建统治集团在面临灭亡的恐惧中逐步分化,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开始出现新的游离和组合。随着西方在华企业的增多以及新式机器的大量输入,一些传统的手工业部门开始向资本主义式的机器工业过渡,一批原来的中小商人和手工场主随之进入实业家队伍。与此同时,一批洋务派官僚经过分化,其中的一部分也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实业家,试图以此来拯救危难中的中国。     

近代中国重商思想评析

中国的工业化思想最早发轫于19世纪60—70年代的早期洋务思想。从工业化的角度看,洋务运动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大机器工业,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在新生产力的代表大机器工业的引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工业化过程。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看,早期洋务思想所体现的建立近代机器工业的要求是当时中国经济思想中的一种新的因素,标志着中国经济思想开始由传统农本思想转入近代工业化思想的发展轨道。但是,早期洋务思想基本上只限于浮泛的机器制造的议论,在理论上尚不能代表工业化思想的形成。到了19世纪末叶,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随着西方经济理论的引入和传播,随着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出国留学、出使游历欧美各国,接受西方的文化教育,获得了有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及其他方面的知识,近代中国工业化思想的发展也进入了形成阶段。它以力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商思想为特征,并具备了相应的理论色彩。     

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恶女人形象

在对《围城》、《骆驼祥子》、《北京人》等经典文本的重读中 ,分析中国现代男性叙事文学在恶女人形象塑造中所表露出的男性对女性主体性的憎恨与恐惧。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往往把主动型女性妖魔化 ,把女性主体性诬为是对男性主体性的压抑 ,并且拒绝同情主动型女性的生命困境 ,以喜剧的态度丑化、嘲弄主动型女性 ,从而把试图僭越封建女奴道德的女性诽谤为谋夫、欺夫的恶女人。这背叛了从精神上解放妇女的现代文化观念 ,回归于封建男权道德 ,从性别意识领域暴露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不足的缺陷     

危机与突围:人工智能时代的马克思劳动幸福观

马克思劳动幸福观认为,"劳动是生命的乐趣",劳动幸福是人类的真正幸福。而人工智能的发展给马克思劳动幸福观带来新的危与机,在资本的驱动下,智能机器削弱劳动者的主体性、资本逻辑加深劳动的异化、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痛苦,形成对劳动幸福的遮蔽之势,使马克思劳动幸福观受到质疑。但若人工智能技术得到合理使用,它将提高劳动效率、优化劳动关系、推动劳动解放,助力劳动幸福的实现,进而确证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基于此,我们要化危为机、把握契机,推动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理论创新,加大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宣传力度,倡导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自觉践行,从而实现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理论突围。     

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现状、原因及政策建议

就业是民生之本。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就业问题,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实质是就业歧视。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平等就业是"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工政策已经趋向相对公平,但是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我国农民工在就业准入、从事行业、劳动工资、居住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方面遭遇到了歧视性对待。农民工就业歧视产生的原因主要在用人单位、政府和社会三个方面。要消除农民工就业歧视,用人单位必须转变对农民工的歧视观念,规范劳动用工管理制度。政府需要建立健全农民工信息服务平台,完善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发挥企业工会职能;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行政执法力度;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逐步消除社会歧视。     

职工民主参与制度:目标·依据·模式

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体制的转型与现代劳动关系的确立,职工由企业的主人公变为雇佣劳动者,传统的职工民主参与制度式微,由此造成职工在公司内部话语权的缺失,职工弱势地位由此导致;厘清职工民主参与的基本内涵,分析职工民主参与的法理基础,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我国职工民主参与制度,并作好与相关制度的整合,对改变职工弱势地位,切实保护职工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劳动力市场城乡二元分割:缔约视角的分析

推进城乡统筹就业,建设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是当前中国政府面临的战略任务之一。理论与现实都要求,构建城乡劳动力就业缔约模型,以阐释中国劳动力市场现实运行状况。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二元分割,主要表现在市场进入壁垒、不同于市场的演变、子市场的特征、进入市场后缔约的影响因素和市场主体的特征等各个方面。对于农村劳动力在非正规市场中遭遇的一些问题,主要应当从市场发育、市场特征、劳动者的组织化状况和相关制度安排中去寻找答案。     

统筹城乡发展之大众传媒均衡发展路径探讨——基于城乡关系经典理论及知识和信息城乡二元分布的思考

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实践需要我们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拓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乡关系理论为统筹城乡发展指明了方向,即缩小农业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一是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对此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二是要增加农业增加值,发展现代农业,这方面,舒尔茨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通过向农民投资来改造传统农业的思想则为我们提供了可行之路。农民获得足够多的知识和信息,无论对于发展现代农业,还是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都非常重要,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而目前我国城乡之间知识和信息分布不均衡,应强化大众传媒的教育功能和信息传播功能,通过大众传媒的城乡均衡发展促成知识和信息的城乡均衡分布,进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企业"二元结构"的成因、危害与根治

企业"二元结构",是指在同一企业或单位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用工制度和劳动制度,从劳动者、劳动岗位、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障等,分别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运行.形成企业"二元结构"的原因主要有用工和劳动制度改革中的歧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流和企业既得利益团体的形成.应从尊重农民工的合法权利、严格按"劳动法"办事等方面来进行根治.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进程中的三次转向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在“转向”中向前发展的。从历史的维度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进程中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向。第一次是马克思从对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到对古典劳动价值论的肯定并超越的转向,其标志性成果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创立。第二次是马克思从对工场手工业中劳动价值关系的考察,到对机器大工业中劳动价值关系的探索的转向,其标志性成果是马克思科技劳动价值论思想的萌发。第三次转向是从对“科技与生产相分离”的“物质生产领域”中劳动价值关系的考察,到对“科技与生产一体化”的现代经济社会与境①中科技劳动价值关系的研究的转向,其标志性成果是现代科技劳动价值论的建构。     

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塑造:工人阶级的解体和重建

在单位制度的基础上依附于国家的传统工人阶级,其计划体制中的权利被剥夺,同时市场体制中的权利远未兑现,利益受损的工人以集体抗争的形式来表达自身强烈的不满,在此过程中工人阶级开始获得自主性的权利意识并成为劳工力量重建的重要资源。劳工力量重建既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内部整合过程,也是一个工人与国家之间关系重构的过程,而两者的相遇则孕育着国家制度成长的契机。     

"营改增"后福建省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优化建议

“营改增”有助于现代服务业降低税负,扩大投资和做大做强。福建省应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效用,利用“营改增”契机以推动通信、科技、旅游、数字化等现代服务业发展;通过制定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地方优惠措施进一步降低福建现代服务业企业税负;通过灵活运用财政资金以加强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引进高层次现代服务业人才、对消费型现代服务业补贴;通过成立市场化运作的现代服务业投资基金,以促进产融结合和优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