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IPO股价的信息含量及其上市首日收益研究

新股上市首日收益为正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但是中国畸高的新股上市首日收益反映了新股定价效率的缺失,这也是中国监管层力促新股市场化定价改革的主要动因之一.与大多数主要从上市首日收益率的高低来讨论新股定价效率的研究不同,通过构建度量新股股价信息含量的指标,对新股股价的个股特质信息含量进行量化,对中国实施新股询价定价前后新股股价信息含量与新股定价效率的关系进行单变量检验和多元回归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的新股询价定价并未实现降低新股上市首日收益的政策目标.但是机构投资者参与的询价定价提高了个股特质信息在新股股价中的资本化程度,新股询价定价机制的实施提高了中国新股发行市场基于个股特质信息对新股进行价值发现的定价效率.研究结果不仅对监管层完善询价制度和投资者参与新股投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也为讨论新股首次公开发行的定价效率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噪声交易者与IPO溢价

构建数学模型分析IPO市场中的噪声交易者(狂热投资者和正向反馈交易者)对新股首日交易价格的影响.模型表明,持过度乐观预期的狂热投资者愿意为IPO支付较高的价格,来自狂热投资者的需求使新股上市首日交易价格高于发行价格;正向反馈交易者观察到上市首日交易价格的上涨,会在随后积极加入市场,理性投机者预期到正向反馈交易者的存在,会在上市首日加大对新股的需求,使首日交易价格进一步上涨.狂热投资者和正向反馈交易者的同时存在使IPO上市首日价格偏离了内在价值,产生了IPO溢价.IPO溢价与投资者狂热程度和正向反馈交易风险成正比,而IPO长期表现则与投资者狂热程度和正向反馈交易风险成反比.噪声交易者的存在能较好地解释IPO首日超额收益和长期表现欠佳现象的并存,也能较好地解释中国IPO首日超额收益在不同时期内的波动.     

投资者关注与IPO首日超额收益——基于双边随机前沿分析的新视角

细分IPO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投资者关注指标,从一、二级市场两个维度考察投资者关注对IPO首日超额收益的影响.基于2012年～ 2015年间138只创业板IPO新股样本进行研究,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一级市场上股票发行定价明显偏高,新股定价前一级市场投资者关注加剧了发行价格超出内在价值的程度,由此导致较低的定价效率.隐性市盈率上限的窗口指导抑制了一级市场定价泡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新股发行定价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一级市场定价泡沫越大的新股在上市首日产生的超额收益越高,同时二级市场投资者关注对IPO首日超额收益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逐渐规范市场上的A股新股长期强势表现研究

本文通过对1997～1999年上市新股的3年期表现的研究发现:(1)无论采用等权平均法还是市值加权平均法,新股的3年期回报要高于同期市场回报;(2)新股的发行量、首日换手率和首日市净率对新股的3年超额回报具有显著影响,而上市时间、上市地点、发行价格、首日超额回报、首日市盈率和行业等因素不具有显著影响。     

噪声申购者、市盈率管制与投资者收益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IPO抑价理论认为一级市场因定价偏低而给投资者带来了正向超额收益,但近年来基于噪声交易者参与的行为金融研究对此提出了异议.从套利的角度将新股中购者分为套利投资者和噪声申购者,采用供需分析方法,以新股上市首日的基础价值为基准,重点探讨中国现金配售制度下投资者在一级市场定价和申购过程中的收益问题,并分析市盈率管制对收益的影响.研究表明,现金配售制度下,新股投资者收益与中签率有关,在新股申购过程中,套利投资者可以通过申购数量的调整进行套利活动,但此套利受噪声申购者影响而存在约束.当噪声申购量小于发行量时,数量套利有效,新股抑价发行,但投资者只能获得合理收益,此时市盈率管制对投资者收益没有影响;当噪声中购量大于发行量时,数量套利受限,新股存在定价偏高的可能,且当定价高于某一特定值(小于基础价值)时,投资者即获得负向异常收益,此时适当的市盈率管制可以起到保护投资者的作用.     

信息不对称、噪声交易与IPO首日收益

IPO首日收益异象的形成一直有争议,而发行价偏低的抑价观点也受到某些实证研究的挑战。本文在一级市场中引入噪声申购者影响,并综合信息不对称和噪声交易两类因素,对IPO首日收益的形成进行研究并实证。研究发现,IPO首日收益与新股的一、二级市场错误定价均有关,前者由信息不对称和噪声申购者共同决定,后者由上市首日的噪声交易者(狂热投资者和正向反馈交易者)决定,其中后者的影响更强。     

IPO首日限价政策能否抑制投资者“炒新”?

为了遏制新股炒作,沪深交易所于2013年底出台了相关规定将新股上市首日申报价格限制为不超过新股发行价的144%(本文将其界定为"IPO首日限价政策")。本文以2009～2015年1194家中国IPO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IPO首日限价政策对投资者"炒新"的影响。研究发现:IPO首日限价政策加剧了新股上市初期的炒作,它使新股表现出显著更高的实际首日收益率、连续涨停次数以及实际换手率;IPO首日限价政策也助推了次新股炒作,它显著增加了新股上市后的股价波动率、换手率以及股票定价,导致次新股股价长期居高不下,进而削弱了新股实际首日收益率与未来市场表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拓展性研究还发现,在IPO首日限价政策实施后,具有炒作概念的新股其炒作现象反而更严重;2014年推出的IPO发行定价管制与IPO首日限价政策产生了政策叠加效应,强化了后者的负面影响;此外,IPO首日限价政策还显著增加了新股上市后的股价同步性。综合来看,IPO首日限价政策的实施效果事与愿违,它不仅未能抑制新股炒作,反而对投资者"炒新"产生了"刺激效应",不利于新股价格发现,并降低了股票市场定价效率。本文在理论上丰富了IPO以及交易监管制度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在实践上则为完善IPO监管制度提供了重要启示。     

IPO抑价的成因及控制策略研究

IPO抑价,是指新股发行定价存在低估现象,即新股发行定价低于新股市场价值,表现为新股发行明显低于新股上市首日收盘价,上市首日即能获得显著的超额回报。大量的研究发现：成熟市场的发行抑价程度低于新兴市场的新股抑价程度,这表明成熟市场的新股发行价格更接近市场价格。IPO抑价问题普遍存在于全球的股票市场,而这一问题在我国尤为明显。     

我国中小企业板IPO定价效率研究

IPO首日超额收益是资本市场存在的一种异常现象。本文以2006-2011年间在中小企业板上市的550家A股IPO公司股票为样本,根据发行制度改革的不同区间将整体样本分为3个子样本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研究发现,一级市场抑价率随着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进程的进展而显著降低,上市股票发行价格中个股特质信息含量也随着一级市场市场化程度加强而不断增加,但是承销商等级和一级市场抑价率之间没有显著关联。     

ST公司主动戴帽和市场操纵行为研究

中国从1998年开始对连续亏损2年的上市公司实施特别处理 (ST)制度,由于ST公司具有在戴帽时股价下跌而在摘帽时股价上涨的一般规律,是否会有部分公司利用ST制度及其股价规律主动戴帽以谋取超额收益受到学者关注。采用2001年至2012年戴帽的公司的财务数据和股价数据,运用非预期应计利润法和事件研究法,探讨是否存在部分公司通过主动ST获取超额收益的行为。定义并识别一类利用盈余管理调减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而主动ST的公司为主动戴帽公司(样本组),采用事件研究法对样本组的超额收益率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样本组公司存在显著负超额收益率,在摘帽时则存在显著正超额收益率。在整个戴帽期间,样本组公司平均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为正,说明样本组公司确实有通过主动戴帽行为操纵市场以获取超额收益的动机。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已有的公司金融和财务管理研究,也为监管部门填补政策漏洞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