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矛盾”现象研究述略

《红楼梦》中存在着许多“矛盾”现象。20世纪以前，对于《红楼梦》中“矛盾”现象的探索，大都停留在指出“矛盾”的阶段，即使涉及“矛盾”的成因，也都认为是作者的疏漏或失误等。20世纪初至60年代以前，似乎仍然停留在前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从成书角度探讨“矛盾”现象的成因，但大都侧重于将“矛盾”的成因归结为作者没有最后修改好而留下的痕迹，或是两书合成而留下的痕迹。这从大的方面来说，仍属于作者疏漏或失误的范畴。而从多角度探讨“矛盾”现象的成因，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出路。     

2005年全国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摘录

胥惠民(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应该关注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典范问题上世纪80年代曾经讨论过“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事关向《红楼梦》的广大读者推荐什么红学成果的问题。在21世纪初期总结红学史,是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的。在80年代,曾有余英时先生提出中国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当时争论很激烈。一种意见是李希凡、蓝翎先生的《红楼梦评论集》,一种意见认为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是典范。我认为总结20世纪红学史,中国红学会应该牵头选择一套典范著作。譬如考证派典范。我在《关于20世纪红学研究历史的回顾》这篇文章中谈…     

从对王熙凤的客观评价谈起——读朱兵先生《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心态解析》

朱兵《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心态解析》一书，涉及了作家创作心态、《红楼梦》的主题、写法等诸多问题。笔者以这部论著对王熙凤形象的评价为切入点，探讨《红楼梦》中时宁荣二府、赦政两门的抑扬倾向，以及因作者对某些人物的偏袒而影响了形象的丰富性等问题。王熙风识字与否的矛盾疏漏之处，显示出《红楼梦》的成书和修订过程具有动态的、开放式的特点。“掉包计”等情节的设置，说明后四十回并非高鹗“续写”，程、高的工作侧重于修订。     

《说岳全传》成书年代新证

目前关于《说岳全传》的成书年代主要存在着康熙二十三年与乾隆九年两种说法.《说岳全传》为了避讳改“仪真”为“仪征”,说明其成书于雍正之后.目前《说岳全传》较早的版本为嘉庆三年的,如果成书于康熙二十三年,中间存在着一百一十多年的空白,这是难以解释的现象.而如果将《说岳》成书时间定为乾隆九年,则较为合理.《说岳全传》大量借鉴了“说唐”系列小说和《飞龙全传》的故事素材,而它们的成书时间均晚于康熙二十三年,因此《说岳全传》成书也不可能早于此时.《说岳全传》刻意回避宋金民族矛盾,说明它很可能成书于文网严密的乾隆年间.综合文字避讳、版本流传、故事素材、思想倾向等方面情况来看,《说岳全传》的成书年代应该是乾隆九年.     

20世纪《红楼梦》研究学术争鸣述要（上篇）

王国维引进西方文化思想评论《红楼梦》是20世纪红学学术争鸣的肇始,20世纪学人对王氏关于《红楼梦》之思想倾向与悲剧观的论说有不同的评判。红学中索隐与自传两派的争论是延续百年的世纪之争。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运动以及其后“市民说”与“共名说”的争论有得有失,对得或失的不同评估与时代意识形态的变化密切相关。脂批本与程高本的优劣真伪之争是20世纪红学争鸣中延续莳间最长、争论程度最激烈、参与争论人数最多、最具有学术本体性的争论。对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论以壬午说、癸未说、甲申说为重镇。     

“钗黛合一”接受史论略

“钗黛合一”是俞平伯先生在研究《红楼梦》脂批中发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此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批判，并一直影响到80年代中期。其后，“钗黛合一”研究出现了多元化走向。因此，对20世纪以来“钗黛合一”研究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并在其过程中考察当时的接受现状、社会因素影响等是一件颇有必要的工作。     

20世纪《红楼梦》主题研究综述

《红楼梦》的主题是20世纪的红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自索隐派提出“清康熙朝政治小说”,新红学派提出“自叙传说”到1949年后又提出“爱情主题说”、“政治历史主题说”、“家族衰亡史说”、“反封建主义说”、“歌颂女儿才华说”等,共有30多种不同的说法。至今对《红楼梦》的主题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     

20世纪上半期儒家经典研究述略--以六经作者、成书年代和性质为中心

围绕着六经的作者、成书年代和性质等问题,20世纪上半期的儒家经典研究大体上走过了两个阶段的发展历程。第一个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表现为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余波;第二个阶段是20至40年代,表现为实证主义、疑古思潮和唯物史观兴起并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上半期学人的不懈努力和反复考索,使儒家经典的成书年代、作者及性质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清理和解决。     

“百年红学”栏目诚向国内外专家学者约稿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是从《红楼梦》研究开始的。百年来,红学研究走向科学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对20世纪红学得失和发展动向等问题进行回顾、总结、反思和交流很有学术意义。为此,《河南教育学院学报》于2003年开办了“百年红学”栏目。栏目重点关注20世纪红学的发展史、《红楼梦》研究的主要成果即《红楼梦》的版本研究、思想研究、总体艺术成就研究、形象描写成就研究、语言研究、后40回的研究、《红楼梦》的比较研究、《红楼梦》的探佚研究、《红楼梦》的作者及作品主要人物研究等方面。2008年,栏目将更多地审视21世纪红学…     

《金瓶梅》当成书于万历中期

关于《金瓶梅》成书的年代问题,中外研究者们有好几种说法。主要有两大说:一说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简称“嘉靖说”);一说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简称“万历说”)。“嘉靖说”是一种旧说,而且据的是传闻,没有扎实的根据。到1933年7月,郑振铎在《文学》第1卷第1期上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认为“《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第一个同旧说进行挑战。次年(1934)1月,吴晗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1582—1602)中。”后来主张“万历说”的越来越多;黄霖先生认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更为精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