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的阶級性——批判蔣孔阳的超阶級美学观点

一美有沒有阶级性?对这个問題,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有着根本不同的回答。馬克思主义認为在阶級社会里一切的美都是有阶级性的,超阶級的美是根本不存在的。但修正主义者却认为美是超阶级的,甚至認为美之所以被称为美,就在于它是超阶級的。在这里,修正主义是对馬克思主义的阶级論作了本质的修正,我認为蔣孔阳也正是对馬克思主义作了这样的修正。 蔣孔阳是从最近几年开始探討美学问题     

关于文艺作品的阶级性问题——与张启城同学商榷

張启城同学的“蔣孔阳的观点是否是修正主义?”一文,否認某些作品具有阶級性,我們認为只是一种“大胆”的假設,并无“精辟”的理論根据。我們是不能同意張启城同学的看法的。玆就下述几方面与張启城同学进行初步商榷。首先,張启城同学臆造文学艺术“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作品”,存在第三种的中立文学艺术:它純粹是“一般的离情别緒等及不包含任何阶級性的自然美”。究竟有沒有中     

我们和张启城的根本分歧

張启城認为:“在艺术的各个领域,无論是音乐、美术、文学……都毫无例外的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作品:具有强烈阶級性的作品,阶級性比較薄弱的作品以及沒有阶級性的作品。”我們認为:作品中阶級性表現的形式或程度的不同,这种情况是存在的——特別是在古典作品中。但对这种情况的看法,我們和張启城是有根本分歧的。張启城認为这是由于“作者表現的对象有所不同”的緣故:“有的对象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阶級內容”,因而“其表現的作品也一定具有强烈的阶級性”;“另一类表現的对象如一般的离情別緒等及不包含任何阶級性的自然美”,描写这类“对象”的作品就“没有阶級性”或“阶級性此较薄弱”。对这一謬誤的說法,我們从下面四点来談: 一、作品的阶級性决不是由“作者表現的对     

关于文学艺术作品的阶级性问题

本刊自去年第十二期发表了張启城同学的“蔣孔阳的观点是否是修正主义?”一文后,截至2月25日为止,陆续收到批判的或商榷的来稿共27篇。这些稿件来自全国各地,除本市外,还有:杭州、南京、合肥、济南、武汉、长沙、成都、重庆、天津等地。这些来稿一致認为,張文所反映的是陈腐的、非馬克思主义的資产阶級文艺观点。来稿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針对張文的基本論点,即“不带有任何阶极性的艺术作品是客观存在的”及其例証,予以分析批判。因篇幅所限,除先后选刊九宾、彭德猷和上文等三文外,余皆摘要粽述于下,以供参考。一张启城同学首先毫无根据地假設,在艺术領域中,都毫无例外的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作品:阶級性强烈的、阶级性薄弱的和沒有阶级性的作品。并从这一假設証明:“不带看任何阶级性的艺术作品     

关于阿Q“革命性”问题及其他——与周天、无宜两同志商榷

最近我們讀了《跃进文学丛刊》第二期上周天同志的“典型——阶級性与个性辯証統一”和《学术月刊》一九五八年十月号上无宜同志的“反对阿Q典型研究中的修正主义”两篇文章。两位同志肯定了典型中的阶級性,并結合修正主义者提到的几个人物加以分析;这样就再次論証了一个道理:任何人物典型(即使有的比較复杂)必須遵循“阶級性与个性辯証统一”的原則去考察,才能給予正确評价,抹煞人物阶級性是不可能的。“阿Q”是修正主义者在典型問題上进攻的据点之一。两位同志在論文里都肯定了阿Q的农民身份,分析了他的性格,并且强調了作为农民阿Q所蘊蓄的“革命性”。这就駁斥了錢谷融、蔣孔阳等人企图     

关于道德的阶級性和继承性

張岱年先生在其“道德的阶級性和繼承性”一文里,認为道德起源于原始公社,所以不同时代或不同阶級的不同道德有其共同根源,因为有共同根源,所以有共同方面和內容中的共同因素。張先生又从同一社会中不同阶級道德之間的錯綜关系上,認为同一道德观念或道德标准对不同阶級起着作用,它似乎为各阶級所共同需要;又認为同一道德概念虽对各阶級有不同的了解,但其间也有共同成分。惟其如此,張先生在肯定了道德是有阶級性的一方面之后,認为古今新旧道德之間,还有其一定的繼承关系。我們認为:張先生的結論是正确的(古今新旧道德有其一定的繼承性),但推出这种結論的前提,則殊难令人理解。为甚么呢?     

文学艺术的风格和阶級性——与力揚同志商榷

文学艺术的风格是否有阶級性?力揚同志在“詩国土的百花齐放”一文中,对这个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我們不能把艺术上的形式和风格问题同阶級立場問題等同起来,认为某一个阶級的作者必須而且只能采用某一种艺术的形式和风格,而另一个阶級的作者必須而且只能采用另外一种。……艺术上的每种形式和风格,不仅被社会各个阶級所利用,同时它們之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还会跨越若干种社会形态而存在。…………这些情况和事例,都說明艺术上的形式和风格,是不可能說它們有什么阶級性的。当我們在討論着艺术上的形式和风格的問題时,是不应該輕率地牵涉到阶級立場問题上去的,……”以上的引文已經可以說明問題了。那就是說,艺术上的形式和风格都是沒有阶級性     

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综述

近几年来,文艺界在一些文艺理論問題的討論中(例如現实主义問題、历史剧問題等),或在剖析文艺形象的爭論中(例如《阿Q正传》、《金沙洲》等),都涉及甚至归結到对典型問題的不同理解。为了进一步对典型问題作广泛深入的討論,現将近几年来关于典型問題的討論进展情况結合个人的認識作一概述,供大家参考。关于典型与共性典型的共性問題探討最多。原因在于資产阶級“人性論”在这个問題上提出挑战,需要給予反击。同时,典型的共性关系到形象內容和作品思想,关系到对整个作品的評价。批判“人性論”,肯定了典型的共性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阶級性。由此要解决的新問題是:每个形象都具阶級性,典型形象在阶級性上有否特殊規定? 有人認为,典型的共性是阶級性的最集中、充分的表現,典型是阶級的代表。这类意見需要排除的困难是:①最集中、充分地表現阶級性,是否就是典型的共性等于某个阶級的全部阶級性?如果等     

《哲学研究》载文评冯友兰的“普遍性形式”说

《哲学研究》今年第4期发表了方克立的《关于孔子“仁”的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論问题》一文,評冯友兰的“普遍性形式”說。文章說:“馮友兰先生在分析孔子‘仁’的思想时,实际上貫彻了一种超历史超阶級的抽象方法”,例如任分析孔子所說的“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命題时,馮先生認为,“应当区分它們的‘字面意义’和‘具体內容’?幼置嬉庖蹇?这些命題是超历史超阶級的,孔子所說的‘人’和‘欲’都是沒有阶級性的;从具体內容看,这些命題是有阶級性的,孔子所要爱的还是剝削阶級的人。”     

什么是以革命的精神利用資产阶級議会?——学习列宁有关利用資产阶級議会的言論的笔記

在如何認識和对待資产阶級議会的問題上,列宁認为,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存在着根本分岐。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都認为:議会制度是唯一合法的管理整个国家事务的方式,否認議会制度的阶級性,用尽一切力量、方法和理由来竭力蒙蔽工人,使工人看不出議会制度怎样咸了資产阶級压迫的工具,認識不到議会制度的相对历史意义;他們把議会斗爭当作唯一的斗爭形式,幻想通过“和     

关于典型的共性问题

典型,是充分共性和鮮明独特个性的高度統一,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那充分共性只有通过鮮明独特的个性表現出来,才是典型。那么典型中的“共性”,包含什么內容呢?吳調公先生認为“典型的共性不等于阶級性”,阶級性仅仅是“共性的主要內容”?胰凑J为,在阶级社会里,典型的共性,就是它的阶級性。除了阶級性之外,绝没有什么純粹的个性,或超阶級的人性,或者民族同性或国民共性等等。周天先生在《典型——阶级性与个性之辯証统一》一文中,对共性即阶级性这一論点,作了較好的論述。并批評了超阶級的个性論。周天先生說:“在生活中,純粹的个性是沒有的……个性只是     

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些问题

在过去一个时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編写問題的討論中,比較普遍地提到,“史学史还是一門新的学科”,“中国史学史还是一門有待建立的学科”,認为現在編写的中国史学史,“应該有不同于旧史学史的嶄新面貌”,有的同志并且認为,“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截然不同于資产阶級的史学史,需要建設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     

北京大学教授馮友蘭先生应邀来長春講学

我国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馮友蘭先生,应我校邀請,于八月廾日开始在長春作了为时半月的講学。 馮友蘭先生先后講了三个題目,第二个講題是“先秦哲学发展的阶級分析”。在这个講題中,他詳細論述了我国先秦时期各个哲学派別的基本思想傾向和阶級属性。第二个講題是“秦以后,中国哲学发展的阶級分析”。首先,馮先生認为,中国封建社会的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战爭的动力作用問題

关于我国历史上的农民战爭在推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問題,也就是通常說的农民战争的动力作用問題,历史学界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有些同志認为:“农民战爭的动力作用,只有通过封建王朝的讓步政策才能表現出来”;“由于农民阶級是被統治阶級,不可能直接地对     

諭当前資本主义國家的无产阶級絕对貧困化問題——驳斥右派分子对無产阶级貧困化理論的誣蔑

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攻和誣蔑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在政治經济学方面,他們抓住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級貧困化的理論,特别是无产阶級絕对貧困化的理論,作为进攻和誣蔑的目标之一。例如我国經济学界的右派分子陈振汉,在他們的反动的經济科学綱領中,就公开地怀疑資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級絕对貧困化,明目张胆地向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济理論挑战;右派分子吳承禧在一次講演中竟把美国工人阶級的某些阶层于战后的虛伪“繁荣”时期,在反对日益加剧的剝削、爭取改善生活条件的斗爭中所爭得的工資的某些提高,說成是美国工人阶級的地位和生活的全面改善,从而否定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級絕对貧困化的理論。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們之所以否認和誣蔑无产阶級絕对貧困化的理論,一方面是在替資本主义、首先是替美帝国主义“歌功頌德”,企图掩盖帝国主义国家的日益加剧的阶級矛盾和阶級斗爭;另一方面,則妄想从无产阶級貧困化这个問題上打开一个“缺口”,大举向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証明”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过时”了!把上述两种卑鄙的目的綜合起来,他們之所以要竭力否認和誣蔑无产阶級絕对貧困化的理論,无非是想要为資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开辟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們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級貧困化理論的猖狂进攻,和国际垄断資产阶級以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对于这一理論的进攻,是桴鼓相应的,而今天在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这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关于所謂“人民資本主义”的叫囂,就是他們否認和誣蔑无产阶級貧困化理論的一种集中的表現形式。正因为如此,所以駁斥右派分子們对于无产阶級絕对貧困化理論的誣蔑,闡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更加有重大的理論和实践意义了。     

“辛俊地”是一株毒草——我們对“辛俊地”的意見

管桦的小說“辛俊地”,在本年第一期“收获”杂志上发表以后,在讀者中間引起了广泛的討論,意見相当分歧。我們小組曾对“辛俊地”展开热烈的爭論,最后,一致認为作者离开了正确立場,分不清是非,缺乏工人阶級的鮮明的爱憎,竟把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錯誤地当做一个有缺点的抗日英雄来描写,宣传了个人英雄主义,因而是一篇有害的作品。我們認为評价一部作品的好坏,首先,应該从作品所展示的人物性格着手分析,不能离开形象进行主观忆测。其次,我們必須考虑作品的客观效果,即它的教育意义。第三,我們也应分析作者的主观动机,即創作思想。离开这些相关联着的原則,就不能对一部作品作出公正的評价。     

思想史研究必须坚持观点和材料统一的原则

阶級分析法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用以分析阶級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一部文明史既然是由阶級斗爭所构成,就只有应用阶級斗爭的观点和阶級分析的方法,才能正确闡明它的发展规律。有人认为应用阶級分析法为一种“时髦”。它和“历史主义”是不相容的,所以拒絕阶級分析法而坚守“历史生义”。其实这是一种誤解,阶級分析法和历史主义应該是統一的,而且只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才够得上真正的历史主义,一切剝削阶級的历史家和思想家都不能正确地說明社会发展规律,甚至还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歪曲历史真相,以为其本阶級的利益服务,所以对他們来說,历史主义和阶級利益是矛盾的,为了阶級利益,不得不丢开历史主义,因此在他們那里,决沒有什么真正的历史主义。馬克     

谈性格类型——典型共性中的初级本质

讀了狄其骢同志《对文学典型的思考》一文,觉得問題探討得比較深入,邏輯性也强。它引起了我思考的兴趣。究竟有沒有超越于阶級性之上的“共性”?这种“共性”或“普遍性”与阶級性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对这个问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承認它的存在,一种是否認这个事实。后者,我以为是不足取的。远的不談,近的如《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1、2期(总27、28期)中郭正元同志     

宁可《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

《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宁可的《論历史主义和阶級观点》一文,作者对什么是历史主义,怎样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中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以及历史主义和阶級观点之間是什么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历史主义及其与阶級观点的关系: 作者認为,历史主义或者历史观点就是以辯証观点来研究事物的基本原則之一。一切事物一方面存在于一个确定了的世界里面,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合理的,有其存在的理由,     

汉代租佃制度是个别的例外吗?——与金兆梓先生商榷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六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刊載了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古代史分期爭論中的又一关鍵性問題”一文。郭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試图說明的是:“秦汉兩代的土地是封建所有制,有地主阶級和貧苦雇农的对立,地主阶級的土地已有大量的集中。秦汉的政权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在“学术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五期上,又刊有金兆梓先生“試答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果曾严重打击奴隶主吗?”一文,对郭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金先生的意見是:“汉代租佃制的封建剝削还只有个别的例外,而一般的却还只使用奴隶于农业生产”,并認为汉代“正是奴隶制社会”。他的这种論断,我認为是不合乎历史的客观事实的,因此,似乎有把它提出来討論一下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