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20年代文学研究的转向

梁启超 2 0年代的文学思想较之于“戊戌”前后已发生了相当的变化 ,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的转向 :一是把文学视为知识对象 ,因而其文学研究倾向于客观考证 ;二是把文学视为审美对象 ,因而其文学批评倾向于审美批评。这两个转向既体现出在梁启超早期文学思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淡化 ,也展示了 2 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多元价值取向     

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兼论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的歧异

康、梁、谭、严是戊戌时期思想界的四员大将。可是多年来,治思想史的人们,大多倚重康、谭、严而鄙薄梁启超。对于梁启超在戊戌时期的宣传功绩,人们交口称誉,对于其思想尤其是民权思想的特色,则少有论及。在人们的印象中,梁启超颇有点象康有为思想的一台录音机,录啥放啥,音响确实不错,创见绝对没有。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主要助手,思想受康有为影响最大;治史者对梁启超思想剖析不深,特别是与康有为思想比较研究不够。于是,讲变法则康梁并提,论思想又以康盖梁。     

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

在中国与世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鲜有人具有梁启超那样深刻的世界眼光。其眼光之深刻，不仅大大超过其他戊戌时代人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代人，即便按百年后的当代标准看亦如此。梁启超提出的建立一种保留中国文化的本质却不同于原有文化、吸收西方文化精髓却不为所化的新文化主张，对于９０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具重要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早年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1899—1903年)

1899—1903年是梁启超思想激烈变化的时期,也是其国家主义理论逐渐成形的时期。1899年,梁氏仍然持有戊戌时期的“新夷狄”论,这令他十分重视福泽谕吉的思想。从1900年开始,梁氏逐步摆脱康有为的理论束缚。1901—1902年,梁启超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信奉卢梭的《民约论》,主张以民权促进国权,这使他倾向革命。1903年,梁氏突然放弃革命立场,追随加藤弘之鼓吹“普鲁士精神”,伯伦知理取代了卢梭的思想在他心中的地位,梁氏因此转而主张国权先于民权。至此,梁氏的国家主义思想基本成形。     

梁启超在二十年代初社会主义问题争论中的角色

梁启超作为世纪之交的伟大思想家，在２０年代其主张以思想上的尽性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为特征，这个三元结构决定了他在中国的现实选择上实行渐进的社会主义立场。在尚未掌握列宁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青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理论；而后来由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论，虽然从根本上否定了梁氏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路线，但也确实吸取了他的资产阶级“一方面为敌、另一方面为友”的合理思想。历史证明：梁启超在２０年代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中承担了“当被时所否定、被历史常记起”的双重角色；正确评价梁启超是正确开辟未来的需要。     

梁启超改造传统文化的思想和实践

从戊戌到辛亥,作为思想舆沦界之骄子的梁启超,其主要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思想和其它社会学说;二是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以往人们在评价梁氏这一时期的历史地位时,多侧重于前一个方面而忽视后一个方面。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个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这样的评价显然是不全面的。有感于此,本文拟就梁氏辛亥革命前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思想和实践做些探讨。     

梁启超“国报”思想与《清议报》的停刊

《清议报》是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在海外的重要机关报,它的停刊,根本原因在于梁启超办报思想从办“一党之报”到“一国之报”的变化。“一国之报”要为“国民公益公利”服务,《清议报》已经无法承载梁启超新的办刊理想,火灾则为停刊另办提供了契机。梁启超的“国报”思想,始于戊戌维新时期,吸收了近代国家思想,在《清议报》时期逐渐形成。庚子事变后,梁启超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和政府“不足与图治”,加速了梁“国报”思想的成熟。梁实现新的办刊理想的愿望更趋强烈,最终导致《清议报》的停刊。     

西学与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

戊戌时期,梁启超对西方史学已经有初步了解,近代西方学术文化中所包含的历史进化观念,世界史观和“民史”思想,以及西方历史著作所带来的一些新的史学观念,在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中都有反映。      

试论梁启超对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贡献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活动的领域很广,走过的道路又迂回曲折,从而留下一个复杂多变的形象。对这一类人物,人们从不同角度去考察可以勾勒出种种不同的脸谱;再加上其它因素的影响,历来对他的思想评价见仁见智。以他1903年以前的早期思想来说,誉之者称他“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贬之者则斥责他在戊戌政变后即趋向“反动”。本文认为在戊戌前后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梁启超是有巨大影响的启蒙思想家。1903年以前,他的进步作用是主要的。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他有首倡道德革命、史学革命,提倡语文合一和输入西学等重大贡献。     

略论梁启超的国会思想及其流变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的思想言论有着深远影响,尤其是他的宪政思想反映了近代一批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民主、宪政体制的一种态度.梁启超的国会思想可以作为了解梁启超丰富宪政思想的切入点,文章通过主要内容和发展变化两个维度来深度解析梁启超的国会思想,并在此基础上,从价值倾向和理论基础两个侧面对梁启超的国会思想做出评价.     

梁启超法治思想论析

梁启超是近代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近代法治主义的最早宣传者和鼓吹者。他的法治思想既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系统总结,更是他在政治实践中对西方近代法治观念大胆接受和吸收的产物,是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结晶。梁启超的法治思想在当今仍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梁启超解决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实践策略——以梁启超对“世界主义”思考与应用为案例

由于汉字的表意性,汉语在引进外来词汇的时候常使用意译的方式造词,这就为西方思想的东方诠释提供了条件。梁启超的世界主义思想就是这样的例子,梁启超用中国古典主义的思维诠释了"世界主义",得出了"世界主义"应在主权国家的背景之下,通过文化融合来达到的理论路线。梁启超的这种世界主义思想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反抗西方话语霸权的立场,也是一种应对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实践,并以他的言行印证了世界主义方案。     

梁启超《谭嗣同传》中有关史料辨伪

戊戌政变时，谭嗣同不亡不遁不死不降。自梁启超撰《戊戌政变记》问世后，海内外文史作家、学者，多因袭引用梁氏之描述，取慷慨赴死说，影响至今。梁启超撰《戊戌政变记》时，正亡命日本。处于个人情感悲愤激荡时刻，又不能充分占有资料，所言不尽实录。梁氏当时仅以言论专家称世，且距戊戌政变不过百日，持论更难理智、客观。梁启超用文人的激情描述了那段历史。试图澄清一个流传百年的结论。     

浅析梁启超兴办女学的思想主张

在近代戊戌变法维新时期,维新派志士梁启超非常重视和关注广大妇女的解放问题,并把妇女解放和拯救国家危亡结合在一起.他做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宣传者,在大力提倡“男女平等”、“男女同学”等教育思想的同时,理论付诸实践,首创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提倡妇女教育、兴办女学的积极实践者.     

再论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

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从开民智到新民论,再到国民运动、新文化运动,不断进步与丰富。其宣传活动从戊戌前到"五四"后,持续而广泛,约分五个阶段。梁启超为贯彻国民性改造的思想主张所采取的方法和途径,可以包括四个方面:政治指导国民,舆论向导国民,立会建党提高国民,兴学讲学培养国民。     

论康有为与谭嗣同的思想契合

在戊戌启蒙思想家甚至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中,思想最为接近的不是具有师生之谊且一起出入政坛而被合称为"康梁"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而是康有为和谭嗣同。对于这一点,两位当事人——康有为、谭嗣同均有明确肯定,梁启超更是对此大加渲染、津津乐道。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契合反衬了康有为与梁启超思想的分歧,同时也使戊戌启蒙四大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而微妙起来。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文化价值论

1919年写成的《欧游心影录》在梁启超的文化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它是梁启超晚年文化观改弦易辙的预告：一方面对西方物质和科技文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与1919年以前梁启超对待西方文化的立场和态度有了一个很大的反差;另一方面时中国传统文化又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推崇。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中国未来文化建设的基本主张：偏于“中学”的调和主义路线。这既体现了梁启超思想中理性的和辩证的一面,又不免具有幻想的色彩。     

梁启超哲学思想初探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代名人。戊戌变法时期,他协助康有为,宣传变法维新,在同封建顽固派的斗争中,踔厉风发,所向披糜,已经“文名满天下”。戊戌政变后,他流亡日本,远游美澳,做逋客十数年。海外办报,妙笔生花,文章不胫而走,声名更著。此期,他力倡保皇、反对革命,成为改良派营垒中的挂帅人物。辛亥革命后,在翻云复雨的北     

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与晚清的中国认同问题

晚清时期,由于现实的危机和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输入,清王朝的合法性危机再次爆发。梁启超戊戌维新后一度在是否采取民族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动摇不定,1903年访美归来后,他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在革命排满思潮风起后,梁启超与革命派展开激烈论战,他将革命派的汉民族主义称为小民族主义,而将自己的合中国境内诸民族的民族主义称为大民族主义。实际上,梁启超这种大民族主义不过是由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本身的偏颇而采用的一种修辞,其实质是＂国家主义＂。中华民国这一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表明国家主义的认同模式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更好选择。     

梁启超“报章体”评议

(一) 一八九八年的变法维新,一时间轰轰烈烈,不过百日,风流云散。这时,人们才看清楚,维新派在政治上是何等虚弱。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维新派在宣传战线上确是战绩赫赫。宣传主将梁启超掌握了报刊政论这柄利器,以《时务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为阵地,“大呼天下”,连顽固派也不得不承认他有“煽惑士材,从风响应”的本事。在总结梁启超的宣传经验时,人们总要提到“报章体”,认为它是梁启超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报章体”和梁启超的名字紧连在一起。然而,在当时,人们只是觉察出梁的报章文字代表了一种崭新的文章现象,却没有充分认识它的实质。以后,人们逐渐归纳了梁启超“报章体”的特点,也论及了它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