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中道思想

为了对治外道种种邪见,佛陀讲出种种中道,中道思想一直是印度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的思想中心。梁启超的中道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十二因缘和五蕴缘起观念的独到解读上,这种缘起观是中道思想的根基。梁氏认为因缘观是如实观察世界和人生的根本出发点,人们由于不明因缘,一直在痛苦中轮回。“十二因缘”说明了异时的因果关系。“五蕴”说明了共时的依存关系,两者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万事万物“空无自性”的真相。破除有无断常偏见,而进入非有非无。非常非断的中道实相。人通过中道修行可以进入理想的涅榘境界。     

梁启超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态度

从“不为古人所欺，不为世法所挠”、“我物我格，我理我穷”，以及“除心奴”，反“依傍”三个层次论述了梁启超与西方启蒙主义相通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态度。从理性精神的角度对众所周知的梁启超一生“多变”作了新的阐释。并认为，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样，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不过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梁启超论国家“精神”

梁启超赋予国家一种内在的“精神”,从而似乎让国家“活”了起来。国家“精神”有三种外在表现形式,分别为法律、主权与文化,它们是梁启超有机体国家观的自然结果,并在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通过赋予国家以一种必不可缺的“精神”,梁启超的目的是解决二个重大问题：对内统一、对外独立。站在具体历史的角度,我们不能不承认梁启超的国家“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现代乌托邦精神——试论梁启超翻译与创作的政治小说

由于受工具论观念的影响,学界对梁启超翻译与创作的政治小说的研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文章从乌托邦思想理论的视角考察政治小说的存在理由。作者认为,政治小说是晚清精英知识分子乌托邦精神的表征,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追求。     

孙中山与梁启超对文化问题的思考

孙中山和梁启超在政治上是对立的,但在文化上却有惊人的一致赋予中国文化以崇高的地位,重视发扬其优良传统;十分重视西学,而又注重中西文化的结合.他们均以开放的心态和世界的眼光观察问题.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兼采中西并融会贯通是这二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共同文化选择.     

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第一次论争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处于急剧转型的阶段 :以新政体代替旧政体。但是 ,应以何种方式对待旧政体 ,是用暴力推翻还是和平改造 ?应当建立何种新政体 ,是美式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 ?在梁启超和康有为之间展开了激烈论争。这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第 1次论争。论争以梁启超的妥协而告终     

梁启超:史学比较方法的倡导与实践

比较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梁启超对史学比较方法的内涵与功用进行了阐述,促进了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他还在中国史和外国史等领域中有意识地进行比较研究,其比较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梁启超政体观的转变

梁启超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30多年,形成了完备的宪政思想。他的宪政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政体观,发生了多次转变。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到开明专制,每一次的转变,在当时都会引起一场言论风波;后世的学者更是有不少人探究他思想转变的原因,并做出评价。本文在梳理梁氏不同阶段政体观主要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联系历史背景和国内外政治环境,分析其政体观转变的原因,以求得出客观中肯的评价。     

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而作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实践是她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首要基础;优秀的人类文化精神是其重要文化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能动性,是主观条件。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具有多种形态;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划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内涵主要有：追求崇高精神;彻底革命精神;实事求是精神;艰苦奋斗精神;自力更生精神;牺牲奉献精神;改革创新精神;以人为本精神,等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梁启超思想的佛教精神

梁启超于佛教早有因缘,梁氏的思想也深染佛教的精神。作为现代学术的奠基人,梁启超对佛教历史与典籍都有相当的研究。文章从佛教之信仰兼善非独善、广涉佛典愈治佛学史、兼摄佛学与西学互诠三个方面梳理梁启超对佛教的研究。     

中华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武昌举义卷狂潮,君主专横丧鼓敲。 《建国大纲》书壮志,共和民主大旗飘。 神州国共当携手,扭转乾坤日月昭。 忘死舍生为理想,振兴统一中华骄!     

邓小平与伟大长征精神——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

邓小平既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又是伟大长征精神的培育者、践行者和弘扬者。他以史诗般坚强奋斗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高尚的政治道德和过硬的党性修养,这对新时代肩负“强国有我”使命的先锋力量和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有着深刻启示：一是要深学细悟伟大长征精神,沿着先烈的足迹坚毅前行,感恩奋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要守正创新伟大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与时俱进地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三是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懈奋斗。     

悄然变化的民族精神——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使我们的民族精神发生了从“恋土情结”到四海为家、从求同去异到求同纳异、从沿袭模仿到开拓创新的悄然变化。     

论1954年宪法的时代特征——纪念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

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它上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下启1982年宪法。这部宪法有其独特的时代特点,它是毛泽东宪法思想影响下的宪法,过渡时期的宪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和发展的宪法,基本权利单列成章和其后置的宪法,全民大讨论的宪法。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的特点,对理解我国现行宪法体制、树立宪政文化意识、普及宪法知识是有所裨益的。     

中流砥柱——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7周年

汶川地震,山崩地裂,生灵涂炭,举世哀伤。面对这场毁灭性的灾难,一面面火红的旗帜,在废墟上迎风屹立。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赶赴震区,立刻组织了一个强大的指挥系统。一声令下,十几万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医务人员火速集结,海、陆、空部队立即进入     

库伦旗的文化底蕴和传统精神——纪念库伦旗始建380周年

在清代库伦旗是蒙古漠南地区唯一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旗,也是清朝全境七个政教合一旗中最先实行此体制的旗。它始建于1634年,已有380年的光景。在近四个世纪的历程中,库伦人民以智慧和勤劳,创造了灿烂而独特的历史文化,其文化底蕴和地域特色主要表现为佛教文化、萨满文化、安代文化、多元文化、习俗文化和口承文化。同时,培育和成就了库伦人民集体的精神品质即自强精神、包容精神、革命精神和安代精神。历史与精神是同步的,在逐渐形成的精神主导下,库伦人民克服和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不断创造了库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库伦传统精神迸发出新的活力并强力推动着库伦旗的各项事业。     

共和的政教之维:梁启超论题与钱穆道统说的三个面向

现代儒者钱穆着眼于中国政治传统的悠久智慧与文化体系的根本原理,力图在启蒙革命主义之外阐发对于道统和治统的别样诠解。道统作为立国根基的精神信念共识,本身蕴涵了中国文明基于天人相合原理的政教秩序构设,进而与治统形成了相维和相制两种基本关系。在思考现代共和立国问题时,钱穆超越了梁启超论题将道统与君主专制牢固绑定的政体论范畴,在共和一统的国家建构方向上重新阐明道统新义,思忖宪制新态。这一论述显示出对于大国文明实现共和新命的深沉忧思,中外比较申说也生发出极具启示性的普遍意义。     

略论《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对梁启超的评价

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与启蒙宣传家梁启超是肝胆相照的同乡忘年交,然而戊戌政变使两人交往一度中断,一放归故里,一流落海外。后来两人恢复了通讯联系,书信往来不断,这些书信是研究两人交往和各自生平的重要资料。其中于1982年公诸于世的《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便集中披露了对梁启超宣传功业的推崇与文字魅力的倾倒。黄遵宪与梁启超的心心相映,可谓历代文人交往的典范。在黄遵宪百年忌辰(2005年)将届之际,回顾这一范例颇能给人启示。     

高扬五四精神 迈向二十一世纪——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

五四精神,指的是民主的精神,科学的精神,革新的精神;五四精神对推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对21世纪的中国仍有重要价值。因此,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必须继续高扬五四精神。     

理性、中道与幸福——探讨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

道德选择理论是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首先,从三个方面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一、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理论前提;二、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依据;三、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目标。其次,从西方哲学史的宏观背景中,就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的成败得失进行讨论。这样,通过研究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到道德选择在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