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下的税收效率

“无本治税”观念形成了我国税收成本偏高的体制性因素和效率性因素 ,是当今税收效率低下的症结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除了组织财政收入之外 ,还应具有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 ,应从市场与经济的运作中考察税收成本与效率 ,使税收效率建立在税收成本核算的基础之上     

降低中国税收成本的有效途径探讨

在整个税收征收管理过程中都会产生税收成本。税收成本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和税收体制下,政府在实施税收分配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耗费。按行为主体可分为征税成本、纳税成本、社会成本。本文重点研究税收的征收成本。     

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制度效率——基于服务业税收管理的分析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在税收管理中的广泛应用,税收治理正在跳出传统的税收征收制度安排和管理框架,迈向数字化治理。基于2004—2019年的地区数据来分析数字技术发展对服务业税收征管效率的动态影响,相关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税收征管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通过提高税收遵从度和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来实现;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数字技术对东部地区税收征管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50%,而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总体较弱,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税收征管效率的正向影响呈现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延伸的趋势。因此,要继续强化税务管理领域的数字技术发展深度,缩减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创新税务征管理念,建立税务管理的数字化思维;从制度上为数字与税收征管的融合发展扫清障碍。     

效率与成本在税收工作中的运用

税收效率和税收成本的问题一直是税收经济学的热门话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追求税收效率最大化”是衡量税收工作的重要尺度。长期以来,在税收征管上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即不是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全过程来分析和把握税收,考虑税收对经济运行、对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而是把税收视为仅仅是组织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     

论企业财务管理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财务管理中进行税收筹划的目的是实现税负的最小化或递延纳税,但却忽视了企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忽视了税收筹划的成本;忽视了税收筹划的风险。同时,由于税收筹划具有超前性的特点,势必造成税收筹划方案不能及时的适应新的税法和税收政策的变化,甚至使一个最佳的纳税方案变成了一个最差方案,影响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     

“公平与效率”视角下的我国现行税制评估

我国经济发展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与之相匹配,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制度也体现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特征.然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也表现出一定的功能异化,出现了立法、司法和执法刻意追求和体现“效率优先”的实际效果.通过对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的评估,在兼顾“公平与效率”方面,各种税制都存在一定的瑕疵.税收征收管理存在的缺陷,将难以有效地保障改革发展成果为全社会合理共享.     

浅议企业财务决策中的税收筹划策略

税收筹划是通过对税收制度和法律的研究,减少应交税金的一种合理避税的方式,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在经济资源有限、生产力水平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收入的增长、生产成本的降低都有一定的限度.故通过税收筹划,降低税收成本成为纳税人的必然选择.     

区域税收征管效率损失模型的解构与运用——基于税收征管资源配置视角的分析

优化税收征管资源配置,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是我国目前税务系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构建以区域税收最大潜力和税务部门最优征管能力为核心的税收征管效率损失模型,推导出区域税务人员的数量应与税收潜力规模成正比例配置的最优配置要求,将模型拓展到多个子区域和多种税收征管资源配置的条件下,并运用实例加以验证.     

民营经济发展的税收对策

不断发展壮大的民营经济面临市场经济进程中的新矛盾(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却有许多事没有人去做)和项目难融资、愿望难施展、市场难占领的尴尬局面.本文拟从国民待遇、税制体系、税收优惠政策、税收管征等方面剖析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税收问题,进而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税收对策:统一税收"国民待遇",规范向支持研究开发及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转移的税收优惠政策,制定能鼓励科技创新及支持融资和风险投资等方面的积极税收扶持政策,完善以开征社会保障税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以提高税收管理效率和降低征纳税成本为目的的征管改革,优化能引导纳税人自觉纳税、真正转变服务理念的税收服务体系等.     

基于“退出——呼吁”理论的税收竞争研究

运用赫希曼的“退出———呼吁”框架来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可以发现,其有效性来源于企业基于退出成本和呼吁成本的比较,而不同的成本情形决定了企业对“用脚投票”或“用手投票”的选择。因此,要促进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良性发展,必须从退出权和呼吁权两个层面着手进行制度设计:一方面,要提高人们呼吁的意愿和效率,以降低呼吁的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有退出机制的保障,以增加退出威胁的“可置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