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与转型: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变迁

在新加坡从殖民地时代到独立建国以来的社会发展变迁中,数百个华人宗乡社团在新加坡社会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置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中国和亚太地区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之下,从认同形态、组织结构、运作内容以及未来趋势等方面,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变迁。     

"异乡"与"故乡":粤剧在新加坡的传播偏向研究(1842—1912)

1842—1912年粤剧在新加坡的传播是西方现代文明扩张传播与华夏传统文明传承发展的一次碰撞.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传播具有空间偏向,粤剧的海外传播是近代西方文明扩张的间接产物.航海技术是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媒介体现,是具有空间偏向的传播媒介.粤剧作为航海运输工具的"内容",实现了空间传播.而作为媒介的粤剧本身具有口头传播偏向和时间偏向,消解了西方文明传播的空间偏向,实现华夏传统文明的异域传承.粤剧口头传播偏向限制了粤剧仪式的传播范围,将参与群体划定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内,不利于华人社群的扩大.但与此同时,作为地方剧种,粤剧的口头传播偏向强化了华人社群内部的一致性,在有限的地理空间内强化华人社群的集体意识.粤剧是华夏传统文明的组成部分,具有华夏传统文明传播文明时间偏向特质,表现为对神缘和地缘关系的倚重.粤剧在以方言(地域)为单位的华人社群进行展演,延续了祖籍地的地方特色,传承了祖籍地的历史脉络.西方现代文明传播的空间偏向形成了粤剧的"传播通道",华夏传统文明传播的时间偏向孕育了粤剧的"传承脉络",二者相互交织,形成粤剧在新加坡的传播时空网络.     

闽台社会心理的历史、文化分析

本文从闽台在历史上都曾是移民社会这一特定背景出发 ,指出在闽台移民社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移民的“原乡”和“本土”认同、移民的拓殖性格、移民的社会组合方式 ,以及闽台的特殊历史遭遇和现代化发展等 ,是闽台特殊社会心理形成的历史、文化根源 ;这些主要由历史、文化积淀而来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心态 ,对当前现实仍然潜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通过对闽台社会心理的历史、文化分析 ,是进一步深入认识闽台社会 ,把握社会行为的一项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     

马华文学的“根”主题与精神世界

马华文学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文学界的一个重要流派。马华文学的诞生和发展与中国大陆近现代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大事件有明显的关联性,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华人世界里的情感体验,具有离散文学的特点,寻根意识强烈。它书写了华人的生活遭遇,表达了难以割舍的中国元素和情怀及难以忘却的中国记忆,揭示了老一代华族对大陆故乡的集体情愫、新生代华人落地生根的现实选择以及华人被边缘化时的失根苦痛,反映了漂泊移民者主体身份认同的焦虑不安,体现了落地生根的希翼与失根的痛苦。新生代马华文学作家远赴欧美国家求学、工作,面临着再移民的窘迫,身份与文化皆已从单一变为多元,其作品自然地反映了华人漂泊者内心深处的无奈和哀伤。     

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华人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

作为东南亚华人社会重要的历史文献,华人社团账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与史料价值。一方面,保留下来诸如应和会馆、应新学校等各类社团账本,是账本所属社团自己建立的经济档案。对这些账本的爬梳、整理、分类与解读,可拓展东南亚殖民地时代华人社团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数字类的账本记录,具有计量学与统计学意义上的"实录"华人社会历史图像的功能,因而能够为反思与推进现有的包括华人移民帮群社会结构、会馆办学、华文教育等领域在内的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提供新资料与新视角。考察新加坡应和会馆、应新学校、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丹容巴葛福德祠等华人会馆、华校、庙宇组织等社团所保留下来的,从1906年延续至1953年的各类账本账册,并结合章程、会议记录等其他华人历史档案,在殖民地时代新加坡社会时空的脉络下,透过对应新学校财务收支运作的具体与细致的研究,不难看出"二战"前应新学校在办学上具有社群化、财务运作制度化与经费来源多元化三个基本的特征。     

政治认同与集体记忆的建构：1932年陈独秀被捕的舆论反应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使隐匿“地下”多年的陈氏重归舆论界视野。从自由主义知识社群的舆论阵地到国共党报、都市民营报刊，对陈独秀被捕有着不同的报道、评论取向。而陈独秀个人的生平和革命历史也在报道和评论中被唤起和重新解读，呈现了“断裂”、“对抗”、“传奇”为主要叙事策略的记忆文本。这些迥异的集体记忆既交织着不同政治社群分歧显著的政治认同，也反映了其时多元政治力量竞争语境下民国报刊建构集体记忆的政治功利性特征。     

略论台湾宗教信仰的移民特征

台湾宗教信仰的产生与闽粤民众移居、开发台湾的活动密切相联 ,闽粤等地移民把祖籍地的宗教信仰移植到台湾 ,构成台湾移民信仰的主要内容 ,也使台湾宗教信仰的产生与发展带有明显的移民特征 :其产生与移民活动过程的需要有密切联系 ;信仰组成以母体社会移入的神明占主体 ,同时带有移民与台湾社会融合的色彩 ;信徒崇拜的对象既有表现形式的多神信仰特征 ,又有神明蕴涵着崇善惩恶的伦理道德内容 ;信徒群体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 ;宗教信仰的礼仪、活动形式具有明显的民俗化特征。     

迈向积极老年：西方老年社会福利理论的演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老年社会福利发展史在本质上是国家、社群与老年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史。西方老年社会福利在趋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研究视角从“国家”“社群”转向“老年人”;理论解释从“国家功能论”“多元论”向“人的需要理论”渐进;老年社会福利理念从“制度建构论”到“社群多元论”,并在应对“新社会风险”过程中基于“老年人需要论”迈向“积极老年论”。本文通过梳理西方老年社会福利研究的演进历程,讨论其研究视角历史变迁的过程及其社会基础,揭示学术研究变迁与政策演进的内在联系与耦合性,并由此为当代中国老年社会福利理论发展提供一定启示。     

论华侨华人经济

论华侨华人经济张鸿奎一、关于同步认同华侨华人经济尽管从总体上来说，对各所在国的认同，是当代华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作为经济认同，无论是华侨、还是华人，相对于他们各自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都是首要的同步认同。首先，在二次大战以前，我国的海外移民大...     

1990年以来中国-新加坡民间关系的发展——以中国新移民与当地华人社会的互动为例

中国与新加坡建交以来,两国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近30万中国新移民为这种互动奠定了彼此交往的民间基础。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华人的社会互动,说明了国家关系与民间关系互为依存,民间关系在由弱向强的转化过程中,促动了国家关系的发展。中、新两国民间交流有必要率先透过不断磨合与各种渠道,逐渐走向融汇与亲和,以国家关系发展来体现民间交流的价值。中国新移民对于民间关系和国家关系的意义和功用,不可低估。     

探索中国当代史学思潮的变迁——王学典教授访谈录

从学术思潮角度来清理 1 949年以后的中国史学史是有相当合理性的。因为当一种学术倾向成为左右全局的“思潮”时 ,这种学术倾向事实上就具有了相当的意识形态属性 ,而脱离意识形态属性来谈论中国当代史学则会远离真相。 2 0世纪 80年代以前的中国史坛屈从于意识形态的控制 ,从 90年代开始 ,中国史学已基本上走出意识形态的笼罩 ,形成了多元化格局 :唯物史观派史学 ,西方式的社会科学化史学和所谓“国学”的复兴。这种三分天下的局面将会长期共存。中国史学要想融入世界史学主潮之中 ,必须加快学科整合的过程 ,抓紧调整现有的概念、范畴、术语。在目前背景下 ,《史学概论》课程的首要任务是训练学生的洞察力 ,特别是训练学生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现今社会的洞察力     

徽州宗祠文化的宗教性探析

徽州宗祠是徽州建筑中反映社会思想意识最突出的代表。徽州宗祠文化博大精深。关于徽州宗祠文化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有的成果多从史学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本文试图从宗教学的角度探析徽州宗祠文化所体现出的宗教特质:以祖宗神信仰和崇拜为核心的观念的宗教性;以血缘、宗族为纽带所形成的组织的宗教性;以祠堂为场所、祭祀为主要形式、朱子《家礼》为礼仪的活动的宗教性;以程朱理学为教条、朱子之书为经典、儒学伦理为本位的教化的宗教性。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求实创新 博大精深——杨向奎先生治学的开拓进取精神

作为史学界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 ,杨向奎先生继承和发扬了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 ,并运用新方法 ,发掘新史料 ,开拓新领域 ,由史学而经学、小学 ,由实学而哲学 ,由哲学而理论物理 ,均有卓越贡献。仅就史学成就而言 ,他的治学具有如下特色 :一、由信奉“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到接触马克思主义 ,并以之为指导而形成科学方法论 ;二、尊重前贤而又不迷信权威 ,为《左传》、《周礼》洗冤以使之免于湮没 ,并主持发掘整理了孔府档案资料 ,丰富和开拓了史料建设 ;三、熟练地运用以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来互相印证的“两重证据法” ,取得高水平的成果 ,并根据亲历凉山彝族考察进而掌握了以文化人类学资料印证古代史的“三重证据法”。求实创新的不懈探索 ,博大精深的学术成果 ,使杨向奎先生巍巍然成为一代史学大家。     

走向新常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逐渐走向新常态。新常态以“两个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新回答为理论核心。“两个逻辑”的新概括,是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的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回答。“两个逻辑”的新概括,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提升到新水平,由构成性认识到总体性认识,由外延性认识到内涵性认识,由特征性认识到本质性认识。只有坚持“两个逻辑”辩证统一,我们才能不断破解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如何确保长治久安、如何筑牢精神家园、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等重大时代课题。在破解这些难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升级版。     

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

与正在走红的叙事理论相比 ,以传统文化为底蕴的中国“写人”理论更能自成体系 ,呈现出顺应不同历史情境的主题演变。作为中国“写人论”的最初核心话语“形神”论 ,是依傍画论而成 ,通过“如画”、“传神”、“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等词语的大量使用而奠定了后人评赏写人效果的理论基础。随之 ,金圣叹推出的“性格”论 ,后经过张竹坡、毛宗岗、脂砚斋等人的丰富和发展 ,实现了中国写人论话语的独立。 2 0世纪以来 ,“典型”论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潮中登堂入室 ,一方面在本土化过程中完成了写人论话语的细化 ,另一方面又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下单极化地突出了“大写的人”。新时期以来的“写人论” ,出现了无主题变奏的多元化走势 ,“多重文化身份”以及“小写的人”等观念得到大力提倡 ,表明中国“写人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在中国“写人论”逐渐演进的历史逻辑结构中 ,“以形写神”成为一道贯通古今的气脉。     

香港归侨养老问题及其对策

当下香港归侨群体呈现老龄化趋势,养老问题集中体现出其生存状况,但因历史原因这个群体游离于大陆和香港养老机制之外,他们的晚年养老无法得到必要的保障。文章直面香港归侨养老存在的问题,认为香港归侨社团对归侨养老发挥的仅是帮辅作用,不可能替代政府的强力救助,提出解决香港归侨养老问题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今后创新香港特区侨务工作提供有益思考。     

论“无为”思想的学派性

“无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虽由道家最早提出,但并非为道家所专有。从先秦到汉初,除了道家使用这一哲学范畴外,儒家、法家和黄老学派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上,也都讲“无为”,只是对“无为”的诠释有所不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社会内涵。     

中国方案:百年政党的世纪之路与世界目光

“中国方案”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信心和底气来自成功的现代化实践、卓越的执政效能及其对自身的成功治理。中国共产党对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证明了中国方案的可行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效能优势证明了中国方案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政党治理证明了中国方案的可持续性。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历史实践,为人类提供了一条与西方道路不同的选择。中国方案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未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创造性回答。     

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

乌兹别克斯坦既是中亚地区大国,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自独立以来,乌兹别克斯坦致力融入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建设。2016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卡里莫夫去世,同年12月,新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上台执政。米氏新政将发展与邻国关系和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视为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和经济工作优先方向,并致力于打造本国的区域一体化战略。相较于卡里莫夫时期“重双边”的经济合作路线,米氏新政强调“重周边”的区域一体化战略,着重与包括大国在内的乌兹别克斯坦周边国家发展区域一体化合作,同时,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合作模式也由原先“领导国”之争向“合作伙伴”转变。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战略对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意义重大,更将推动“一带一路”在内的广泛国际合作倡议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