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师古《汉书注》引宋均说考辨

<正> 颜师古《汉书注》是一部集注性质的本子。所引诸家,见于《汉书叙例》的有:荀悦、服虔、应劭、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晋灼、刘宝、臣瓒、郭璞、蔡谟、崔浩,共计二十三家。自此以后,千余年来,学者众口一词,咸袭“二十三家”之说。清代以还,曾有人据《史记集解》等史注转引的材料,证明颜师古《汉书注》中,多窃其叔父颜游秦之说,因此,颜师古的《汉书注》二十三家之外还应包括颜游秦。但历代注家都忽视了在颜师古的《注》中,除了颜游秦,还有宋均一家,这是有稽可查的。     

颜师古《汉书注》的学术贡献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它在历史学及文献学上占有重要地位。颜师古的《汉书注》在疏通《汉书》文字、解决《汉书》阅读难题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颜注进行评述,一是颜注对字词句的训释,二是对相关文化知识的补充阐释,三是对旧说的保存和补正。从而说明颜氏《汉书注》在训诂学、文化史等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唐代史注家的史学批评意识

唐朝学者传承魏晋南北朝学人注史之风,先后有《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等四部杰出的史注。这些史注达到了唐代史注的高峰,史注家们既关注史书内容的真实性,也关注史书的体例体裁。史注家们的批评意识体现出唐代前中期开阔的学术气象。     

《天人三策》篇名与文体考辨

西汉武帝初年,举贤良文学,策问诸儒,董仲舒对以《天人三策》,东汉时始收入班固《汉书·董仲舒传》,流传于世。董仲舒三篇对策很可能不是一时之作,而是在唐代颜师古校定《汉书》时,才将三者合为一体。《天人三策》并非该文章固有之题目,而是《汉书》颜师古注本出现之后,由唐宋学者赋予的特称,此篇名直到南宋时方才广为人知。《天人三策》虽然对后世试策文章影响很大,但就其本身而言,文体性质应属于奏疏一类,而不是专门的考试性文体。     

《“楚”“荆”小考》考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文汇报》第三版载有《“楚”“荆”小考》一篇考证性的文章。文章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汉书·高帝纪》贾逵注也引以《史记·正义》(似应作《史记正义》或《史记》正义,因‘正义’并非《史记》篇名——笔者),认为‘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遂行于世’”——并且注明,这句话在《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8页。看副这句话,不免要引起两点疑问:其一,现在见到的东汉班固撰的《汉书》,虽然后世注家多至数十人,但通行的只有唐初人颜师古的注。历史上     

治杜如治经──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

治杜如治经──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王辉斌在杜甫研究史上，宋代“千家注杜”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其中被称为“少陵功臣”的赵次公的《社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解》，就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巨著。宋代刘克庄称该书的学术成就可与《左传》杜预注、《汉书》颜师古注、昭明...     

陈胜乡里阳城考

《史记·陈涉世家》:“陈胜者,阳城人也”。《汉书·陈胜传》同。关于这一阳城的所在地,前人共有三种说法:《陈涉世家》司马贞《索隐》引韦昭说和张守节《正义》认为是秦汉颍川郡的阳城县,故治在今河南登封县境。《陈胜传》颜师古注认为是《汉书·地理志》汝南郡的阳城侯国,故治在今河南商水(一作汝南)县境。唐以后多数著名学者如胡三省(《通鉴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齐台南(《官本汉书考证》)、钱大昕     

《汉书》颜师古注异体字考论

唐初著名经学家、语文学家颜师古在《汉书》注的训诂实践中,从广义角度择取异体字,采用"某即某字""某亦某字""某字与某(音义)同"等相对集中的训诂术语,深入训释辨析了包括造字方式不同、构件相同位置不同、更换形符、更换声符、省减偏旁、书写笔画差异等原因形成的异体字,这些异体字的训释既有助于我们识别生僻字、顺利阅读《汉书》,也为研究汉字形体演变保留了丰富资料,充分体现了颜师古在文字训诂方面的造诣及其对古籍异体字整理的贡献.     

明修辞方式,训谢诗难词

宋人洪迈说:“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容斋续笔》卷十)诚哉斯言也!南朝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的诗作也在难解之列。难解的原因在于:(1)运用典事过多,且较生僻,寓意曲折隐晦;(2)其人有不羁之才,作诗属文爱标新立异,用词少规往则,生造了     

王昭君故里考

近年,报刊上发表的一些介绍和涉及到王昭君的文章和著作中,有说王昭君是今湖北秭归县人的,也有说是今湖北兴山县人的。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对呢?有关王昭君的史料记载,始见于东汉班固撰修的《汉书》。但作者并来指出王昭君是何地人,记载得也很简略,对王昭君的家世几乎没有提及,只是同朝人文颖在注解《汉书》时,称王昭君是“本甫郡秭归人也”。文颖曾任荆州从事,荆州被包括在南郡。也许有这个原因,文颖本来不是注释《汉书》的名家,也得到后世尤其是唐代注家颜师古的肯定(见《汉书·元帝纪》)。在南朝人范晔著的《后汉书》中,也有一节关于王昭君的记载,只是说王昭君是“南郡人”。究竟是南郡何处人,也未载明。我们现在说王昭君是秭     

训诂学与现代词汇学在词汇词义研究方面的差异与互补

训诂学是我国古代学者从认知方面研究汉语语义的传统学科,词汇词义是其核心。词汇学是近百年来在西方语言学影响下形成的新学科,其研究中心也是词汇词义。但是,这两个学科产生的条件不同,哲学基础不同,研究汉语的历史阶段也不同。因此,对词汇词义的认识无论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差别。但是,由于研究的都是词汇词义,它们又有一定的内同性。差别和内同都反映了这两个学科的互补性,而互补性当中就包含了汉语词汇词义研究的原创性。其重点在于汉语语言单位、汉"字"的性质、汉语词汇的单位、结构和理据以及词汇系统等问题。     

试论“构”字的部分词义演化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先秦作品中动词“构”的意义演化作了描述 ,意在说明词的意义与其在作品中的分布情况是密切联系着的。     

关联理论和大学英语听力教学

文章从关联理论角度阐释分析听力理解同时以平时听力教学中的材料为例,分析了如何运用关联理论指导听力教学及其对日常听力教学的启示,包括引导学生根据最佳关联原则确定词义、消除歧义,加强背景知识介绍等.     

试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词义引申研究中的"义素"分析思想

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的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实为传统词义研究的集大成者。朱氏以《说文》所释本义为依托,成功构建了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的词义系统。朱氏通过分析本义内部构成要素的变化而对词义引申过程和理据所作的深入探求与阐释,实已蕴含着义素分析的思想。     

新时期新义衍生形成的多义词

新时期汉语新词新义项的形成出现了由既有词派生和新词派生两种并存的情形,并进而形成了旧词多义和新词多义两种多义现象。新义衍生的主要模式引申和比喻在两种多义词中呈现出不平衡性,显示出新时期新义产生的某种特点和规律。有必要在定量统计的基础上对该种现象进行分析,并对其形成的原因作出解释。     

义项划分的原则

古汉语中词的义项划分首先要进行穷尽性的用例调查;对词义进行科学的概括;同时充分注意词义的引申规律;还要注意其区别性义素特征,同时要注意其形态标记(音或形),还要关注其组合特征等。     

中西文化差异与文化教学

中西方在宗教、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由此导致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必定存在着差异.表达同一理性概念的词,在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作用下必然会产生附加在词汇本身概念之上的不同的联想意义.为了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英语的表达,文章将从词汇和思维方式方面着手将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行对比.     

外宣翻译的遣词措意

英国语言学家杰弗里·利奇提出词语除了本身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概念意义之外,还具有丰富的联想意义。联想意义是交际双方在特定文化,特定语境中对一个词语产生的特定感受。根据这一理论,笔者认为在做外宣资料英译时应该时刻将词语的联想意义考虑在内,做到正确遣词措意,打动读者。     

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与东亚三国集体结构的锻铸--关于现时代中、日、韩关系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构想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日益深刻的持续影响.一方面,为了成为全球化的适应者,东亚三国强化了国内的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以提高对超国家的全球体系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在金融、贸易、生态环境等领域,东亚已形成了跨国性的区域合作.如何使国家在全球体系中获得安全,并进一步促进跨国性区域合作,以对国际关系机制形成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是东亚国家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从社会行动意义效应的理论角度看,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是同一社会过程的两个观察侧面,它们之间是相互胶着和彼此建塑的关系.现代社会主体是"意义主体",社会行动则是"意义行动".在社会主体行动的意义效应过程中,促成了意义化的行动关联模式体系,亦即行动的结构.结构中的"异者"与"异见"可通过结构意义资源的不断生成而建立起某种共同的悟知和一致性的意愿.如果结构内部的意义资源能够形成一轮又一轮的递进状态,将为持久、稳定、富于生机的合作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东亚三国集体结构"可以说应当是作为行动主体的中、日、韩三国间的行动意义效应过程所锻铸或建塑的一种事实过程.随着中、日、韩三国共有悟知的发展,去中心化过程、主体平等必将进一步推进,从而使相互间通过让与或坚持、接受或拒绝,增进认可、理解、共识以及智慧和创意,将为"东亚三国集体结构"提供现实性基础.     

浅议英汉颜色词对比

本文列举了几种主要的颜色词，加以联想意义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