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的考据笔记

宋代是考据学发展的兴盛时代,考据学作为宋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学术史上据有一席之地.其间宋代学者还撰写了一系列考据笔记.笔记因创作形式具有体例随意、不拘篇幅大小的特点,受到宋代知识分子的欢迎而被广泛采用,作为记录学术成果的载体.宋代考据笔记具有考证繁杂、不只专注于经史、考证中夹杂议论、考据与实证相结合、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相互之间多有学术共鸣与争鸣等特点.宋代考据笔记对中国古代考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了考据笔记之先河.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学术价值及其思想史意义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摧毁近两千年经学迷幕,清代汉学公推其为典范之作.其学术成就的影响力大大超越了考据学所能企及的上限,开创了清代辨伪疑经之风气.促成清代学术的转向,底定了朴学压倒理学,汉学取代宋学的学术趋向.阎若璩所实践的学术样式,所标定的学术规格,是一种明晰的汉学家法,认为考据是学术的基本尺度,经学不在于义理之醇正而在于文献考据之正误得失.     

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及其内在问题

20世纪学术史上,岑仲勉与陈寅恪同被称为中古史研究的两位大师,然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却有一番激烈批评。辨析二者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方法可以发现,此番批评标志现代文史考据之学内部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两条进路的分野。时人以岑仲勉缺乏陈寅恪式的＂大判断＂来评点其唐史研究,其实恰忽略了陈寅恪从史料考据逼出＂大判断＂的运思特征,从而实际落入以＂理论阐释＂来指责史料考据的窠臼,与此相应的也抹杀了岑仲勉文献考据这一研究路径的学术意义。     

从求实到求真——试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起点

本文阐述了清代学术从初期的经世之“实”向中后期的考据之“实”的演化,揭示其最终在观念、方法、对象上无法突破经学的束缚而产生危机;西学的进入中国使中国学术发生了从求“实”到向客观世界求“真”的转向,从而从根本上开启了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的真正变革。     

胡厚宣与中国上古史的重建之路——以《甲骨学商史论丛》为中心的考察

胡厚宣因早期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特殊际遇，深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治学取向由“疑古”转向“考古”,又因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参与殷墟发掘，与甲骨学结缘，遂服膺并积极实践新汉学的考据之法。抗战时期，胡厚宣被顾颉刚延揽至齐鲁大学国学所担任研究员长达七年，在国学所的慷慨赞助下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四集，此书是其学术生涯的代表性巨著，亦可视为民国学术史上新汉学考据范式的扛鼎之作。在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胡厚宣以新汉学的学术立场，利用新出的考古材料，结合甲骨金文考证，回应社会史论战及古史辨运动的诸多学术争议问题，其治学风格体现了各种学术路径的角竞和融会，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中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代三家《诗》辑佚研究论略

贯穿有清一代的三家《诗》研究,在嘉道期间的全面复兴,以辑佚研究的大盛为重要标志。清代三家《诗》辑佚研究兴盛的原因与清代学术的发展相一致,并表现出自己独有的特征,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王应麟《诗考》的示范作用;二是辑佚研究体例多样,内容丰富;三是辑佚方法的创新;四是考据与义理结合的尝试探讨。     

徐复观的考据观和考据方法述论

徐复观对乾嘉汉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考据派在治学上的态度立场、价值关怀等持批判态度。徐氏认为考据虽可解决细微局部的问题,但崇尚考据的学风,使许多学者丧失思考力,造成思想上的贫乏,导致学术经世功用缺失,无益于社会现实和文化思想问题的解决。他以思想史的路径切入到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探讨,主张思想与考据相结合,在治学上反对悬空立论,强调以考据作为治思想史的起点。在考证方法上,他提出文献线索考证法和思想线索考证法,而此两种方法都是建立在穷其思想源流、发展演变的视角基础上的。     

顾炎武与清初学风的转变

清初学界,名家并起,群星灿烂。综观当时学术趋向,大致有三端:旧有的理学以及新起与理学相对立的事功之学和考据之学。事功之学与考据学是有矛盾的,但在批判理学的活动中,两者却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思想家们为解决“当世之务”,常常要到古代经、子中寻找救弊之方,因而考据方法就成为征古通今的桥梁。顾炎武是当时这种学术路径的代表人物之一。     

祁韵士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

祁韵士是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领域承先启后的著名学者;正是祁韵士开始了中国学者对蒙古的系统研究和对新疆进行实地考察与文献考据结合的研究;他选择西北边疆史地既与他习满文充国史馆纂修及谪戍伊犁的特殊经历有关,也与康雍乾三朝用兵西北平叛拓疆及诸多学者转向蒙古新疆学有关;其研究的特点是:实地考查与文献考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和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的贯彻.祁韵士对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其治学方法和学术影响也泽惠后世.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从雅典国家的农业看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兼与农业特征论者商榷

地理环境制约了雅典国家农业的发展。从量的角度看 ,雅典国家的农业在城邦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据支配地位 ,难以维持城邦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从质的角度看 ,雅典国家的农业已在很大程度上商品化了 ,属商品经济范畴。因此 ,雅典国家的农业不足以说明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 ,不足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之依据。     

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反英雄”形象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诠释了二战后美国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反英雄"形象。霍尔顿追求生命的"本真",并有保护美好的愿望,但是他不具备英雄的气概和胆量,无法改变"非本真"的成人世界的虚伪和麻木,因此,只能在成长的不可逆转中矛盾挣扎,无法解脱。     

汉画中鹿图像文化阐释

汉画中有关鹿的画面,可分为猎鹿和神鹿。猎鹿是汉代人对原始社会狩猎活动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反映;神鹿具有升仙工具、阴性象征及祥瑞象征的性质,与鹿的奔走、性情、生育特征、医药功能以及“物候历法”的作用密切相关。在鹿神话的基础上又形成了飞廉、麒麟、天禄等神话。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新时期共青团工作一般原则确立的多维向度

确立共青团工作的一般原则包含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共青团工作自身作为系统的内部条件。二是构成共青团工作环境的作为系统的外部条件,即环境条件。     

城市化进程中民族问题发展的七大趋势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民族问题的发展将呈现出七大趋势:民族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无法避免的重大问题:民族问题的类型日益多样化;城市社区将成为民族问题发展的基本单元;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成为民族问题发展的重要变量;少数民族社会结构日益分化;国际移民新群体的身影逐渐显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构将进一步走向深化.综合来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会出现大的民族纠纷.     

论晚明江南地区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动

明朝后期,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传统意识发生异动,国家法律对妇女的限制有所松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江南地区一部分女性自我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了萌动,她们淡漠贞节观念,追逐时尚,注重才情。不过,由于封建理学仍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变化未能突破当时的传统社会模式。     

试论《诗经》叙事诗的小说因素

《诗经》中的诗 ,特别是“十五国风”中的诗 ,虽大多是抒情诗 ,但已出现了一些有情节、有人物 ,具有浓厚故事性色彩的叙事诗。即使是一些抒情诗 ,有的也含有简单的情节和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 ,有含蓄优美的景物描写 ,显示出人物的鲜明形象。这些诗歌都包含有丰富的小说因素     

地理交通视角下的五代巴蜀文学生态

五代巴蜀文学异质多元、波澜壮阔,存在不同文学版块之间的交流互动和输血重构现象.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干戈扰攘、战乱频仍,许多文人为躲避战火的摧残纷纷选择入蜀避难.巴蜀地区关阁栈道、曲折往复的陆路交通地理以及溪流纵横、高山滩川般的水路交通条件,对入蜀文人的行旅创作和迁徙态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入蜀文人深受中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他们对新奇陌生、亘古蛮荒的巴蜀文化带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抵触心理和隔膜情绪.入蜀文人颠沛流离的身世遭际以及对蜀地文化凄迷感伤的认知心路,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巴蜀文坛的审美价值取向与文学创作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