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年之丧”起源

<正> 《齐鲁学刊》1988年2期黄瑞琦《“三年之丧”起源考辨》一文,辨析了“三年之丧”起源的各家说法。从东周以来人们把它当作三代古制而尊奉、宣传,被载入封建社会礼仪的最高法典——《仪礼》和《礼记》,但它又是不断遭到质问的争议性问题。清末学者曾以孔子改制为由否定其为三代古制,近又不乏当作古代定制的说法。古代究竟实行过三年之丧没有?它由谁首先提出?它产生的历史和思想根源是什么?本文试对以上问题作一综合考察。     

也谈三年丧的丧期问题

近日得阅李祚唐先生的大作《论中国古代的服丧期限》,受益良多。笔者有如下几个小问题有不同意见:一、三年丧何以定为二十五月。二、二十五月丧期之内涵。三、二十五月之三年丧是否会     

子夏孔门求学三事考辨

子夏孔门求学事迹,《礼记》、《说苑》、《孔子家语》等多有记述,但说法不一,时间地点不明,真相难辨。究其实,子夏于鲁哀公七年出任卫国行人,车有盖是公务需要;孔子不"借盖"是知其贫无二盖,担心影响其公务。子夏"短于财"而非"吝于财"。子夏丧亲在哀公九年,服丧期间研读《尚书》,为免遭赵简子报复而"使民未有闻焉"。子夏哀公十四年受孔子委派赴洛邑"求周《史记》",过卫遇"读史记者"纠正"亥豕之讹",并非"返魏"。     

《论语》引《书》“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说解试析——兼论孔子对《书》的阐释

《论语.宪问篇》＂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对＂谅阴＂的解释,一是对＂不言＂的解释,一是对＂三年之丧＂的解释。从汉至于清代,＂谅阴＂之义存在两种主流的解释,一是指居丧之处,一是指信默。＂不言＂之义亦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指不言政事,一是指不说话。对于＂三年之丧＂,则多无异议。相比较而言,《尚书大传》＂高宗居丧时,三年不言政事＂的说法显得更合情理,这与孔子的解说相一致。     

统孝于忠:西晋《新礼》对汉魏丧服及相关“故事”的调整

西晋《新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部完整的制定化礼典，其中的丧服制度以晋武帝“三年之丧”为顶层设计，废除了汉文帝“短丧诏”,并对礼经中“三年之丧”和“谅闇”进行重新诠释，调整了汉魏以来不规范的丧服服叙制度。一方面，它规定天子(诸侯)“旁亲绝期”、卿大夫“绝缌”,确立了跟晋代五等爵制和官制相匹配的服丧原则和具体细节，使汉魏以来随意性较大的丧服服叙制度归拢到君统的原则之下；另一方面确定“弟子为师”及“寄公为所寓”之服，使私人关系不能干扰官僚等级制度。通过这些调整重新建立起丧服服叙所体现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此外，《新礼》对“汉魏故事”中丧葬用物和仪制的调整，反映了西晋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跟大幅度调整丧服服叙制度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孔子的丧祭思想研究

本文对《论语》、《礼记》中孔子有关丧祭的语录进行了研究,认为其主张为敬哀为本、丧祭有度和推崇三年之丧。孔子这种＂慎终追远＂的丧祭观,与其以礼待之的生死观和敬而远之的鬼神观密不可分,但其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则在于通过丧祭礼仪实现＂民德归厚＂的政治主张。     

试论《周易》卦爻辞的文学特色

<正> 《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过去人们只认为它是一部哲理著作,但我认为其卦爻辞中也有许多是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呈现着中国早期的文学特色。 《周易》卦爻辞是殷周时代的产物。因为卦爻辞中有关于“丧羊于易’’(《大壮》六五)、“丧牛于易”(《旅》上九)的记载,这是殷商祖先王亥的故事。又有关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用伐鬼方,三年有享于大国”(《未济》九四)的记载,《正义》云:“高宗者,殷王武丁之号也。”据此,这当是指公元之前一二二八年殷高对外的武功。还有关于“帝乙归妹”(《泰》六五、《归妹》六五)的记载,这是殷商末年帝乙嫁妹给周文王父亲王季的故事。还有关于“康侯用锡马蕃庶”(《晋》卦)的记载,这是说康侯用成王赐给他的马进行蕃殖,等等。这些史实证明:《周易》卦爻辞当是殷周时代的作品。《系辞下》所谓     

儒道互补新论──兼论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

关于人自己的内在人格和安身立命之事，这在中国先秦哲学中已被鲜明地提出来了。这当然要首推儒家的孔子和孟子。孔子的“仁”就是用于表征人的社会性的一个范畴。我只指出两点；其一，“仁”是人的社会关系或社会性的内积。《论语·阳货》载宰我问孔子关于三年之丧的事，孔子问他说：当你的父母去世你为他们守丧时，“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宰我说：“安！”子曰：“女安则为之”。孔子并说：“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在孔子看来，子女为父母守丧三年这种“礼”原来并不是一种单…     

《周易》经传的历史地位

《周易》是中国最古的文化典籍之一。古代传说:伏羲画八卦,周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孔子作“传”十篇,称为“十翼”,亦称《易大传》。所以《汉书·艺文志》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自汉至唐,并无异说。北宋欧阳修著《易童子问》,开始怀疑“系辞”非孔子所作。近代以来,疑古思潮高涨,于是有人认为《周易》古经是春秋时代的作品,《易大传》更非孔子所     

从《易传》看孔子的教育思想(节选)

<正> 一、《易传》与孔子的关系自来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人,多取材于《论语》;而对《易传》中所涵有的孔子教育思想,则较少有人注意。这大概和许多人不承认《易传》为孔子所作有关。《易传》为孔子所作,自汉至唐,历代学者皆笃信此说。自北宋欧阳修《易童子问》传世以来,异说渐多,辩论之文渐繁,完全否定《易传》与孔子有关者亦多有之。我现在只提出我所同意的说法,其他的就不罗列了。     

“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说解试析——兼论孔子对《书》的阐释

《论语·宪问篇》: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对于"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对"谅阴"的解释,一是对"不言"的解释,一是对"三年之丧"的解释。从汉至于清代,"谅阴"之义,存在两种主流的解释,一是指居丧之处,一是指信默。"不言"之义,亦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指不言政事,一是指不说话。对于"三年之丧",则多无异议。由于今古文家所作的结论均有其文献依据,目前史料尚不能断定何者正确。相比较而言,《尚书大传》"高宗居丧时,三年不言政事"的说法显得更合情理。这与孔子的解说相一致,并且也有文献的依据。     

再说"为父绝君"

本文再次讨论郭店楚简《六德》篇的“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指出这段话的确是在讲丧服之礼,但它所表达的父丧重于君丧,与传世儒家文献强调的君丧重于亲丧,恰恰相反。“古礼最重丧服”,因为丧服之礼详尽地规定了“亲疏贵贱之节”。“服莫重于斩衰,时莫久于三年”,《六德》篇与《礼记·曾子问》恰恰在“斩衰”“三年”这个丧服的最高等级上发生了矛盾。《曾子问》的思想更适合了战国中期以后君权的地位日益提升的趋势,而《六德》篇则与《唐虞之道》等篇一样成为被历史埋没的绝响。     

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三则商榷

《论语.为政》“父母唯其疾之忧”之“其”历来有指父母和指儿女两种说法,该文认为,“其”指父母,符合原意,而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的翻译“其”指儿女;《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解为责求,于义为长,而《论语译注》把“求”解释为“要求”,有不准确之嫌;《论语.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易”与“奢”对文义近,是“盛”(盛大)的意思,而《论语译注》解为“仪文周到”,既缺乏根据,又不妥当。     

“六艺”出自巫史考——兼论孔子与《六经》之关系

《诗》、《书》、《礼》、《乐》、《易》、《春秋》原称“六艺”,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不称作《六经》,直到《庄子·天下篇》出来后,才将“六艺”称作《六经》。孔子创立儒学、兴办私学,以“六艺”教人,这个“六艺”不是指《周礼》中的礼、乐、射、御、书、数,而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直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仍然称这六部典籍为“六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自人之学习言之,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本文所论之“六艺”或《六经》者,均指以上的六部典籍。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建立、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孔子对于这六部典籍的编纂、诠解、传授是分不开的。     

从人物形象论《论语》的文学价值

一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产生了两部优秀的散文著作——《论语》和《左传》,揭开了我国古代文学史的新的一页。《论语》的编写,据《汉书·艺文志》说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邢昺疏引郑玄说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总之它是孔子一些弟子所共同编写出来的书,记述了孔子的言行,还记述了孔子一部分弟子的言行,是一部哲学著作,是表述儒家思想的一部最早的     

野合习俗的由来

野合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奏乐于野外。《左传》定公十年:“嘉乐不野合。”杜注:“嘉乐,钟磬也。”孔疏:“不野合者,谓享燕正礼当设于宫内。”二、不合礼仪的婚配。《史记·孔子世家》:“(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唐司马贞《索隐》:“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清桂馥《札朴二》:“《史记》梁     

释“不愤不启”

<正> 关于《论语·述而》篇孔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段话,后汉的郑玄旧解说:“孔子与人言,必待其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隅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朱熹《集注》也遵从郑义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义。”)郑氏所谓“口悱悱”和训“复”为“重复教之”,都是不确切的。“愤”、“悱”二字,双声,涵义是基本相同的。《文选》成公绥《啸赋》:“舒蓄思之悱愤兮,奋久结之缠绵。”李善注引《字书》:“悱,心诵也。”王臣注:“悱愤,心忧也。”二字都从“心”,都是心的动态,不应当说是“口悱悱”。实际说来,成氏赋这两句     

唐与回纥和亲公主考述

<正> 唐与回纥的和亲在唐代民族关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此,学术界虽有文章论及,但都失于笼统,未将和亲公主的出塞背景、在回纥的经历以及和亲的作用突现出来。本文拟对唐与回纥的七位和亲公主作些考述。一毗伽公主毗伽公主与敦煌王李承寀结婚是在至德元年(756年)十一月。关于毗伽公主的身世,《新唐书·回鹘传》说是可敦(相当于中原王朝的皇后)之妹;《旧唐书·回纥传》说是怀仁可汗之女,《新唐书·三宗诸子传》和《资治通鉴》卷219《唐纪三十五》,皆从《旧唐书》之说。显然,后一种说法要更可靠一些。我们知道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战”(《旧唐书·安禄山传》),而安史乱军经过多年训练,素质较高,很快占领了河北,攻下了两都     

“五经”定本前史论略

今人案头的“五经”(《诗经》、《尚书》、三《礼》、《周易》、《春秋》)成书情形颇为复杂,大略言之,它们是在战国间系统化,秦汉间方成定本的(以后还不断有所修改,甚或有“伪书”窜入)。然而,“五经”所包蕴的文化内容却来源于更加久远的年代。我们可以把战国之先称作五经的定本前史。本文试图清理这段“前史”的脉络。《汉书·艺文志》说,《易》的成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所谓“三圣”指画八卦的伏羲、作爻辞的。周文王、作易传的孔子;“三吉”,指上古(伏羲之时)、中古(文王之时)、下古(孔子之时)。①如果把这     

孔子删《诗》管见

孔子删《诗》之说,起源于司马子长。《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 对于孔子删《诗》之说,唐以前历代儒生都没有提出过相反的意见。唐人孔颖达在对“书传所引之诗”进行反复考证后,首先对“古者,<诗>三千余篇”提出了异议,实际上是对孔子删《诗》之说持否定态度。宋以后,对孔子删《诗》之说进行考证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朱熹认为,孔子只对《诗》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刊定,而不曾删《诗》。叶水心非常同意这个意见,他说:“<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但当时持相反意见的也大有人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不同意孔颖达的意见。他说:“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余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雍也说:“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现代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