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我”的审美互动——“兴”之新解

“兴”的类型可以归纳为物象之兴和声韵之兴等。兴是“诗缘情”的实践形态和发扬,是一种独特的生命省察方式,是中国古人混沌思维和巫术思维的体现。最早的兴句可能是人对神的致敬、问候,是诗歌权力性质与一般口语的标志性区别之一。“兴”的审美效果有高下之别,将“兴”规定为“物”“我”的审美互动可以具有普遍的解释功能。     

论作为审美接受的“兴”

兴是中国古典美学中极富原创性的核心范畴之一。兴最初是作为阅读理论和接受方法而受到文论家们的关注。兴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美刺走向审美的过程,当兴淡出于美刺教化、突显文学和审美功能的时候,兴作为接受的一面呈现出蕴藉含蓄、意在言外之美,日益满足读者对作品的认知需要,使读者从更广阔的空间体味其"韵外之致"。兴的内涵与西方接受美学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又与古代的言意之辨有密切关系。     

兴:审美体验的古称--"兴"的本义和引申义探微

"兴"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具有关键性质的范畴,但兴义繁杂,难以定性."兴"有其本义兴的引申义当是感兴、兴会、兴寄、兴象、兴味.透过这些概念的分析,"兴"当界定为兴就是审美体验,这当是"兴"的一个科学的界定.     

论刘勰的“情采”观及其审美理想

刘勰处在“情采”审美意识已经形成的文艺自觉的时代,他在继承和糅合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基础上,从自己的天道自然观出发,提出了既重情又重采的“情采”观。刘勰的“情”和“采”是一种辩证互动、互为表里的关系,各自有着深刻的审美内涵。刘勰情采并重的“情采”观铸就了他的情采并茂式的审美理想。这一审美理想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兴象”之“兴”字源语义的辨析

“兴象”作为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范畴,广泛应用于我国古代诗歌研究领域,然而因其自身颇具多义性和复杂性,令人难以把握.而“兴象”之“兴”,最早是对曾经发生的某种宗教祭祀行为的形象描绘.正是由于“兴”与原始宗教活动的渊源关系,加之后来在此基础上衍变出的内涵丰富的多重意义,从而成为几乎最具中国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名词,进而也成为了一种人们用来理解诗歌和创作诗歌的重要方法.本文从字源学的角度辨析了“兴”所包含的多种主要意义,并分析了当“兴”与“意”“感”“象”组合在一起时所产生的意义变化,希望可以借此更好地理解“兴象”.     

玄学思潮下的魏晋山水文学之一瞥

由于玄学思潮的特殊作用,魏晋文人的山水自然观出现了不同于先秦两汉的质的变化,士人逐渐形成了山水审美的自觉,主要表现在当时形成了以洛阳和会稽为轴心的南北两个山水审美旅游活动中心;而这种时风和文学观念的演变又最终影响到魏晋山水文学的创作,实现了当时文学创作中山水自然题材的广泛扩展,而在形式上则孕育了山川景物记、山水游记等新的山水文学体裁的兴起。     

追寻“兴”的归宿——兼论“兴”的阐释史

汉代以后的文人雅诗中难觅与“赋”、“比”并列的“兴”法,这是文学史上一桩重大的艺术方法丢失案。究其故,盖因先秦诗乐一体,兴的功用主要不在诗文而在音乐方面,不在语义而在形式方面。兴作为一种引导和过渡,对唱者,有起调衬韵、铺排节奏、酝酿情绪等作用;于听者,有唤起情绪和相应心理节律,以便听好的功能。诗乐分家之后,兴随音乐而去,发展成为后世音乐中的过门。兴即过门的原始形态,过门即兴的现代形式。     

论魏晋玄学与审美范畴形成的关系

魏晋玄学是建立在“贵无”的本体论思想基础之上的, 其内容主要由人物品藻、名教与自然、才性之辩等几个部分构成。在魏晋玄学理论的影响和推动下, 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魏晋审美范畴, 如清远、虚静、风骨等,并由此引发和促进古代审美意识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此, 把握好魏晋玄学与魏晋审美范畴之间的互动关系, 是理解魏晋审美范畴内涵的重点所在。     

玄学情性自然论与当代主体审美精神的建构

魏晋玄学家会通儒道,以自然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原则与价值标准,建构了其情性统一的人格美本体论,即情性自然论。情性自然论对后现代语境中主体审美建构有着重要的建设意义:情的建构性功能表现为境界的提升和情感普遍性准则的呈现,性的建构性功能则更加关涉到诗性和智慧的层面,情性自然论由此成为当代美学主体审美精神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     

“兴”与艺象表达

"兴"作为艺象表达是审美心理的自然转进,是审美主体自主、自由的游戏般自我体验、自我观照与自我呈现过程。这种富有审美特性的艺术表达方式,帮助艺术家超越创作过程中的障碍,消解了艺术创作过程中主客观对立、形式内容对立对艺象本真性的歪曲和遮蔽,使物象透过艺象澄明地呈现出来,形成"不隔"之境。意象建构和艺象表达在审美创造的心理和表达两个层面上,共同勾勒出"兴"这个传统美学范畴的完整内涵。     

魏晋志怪小说中的主体审美意识

志怪小说是魏晋小说的主流形态,它的基本表述手法是记录、写实,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表现出明显的不自觉性。但这不等于说志怪小说中没有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透过小说的具体内容,我们会清晰地发现,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深深潜藏在小说文本之中,这种审美意识就是饱含着魏晋时代气息的情感与愿望,具体表现为对自在自为的生存状态的向往、对长生的希冀以及对大千世界的神往。     

论魏晋正始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争、残酷的政治角逐、饥荒灾难的冲击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造成了极度混乱、黑暗的社会现实,乱世杀伐,生命遭受的戕害分外突出,这一切都激发了魏晋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如何实现人生的目标,在短暂的生命瞬间,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主题。到了正始时期,玄学思想影响了士人的精神面貌,而且也促使士人生命价值观发生改变,士人追求的是一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想人格模式,向往的是挣脱荣名的束缚,超越礼教,高扬自我,寻求一种超现实的生命价值。     

论魏晋时期巴蜀地区本土文学的寂寥

魏晋时期,巴蜀地区仅出文学家14人,较之西汉巴蜀本土文学的辉煌及魏晋时期其他一些地区本土文学的发达,显得相当寂寥。所以如此的根源在于:蜀汉的人才政策与立国方针不利于巴蜀本土文学的成长,西晋巴蜀政治地位的下落有碍巴蜀文家的显名于世,西晋末年及东晋时代巴蜀政局的动荡导致巴蜀本土文学的整体衰退。     

实践美学开放性初探

实践美学有过辉煌的时期,但现在面对各种责难与挑战。实践美学必须采取开放的策略,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日常梦的审美转化问题

意象化呈现方式,自由的表现形态,真实的体验,是梦具有的审美潜质。人们对梦的意义有着不同的认识．导致人们对梦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其中有审美的态度,也有非审美的态度。日常梦的审美转化需要克服来自我们自身的阻力。我们是在梦的“文本化”中实现对梦的观照和欣赏的。     

论审美意识形态的转型

文学本质的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数指称，在当时提出这一命题的不同学者那里，实际有着很大的差别。目前．它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开拓空间，需要在新的社会现实和理论背景下得到新的发展和阐释。在新时期的我国，它在经历钱中文先生提出的“审美反映论”和其他学者提出的诸多理论之后。正面临着三个方面的转型。     

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小品的审美理性

明代钟惺、谭元春的小品文是古代散文的精品,也是竟陵派作品的代表。钟惺、谭元春的小品,以独到的审美趣味和精致的审美形式,一反传统的审美路线,显示出独特、新颖、超前的审美意识。透过钟惺、谭元春小品解读其审美意识,主要表征为以审美理性激发性灵意趣,在行文、音律及结构体式上贯彻了审美理性的"幽深独至"。钟惺、谭元春小品的审美理性是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积累的必然结果,它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学审美作出了历史贡献,而且对于推进当下文学审美意识的自觉也具有积极的启悟意义。     

论王闿运对魏晋诗歌的模仿及其模仿观

王闿运在五言诗创作实践中非常重视对魏晋诗歌的模仿,他的模仿观建立在对诗有“家数”“格调”的认识基础上,王闿运平生模仿最为用力的是其所谓的谢诗格调。他对于魏晋诗歌除了对原诗词句层面的模仿外,更为重视模仿诗歌的写作技法。王闿运对魏晋诗歌的模仿行为在五四时期招致很多非议与批评,他模仿的宗旨其实是为了探究诗歌的“古式”与古法,最终是为了“治心”和修养自己的心性,与受强调创新的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五四时期文学评价标准有很大不同。     

魏晋游仙诗艺术论

游仙诗是魏晋时期兴起并发展成熟的一种诗歌类型。从艺术的角度看,魏晋游仙诗具有意象独特、造境奇异、超越恒情、词多慷慨四个方面的审美特征。它们是魏晋游仙诗绚烂多彩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