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回族报刊和丁宝臣等五大报人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社会大变革、大动荡和人员大改组。回族报刊的兴起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封建主义尚未根除,民主意识已见端倪。丁宝臣、丁竹园、刘孟扬等回族先进知识分子和王浩然、王友三、张子文等开明宗教领袖的两支队伍形成。这为以新闻传媒形式开启民智,唤起回族人民爱国兴教提供了组织准备。《正宗爱国报》、《回文白话报》,以及《清真学理译著》等回族报刊的出现,显示了回族人民参与社会和关心国家命运的精神,是其自我教育,逐步提高民族素质的保证,为此后回族报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清末民初回族报刊,是我国少数民族报刊史,以至中国报刊史上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不满化为谐趣——李汝珍《镜花缘》“游戏心态”探析

对李汝珍《镜花缘》“游戏心态”进行阐述与分析，探析作者“游戏心态”产生原因，认为其与李汝珍当时所生活的时代等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对李汝珍的“游戏心态”作出认识。李汝珍于轻松、游戏、幽默、滑稽中抨击现实社会现象，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     

理性爱国——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爱国主义表达

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界限和利益依旧存在,因此,必须继续坚持和弘扬爱国主义。当前,“抵制外货”“网络愤青”谩骂并非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的理性表达。经济全球化时代倡导理性爱国,就是有成熟的心态,以一种外交性的、建设性的方式来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情怀和行为方式。     

答《<卡力岗地区部分群众昔藏今回的调查>一文质疑》

<正> 安才旦同志在本刊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上以《只要信奉伊斯兰教就是回族吗》为正题、以《〈卡力岗地区部分群众昔藏今回的调查〉一文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为副题,对我们在《青海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上发表的《卡力岗地区部分群众昔藏今回的调查》(以下简称《调查》)一文提出质疑。现就有关问题回答如下。 一、关于卡力岗地区部分群众“昔藏今回”的认定问题。《质疑》的作者反复提出我们不应该“轻率地认定”卡力岗这部分群众是回族。认为我们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是“以偏概全”,是主观臆断下结论等等。     

“缘起”还是“创造”——回族学者傅统先与唐大圆居士的一次对话

民国时期,唐大圆居士曾在《识海一舟》和《佛学演讲集》中阐述唯识学时,对基督教的理论有所批判,认为“上帝造万物为不通”。唐大圆居士的观点引起了回族学者傅统先的关注,1930年,傅统先在《月华》上相继发表论文,对唐大圆居士的论点进行批驳,并阐述了伊斯兰教关于真宰（真主）存在并创造万物的理论。为此,展开了一次回族学者与佛教学者关于世界是“缘起”还是“创造”的辩论,在当时的回族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试论回族的语言特色

白寿彝先生在《关于编写新型回族史的意见》中提出“语文考”的问题。他说“回回常用的宗教语汇、生活语汇,回民在语言表现里的文法形式以及小儿锦等等,都可包含在这里面”。回族的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很同意白先生的见解。回族形成于中华大地,是中华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现在除海南省崖县有少量回族使用一种“回辉话”外,各地回族人民通用汉语、汉文。但在使用汉语时同时也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在思考之中。惜限于不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所提出的问题很可能不尽妥当。目的在于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引起行家们的注意,加强对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交流。     

对回族爱国主义历史与现实的总结和思考——读《回族爱国主义传统教育读本》

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中数量较多的民族之一,人口数量1000余万.而对于以回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回族学,则起步较晚,而且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来,回族学的研究成果才不断出现--逐渐形成回族学,对于回族爱国主义传统历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形成系统和成熟的论著.周瑞海教授和马金宝副编审等所著的《回族爱国主义传统教育读本》问世,可以说是为回族学这一新兴学科不断完善和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向世人展示了回族这个民族坚贞不渝的爱国情结.笔者读完该书,就自己认为该书具有的特点和现实意义呈给大家,不求认同,只求对大家了解这方面的内容有所帮助.     

初创时期的回族报刊时代特征试析

初创时期的回族报刊在有识之士的参与下，不仅注重稿件质量，讲究形式多样，而且始终与时代同步———重视民族平等，提倡民族团结；痛恨列强宰割，关心国家危亡；反对封建专制，拥护共和政体。这一时期的回族报刊从创立之日起就是反映社会现实与广大回族爱国爱教心愿的重要舆论阵地，而不是单纯的宗教宣传品     

儿女之情及冠和帽子——对屈原是否爱国诗人论争之管见

<正> 《湖南师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四期发表了《“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一文,以先秦时代“不存在中国与外国的对立与区别”和“屈原诗篇中未曾有只言片语涉及到爱国原则”为论据,提出了“屈原内心根本不存在爱国观念”的论题,引起了一场争论。争论的双方在屈原是否有爱国观念这一点上是针锋相对的,但对如果“先秦时代不存在中国与外国的对立和区别,也就不存在‘热爱祖国’的观念”这一点,却似乎并无异议。一些文章的论争,大都是围绕着先秦各国是否独立国家,先秦时代是否己使用     

“微时代”大学生爱国奋斗精神培育探究

“微时代”大学生爱国奋斗精神培育,是推动大学生爱国奋斗精神培育与时俱进的现实之需,也是引导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内容之要,更是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应有之义。爱国奋斗精神最基本的特征是在家国情怀的牵引下,将“爱国”同“奋斗”两个价值主题转化为奋斗报国的实践主题。高校必须把握“微时代”特点及当代大学生群体特征,秉承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理念,把握其方法论要义。从“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境遇角度出发,分析当代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下的行为样态和“微时代”烙印特征,通过创作“微内容”、抢占“微阵地”、净化“微环境”、营造“微文化”,探索“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爱国奋斗精神培育的有效路径。     

从《聊斋志异》中的男性形象看蒲松龄的矛盾心态

在《聊斋志异》的研究中,我们会发现其中蕴藏了蒲松龄的众多心态,而这些心态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矛盾。本文从研究《聊斋志异》中的男性形象入手,对蒲松龄的科举观、爱情观、官吏观以及宗教观进行剖析,分析其中的矛盾心态。     

1981—1983年回族史研究述要

一、关于回族的来源和形成这是研究回族史首先遇到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马霄石著《回族的来源与形成》一书论述得比较全面。该书分五部分:回族共同语言的形成、回族共同居住区域的沿革、回族共同生活的演变、回族共同文化及其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回族名称及姓氏的探源;共约五万字,一九八二年临夏回族自治州作为内部资料铅印。作者说:“这几篇论文是由二十年前的教学提纲扩充起来的”,“原来是专题写出的,自成体系,不相统属”。其中第二部分以《回族居住区域的历史沿革》为题,发表在《西北史地》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第二次全国《回族简史》座谈会综述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上旬在昆明市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回族简史》座谈会(简称“昆明会议”)。现将该会的学术交流情况综述如下: 一、“昆明会议”是“银川会议”的发展,它把回族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昆明会议比起于一九八三年十月在银川举行的第一次《回族简史》座谈会(简称“银川会议”)来,其会议规模大,与会的     

新型回族史研究的先声《中国回族》评述

新型回族史研究的先声《中国回族》评述马平１０多年前，《宁夏社会科学》杂志创刊不久，便开辟了“回族在祖国各地”专栏。１９８５年第２期，该栏目的第１篇专稿《“塞上江南”的耕耘者——宁夏回族ｏ问世。从那时开始，反映国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一些地、州、市...     

论闻一多爱国诗歌的文化特质

每一时代，爱国都有它特殊的具体内容，同样，每一个爱国者哪怕他们同处于一个时代，其爱国的方式和追求的内容也显示着不同的个性特质。作为现代爱国诗人的杰出代表，闻一多曾被朱自清先生誉为“唯一的爱国诗人”，现代史上和闻一多同样具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爱国作家也很多，那么究竟是何种意义上闻一多受到如此推崇呢？这不能不归究于其爱国诗歌独树一帜的特质。闻一多曾经这样剖析他与郭沫若的不同：“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态度不同之处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     

回族在城市中的社会网络——关于淄博市张店区的个案研究

回族是我国人口较多、分布较广、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一个少数民族。我们要研究都市人类学,就不能不研究回族;而要研究回族,就不能不研究回族在城市中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国外都市人类学中一个常用的概念,指的是城市某一社会群体(诸如亲属、社区、社团)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类型。国外也有些学者把“社会网络”界定为“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一系列相关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特定的情况下,出于特定的目的,可以构成将人们动员起来的基础”。我们知道,城市中有各种各样的网络,如公路网、交通网、电力网、通讯网以及埋藏于地下的各种管线。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但除此之外,也有我们看不见的网络,这就是人们的社会关系。而这正是都市人类学要研究的一个问题。     

论艺术的永在性意义和价值

永在性就是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永远具有“当下”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艺术就是这样一种意义和价值的永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历史,不同文化的艺术,面对一个现实的接受者,都会有他“当下”(或在场)的绝对意义。 距我们已相去几千年的古代神话,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它的现实的“当下”意义,虽然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神话和神话所产生的时代的人所理解的神话其意义相差甚远,然而神话还是以它特有的自身意义在我们的意识中呈现出来。谢选骏在他的神话学专著《神话与民族精神》一书中也这样说:     

是现象还是规律——对“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的质疑

《学术月刊》一九六二年第十期发表蒙文通先生“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蒙文企图解决周代学术发展的规律问题,并提出了学术分期。蒙先生说:“当时的《诗经》和《尚书》常被当作一书”。而《诗经》和早期的《尚书》均属于文学作品,因而在《诗经》以前应属于文学时代。在《诗经》结束的年代,《春秋》、《语》、《国语》等书相继而起,而《语》、《国语》均属编年的历史著作。“这正说明了《春秋》的记载是衔接着《诗》的。这不正符合孟子所提‘《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春秋》继《诗经》的说法吧!”由《国风》变为《国语》,从而由文学时代转入了史学时代。蒙文又云:“到了     

关于屈原的爱国思想及其他——和曹大中同志商榷

在《湖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上拜读了曹大中同志的《“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以后,感到颇为新奇。但是仔细思索,觉得其中有些问题值得商榷。曹大中同志断言屈原只忠君,不爱国,断言“屈原至死不离楚国,最后怀沙自沉的思想动机,不是出于爱国,而是忠于向其委质的同姓君主。”作为论证这个命题的大前提,曹大中同志首先断言“在先秦时代……不存在中国与外国的对立与区别,因此也就不存在‘热爱祖国’的观念。”这些论点实在不敢苟同,特在此提出来以就正于方家。     

《西行漫记》的出版与“复社”

一九三八年漂泊在上海“孤岛”的一群抗日救亡的知识分子,在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以“复社”的名义,翻译出版了《西行漫记》,至今已有四十五周年了。《西行漫记》的大量印行,很快传遍全国与海外华侨居地,激发了广大爱国青年对陕甘宁边区的向往,对中国共产党的景仰,大大地鼓舞了人民抗日救亡的斗志。由于《西行漫记》所起的历史作用,又因它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里出版的,而署名为出版者的“复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