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纪》神话与日本竹文化

通过系统解读《记纪》神话,可知其中的小竹、竹林、竹笋以及箕、梳、笼、箭、箸、竹秆、竹刀等竹文化意象是上古日本竹文化在神话文学中的折射和形象表述,反映了上古时期日本竹文化的历史悠久、灵力巫术、种类丰富、内涵深刻等特征,隐含着上古时期隼人族等土著民族遭受欺凌压迫的历史秘密.     

浅析日本中世时期下赳上民众变革运动的社会影响

日本中世时期始于12世纪末的镰仓幕府,直到16世纪室町幕府灭亡为止。这个时期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天皇势力的衰落,以及武士阶层的兴起。在这个“下赳上”的时代里,不仅在政治方面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武士阶层与庶民们也逐渐在文化方面发挥其影响力,使得此时的日本,出现了不同于古代史的新气息。而政治与文化的改变,更为日本中世时期的社会与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让农村日渐富裕,都市逐步兴起,经济活动蓬勃繁荣。     

中国阴阳五行学说与日本古代政治——以阴阳学说的流变与东传为中心

阴阳就是天地间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和力量,是一种充满天地间的气。阴阳五行说在中国周朝发展完备后,经过百济流传到日本,自此对日本的古代政治、宗教和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将从阴阳学说在中国的流变、东传以及对日本政治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来探讨中国阴阳学说对两国的影响。     

试论日本江户时期儒学在民间的普及

日本的江户时期（公元1613～1867年）适逢儒学盛极一时,在幕府的大力扶持下,儒学思想在日本不仅上升为官学,更迅速渗透到日本普通民众中间,深深地影响着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作者试通过考察儒学在日本民间的传播和普及来剖析儒学如何被日本普通民众所接受,并在日本社会深深扎根下来。     

体现国民精神的日本社区治理

日本社区治理的四原则 与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日本的社区治理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在公元8世纪成书的《日本书纪》中就已经有了“五十户为一里,设里长一人;五户为一保,一人为长,相互检察”的记载。     

日本海洋意识与中国江南地区的关系——以“浦岛子传说”的演变为中心

浦岛子传说在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和早期史书《日本书纪》中均有记载。但是,这两部典籍在关于同一则民间传说的表述上出现了细微的偏差。《万叶集》里的浦岛子传说反映了古代日本人最原始的海洋崇拜思想,具有神道教的特征。但在《日本书纪》中,这则传说带上了浓厚的中国道教文化的色彩。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乃是因为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而担任了沟通古代中日文化桥梁的是生活在江南地区的先民。     

《唐律》东传日本之原因探析

在中国四千余年的法制发展史中,《唐律》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仅为后世立法者奉为圭臬,而且在东亚诸国的封建法典中都可以寻觅其存在的痕迹.而在这之中,日本学习《唐律》无疑是最成功的,日本仿效《唐律》建立起了自己的律令制度,大大加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使日本稳速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日本选择《唐律》作为其进行律令变革的模范并非偶然,而是在当时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基于一系列因素深思熟虑的结果.     

卷首语

本期“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的主题是“文学人类学与神话历史＂。日本学者吉田敦彦著,况铭译的《日本神话与希腊神话间奇妙的类似》,通过对日本最早的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记述的神话群与希腊神话进行参照与对比,循着这些相距遥远的神话叙事呈现出的奇妙契合,可以对日本神话起源的文化传播线索带来新的思考视角。     

<日本考>所见的日本婚葬礼俗--明代中国人的日本观初探

中国人真正研究日本的时期始于明代。明代不但产生了很多有关日本的著述 ,而且在对日本的了解认识上产生了质的转变和惊人的飞跃 ,逐步蜕去了以往照抄照搬旧史的陋习 ,开始以实际了解的真实情况充当史料了。其中的《日本考》详尽地介绍了当时日本的社会及民俗等情况 ,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人在明代研究日本的水平 ,是中国人在日本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由于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所限 ,明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仍处在隔雾看花、隔窗观月的似是而非的朦胧阶段。     

16-18世纪西方政治文明理路

16-18世纪的西方政治生活迎来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两大思想解放运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政治文明从根本上摆脱了中世纪神权政治的诸多束缚。在完成了对古希腊和罗马时代政治文明回归的同时,西方政治文明形成了自己的标志性发展线索,即在人本主义这一核心价值理念的指引下,自由和平等擎起了两面政治文明的大旗,并最终彻底明确了人民主权(民主)、法治文明、三权分立、宪政制度等四大制度成就。     

日本对传统儒学的吸收和发展

从儒家思想在日本的演变和发展,阐述了儒学对日本古代文明以及工业现代化所起的积极作用,旨在探讨儒学的现代价值。     

西方国家的外交、武力冲击与中日两国的回应——以18世纪末19世纪初为中心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方国家以外交、武力手段对中日认同的传统世界秩序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冲击。中日对此分别做出了回应:清朝中央政府固守朝贡体制,广东地方政府作了初步变通,而日本幕府则摇摆不定;中国知识阶层开始重新关注西方世界,但日本知识阶层认识西方世界的著作更多、水平更高,并抨击幕府的锁国政策。中日对西方的不同态度影响了此后两国历史的发展,并预示了19世纪中叶两国开国之后将走上不同的道路。     

论14至16世纪罗马法在德意志地区的兴起

罗马法在德意志地区兴起的过程开始于公元14世纪,这实际上是外来罗马法文化在德意志地区得到认同的过程。其时,中世纪德意志最伟大的法典———《萨克森明镜》已经出现,也就是说在德意志普通法文化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的时候,罗马法文化才刚刚到达。那么,罗马法文化凭什么在德意志地区获得发展的机会呢?就此,文章对这一同时具有思想史和制度史意义的法律事件,从背景、动因、历变和影响四个方面作了剖析。     

明治日本“文明开化”风潮下的儒学

1872年颁布的近代《学制》开启了日本教育的文明开化时代。在这一时代,日本传统的儒学虽然失去了以往官学正学地位,但依然以儒学教科书、汉学塾等各种方式存在着。除基本的文化知识传承职能之外,它还作为文化受体参与了西学概念的容受;作为帝王之学参与了天皇的成长;作为道德学说参与了道德重建。文明开化风潮下儒学的存在状态表明文明开化与儒学不仅不是否定与被否定的关系,甚至呈现出某种共生关系。     

试析5至12世纪爱尔兰修道院的黄金时代

考察了公元5至12世纪爱尔兰修道院网络形成的三个历史阶段及其繁荣发展的一系列社会历史条件,认为爱尔兰修道院在农业拓殖、艺术创造、宗教传播与拉丁文化的普及等方面对欧洲的蛮族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的兴衰发展折射出了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社会从独立、分散逐步走向融合,最后臻于一统的历史大势.     

澳门作为飞地的“危”与“机”——16-19世纪华洋交往中的小人物

16-19世纪的三百年间,澳门在近代全球贸易体系中扮演过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一块特殊的“飞地”,清朝政府从未放弃澳门主权,葡萄牙政府对澳门进行局部的、有限的管治.这种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给世界各国的冒险家提供了大大小小的生存机会.以船民、通事、工匠、仆人为代表的历史小人物,利用澳门这个舞台与外部世界交流沟通,依靠日益繁盛的中外贸易谋生,熟练掌握和传播西洋文明的知识,甚至得到出洋的机会.这类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往往比读书人更具冒险精神和开拓意识,更早走出中国和开眼看世界,对澳门乃至中国历史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20世纪中国儒教的展开

20世纪前50年,中国现代新儒教分别在新理学、新心学和儒佛会通三种形态中展开;1949年以后,港台新儒家兼融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宋明新儒学的新心学,而大陆的新儒学教在前25一度毁灭之后,在后25年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格局,儒教学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生命智慧,发挥精神家园的功能,就必须超越形而上学,把握时代精神,化解社会冲突,转换研究方法,思想框架、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取向,在创新中实现转生。     

试论儒学与日本的现代化

儒学传入日本之后,形成了不同派别,并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近代以前,儒学为日本迎接西方现代化的挑战,接受西方科学文化,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做了铺垫;进入近代以来,儒学以其特有的价值取向,在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试论先秦儒家仁爱道德情感培养机制

先秦儒家道德情感的培养是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其培养机制路径体现在由"仁爱情感表达"到"同理推恩",进而经由"情感反应—理解宽容—愉悦心境—情感升华"具体推进的三层次、六个环节过程。首先,在先秦儒家看来,"仁者爱人"的情感表达是第一位的,没有"仁爱",谈不上具备起码的道德水平;"仁者爱人"情感发展突破了自我,将自己内在情感与他人情感相连,形成情感发展的人我纬度。其次,"同理推恩"的情感表达是以同理心把"恩"推至他人,福及四海百姓;促进人与人之间情感连接,形成情感发展的横向人际纬度。第三,在需要的时候,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情感,允许直接的爱憎分明情感表达,体现了情感的深度。第四,情感发展离不开对他人情感的接纳与宽容,体现了情感的弹性和宽度,为情感的丰富发展提供空间和载体。第五,培养孔颜乐处的积极愉悦情感体验,安贫乐道,信守践行仁爱道德的同时,自身内心也感到愉悦满足。最后,个体要通过不断学习体验,将朴素情感升华为高级情感的理智感和审美感,促进道德感发展,提升了道德情感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