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奴隶社会的商业政策

中国奴隶社会时期推行过重视商业发展的政策，重农抑商思想是在进入封建社会后才逐渐形成的。西方奴隶社会的商业政策比较复杂，政治上存在过压制商人的行为，主要表现为禁止商人参政。经济上往往对商业采取鼓励和保护政策。     

明清汀州商人与地方社会

汀州是闽西客家的中心地区,明清时期汀州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汀州商人发家致富后,积极参加地方社会宗族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展。汀州商人阶层的壮大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方社会的思想观念。笔者试图对汀州商人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做出一定程度的论述。     

税权法治：地方自主的财政保障

地方自主制度起源并发展于欧陆诸国商业的复兴和商人精神的兴起与传播.中国的历史发展中虽不乏地方自主意识的履痕,但至今仍处于变迁的阵痛之中.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纵向分权,更好地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则需要在了解中国国情的前提下,以地方自主的本质特征为理论基础.以税权--征税权、收税权和用税权--的法律控制为切入点,实现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法治化的税权控制.     

唐肃、代、德宗朝商业政策干预模式之转换

肃、代、德宗之际是唐后期商业政策用商型干预模式的形成、确立时期。于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财政危机之中,利用商利来维持国家财政是唐政府调整商业政策的根本动机。唐政府优先发展官营商业,引商人、商人经营方式入官营商业领域,并借助商品经济的自然法则及价值规律改进官营商业运作模式。唐政府对非官营商业,则以开征商税、苛征与掠夺等方式,变商利与商人财富为我所用。据此,单一农业型财政被农商混合型财政所取代,商业成为唐政府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     

退耕还林:努力分配与补贴方式选择——退耕还林中期阶段的合作建设博弈

通过建立利益分配的委托—代理模型,对退耕还林工程中期阶段的补贴方式与努力分配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推演并证明了地方政府与农户偏好分成式补贴方式,主体在合作生产中的重要程度以及生态物品效用系数对于最优努力有正向影响。研究证明:在退耕还林中期阶段,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农户的最优努力与各自的重要程度正相关,分成补贴方式可以提前最优努力到达的时间。在退耕还林中期阶段,分成补贴较之于一次性定额补贴,中央政府的最优努力不受影响,而地方政府与农户的最优努力均增加了。由此可知,政府应建立活立木市场、推行生态购买、加强生态环境宣传等公共政策,以期提高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效率。     

元代商业繁荣及其原因

元王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封建王朝,虽然有大量的奴隶制残留,但是元代的经济特别是商业却在中国古代商业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元代的商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各个地区,大批的西域商人东来进行贸易,海外贸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商业中所得的税收已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究其原因是因为“重商”的思想和元朝统一后所制定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令鼓励和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元统一后大力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建立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改进手工业工艺,在全国推广纸币．色目人为元代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宋代销金禁令与销金消费

宋代政府禁止奢侈消费的法令大部分是以销金禁令的形式出现。统治者对禁止销金十分重视,采 取了法律和行政手段来保证禁令的执行。但其结果却是"禁令屡下,民间无视",销金消费在宋代依然十分 盛行。宋代社会开始出现的等级消费秩序向自由消费秩序的转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封建商人的典型--《金瓶梅》西门庆形象新论

不论是从财产来源还是经营模式看,西门庆都不具备新兴商人的性质,而更多地带有封建商人的特征.他虽然亵渎封建政治,破坏封建秩序,但他破坏和亵渎的却正是封建政治、封建秩序中最符合民众利益的部分.他固守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婚姻制度,以残害女性为乐,和明代后期新兴市民以及启蒙思潮的思想家们并无共同之处.他所固守的正是封建政治和封建秩序中最丑恶的部分.他放纵的性生活,非但不具备丝毫的人文主义精神,反而是对人性的践踏和背叛.他在商业经营中表现出一些新经济的因素,但这并不足以撑起一个"新兴商人"形象,他仍然只能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封建商人的典型.     

试论明清商人会馆出现的原因

商人是一个古老的社会阶层，它随着商品交换经常化的出现而产生。中国富商大贾代不乏人，但商人的社会组织———会馆，直到明清时期才出现。这是因为明清历史为它提供了建立的契机。市场扩大，商人增多，士大夫对商人及商业的认同，为商人会馆的出现创造了历史条件；归属感的需要，捍卫商业利益的推动，把商人会馆的建立提上了议事日程     

清末汕头保商局创建始末

清政府于清末在沿海地区专设保商局以保护归国华侨的利益,体现了官府在对待海外移民政策上从传统的"海禁"到"护侨"逐步转型。通过汕头保商局的个例分析,指出汕头保商局通过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在官府的支持下,逐步实现了本土商人联盟的建立,通过创办巡警、解决商务纠纷、组织商行"报效"等系列事务,构建了商人治理地方事务的模式。虽然在"护侨"事务上有所不及,但对于振兴本土商务、创建良性的商业环境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呈现了清末潮州官府与商人、地方名流对于地方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法典、幕友与书商————论清代江南法律书籍的出版与流通

清代江南地区出版业繁盛,其最具特色的是大量法律书籍的出版与流通。苏州、杭州等地是法律书籍出版业的中心,出版坊刻本律例全书的版本就在百种以上。商业出版的法律书籍内容更新及时,不但包括清廷颁布的律例,还囊括了诸家注释、则例和成案。江南的地方官员、幕友与书商广泛地参与法律书籍的编辑和出版。商业出版的法律典籍在清代逐步取代了官刻本,成为官员和幕友在法律审判中的主要参考书,因而对清代法律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且促进了法律信息的流通。     

论明清江南游船业的经营空间、服务方式及其变迁

船是江南水乡的重要交通工具,而游船则是明清江南旅游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明清时代,江南游船的经营区域广泛,游船种类因时因地而异.随着时代的进步,游船的制作技术也不断改进,采用新材料、新式样,其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游人.游船业的发展除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外,还可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需要和商业贸易往来,从而提高人们特别是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此外,明清江南地方政府游船业的正反两方面的政策、做法及其效果,使我们对旅游服务业应采取较为弹性的态度,深入挖掘江南传统旅游文化资源对推进今天江南乃至全国的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社会控制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王朝统治的一个基本经济区,是帝国的财赋重地,州县行政十分繁难.同时又因科举兴盛,官绅密集,工商地主的力量较为强大,是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极容易产生矛盾而问题丛多的地方.州县是王朝统治的基础,州县行政的有效施展是地方发展的前提.江南民间的赋役重困、吏治的诸多腐败、社会的繁多矛盾、王朝的秩序危机等等问题,都需要从基层的州县行政开始清理.那种紧张的官民关系、官府在赋役等方面给贫苦民众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其间勉强维持的平衡状态,都是州县官府面临的现实问题.江南地域社会中应该存在的“县社会”颇受乡宦巨室的影响,都需要州县官员细心把握地方绅士们的动向,避免其间可能对官方施政造成的威胁和危害,并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促进官府对于城乡社会的全面控制,尽力引导地域社会趋向良性发展.     

江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从江南区域史研究出发,可以看到江南地区对外贸易史和对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国内相关成果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涉及江南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多数局限在中外关系史领域,没有将之延伸到江南区域史的讨论范围;其次,江南区域史研究者对相关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进展关注有限。为此,从对外关系史的视角,江南区域史研究有以下两方面值得进一步推进：一是要深入探寻历史上江南对外贸易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二是要把江南放在东亚乃至世界的范围中加以讨论,在东亚及全球视野下思考江南社会所具有的区域性特点和发展脉络,以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

江南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它所代表的区域范围多有变化,而且还具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唐代以来,有关江南的诗作颇为丰富,产生了各种意象。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深受这些作品的影响,但同时也发展出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明清朝鲜文人在创作中沿袭中国文人的江南意象,歌咏江南风情,并借以抒发自己的愁思;另一方面,他们将中国文人的江南之意与朝鲜本土的江南实景相融,赋江南以新的地理内容。江南一词的区域范围在明清朝鲜文人的作品中并不局限在中国,而往往带有朝鲜本土江南景象的关照,从而创造出朝鲜本土的地理意象。除此之外,明清交替,政治上对清朝的力屈而降及文化上的尊明攘清,使朝鲜文人笔下的中国江南更具备了感念明朝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试论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彩票——以晚清江南义赈彩票为中心的探讨

随着舶来品吕宋票退出晚清彩票市场,其所留下的市场空间吸引了众多彩票商的觊觎。江南义赈彩票得两江总督禀请,获硃批准开,享六年专利,开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彩票之先河。江南义赈彩票虽然企图利用官方的保护实现对彩票市场的垄断,但是,其销售额度的变化也深受社会时局的影响,并最终为官办彩票所取代。     

航空产业地方性创新政策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航空产业在国内外都受到了地方政府的青睐,纷纷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其进驻,其中创新政策又是一个重点。由于各地情况不同,这些创新政策存在很大差异。文章对其主要措施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指出这些政策还需要结合航空产业本身的特点和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取得更好效果。     

网络沟通下政府形象的塑造

在网络沟通方式下,针对网络沟通给中国政府的形象塑造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中国政府塑造自身形象的进路进行分析。分析认为：中国的距离悖论与美国的距离悖论正相反;网络沟通在手段方法、压力支持、空间内容以及方向目标等方面给中国塑造政府形象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因网络沟通直接或间接加剧了新闻价值观的冲突、消解了隔离内外宣传差异的屏障以及扩大了政府与民众在判断政府形象标准方面的差异,而给中国政府形象建设带来种种挑战。对此,应通过树立形象意识,完善电子政务工程,提升政府的媒体公关能力,推进政务公开以及提高危机处理能力加以应对。     

中世纪晚期英国的济贫法制度

中世纪晚期,英国严重的流民和贫困问题使得社会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并引发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促使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应对,英国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济贫措施促使中央政府济贫法制度的建立。中世纪晚期英国的济贫法制度经历了一个从惩罚性政策到惩罚性政策与救济性政策相结合的转变过程,在其建立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济贫实践及政策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出货币救济、实物救济与劳动救济相结合,政府救济与慈善救济相结合的特征。     

论唐五代逃田产权制度变迁

唐朝、五代一直存在严重的逃户问题,由此带来大量的逃田产权有待政府处理。唐五代逃田产权制度变迁的特点是:由于预期的激励机制收效不大,法令对逃户的土地所有权的保护趋于削弱;出于保障国家财政的收益权考虑,法令逐渐加强对经营逃田者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保护;地方政府负有检校与招佃逃田、收租抵税、代管逃户部分收益等产权管理职责;民间一直存在逃户的亲邻私自处理逃田产权的非法行为,这是与地方官员的赋税"摊逃"互为因果的经济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