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议员政治行为的特点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国会议员的政治行为具有独立性、不确定性和可塑性,进而影响着美国总统制定对华政策的权威性、连贯性和统一性,使中美关系的发展增加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但同时也为我国把握中美关系的主动权提供了有利"平台"。当前我们应重视对美国国会议员政治行为的对策性研究,建立美国国会议员数据库和议员行为反应预警机制,探讨影响美国国会议员行为的最佳途径,以加强我国外交决策的主动性。     

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国会因素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国会在亲蒋议员鼓动下深深地卷入了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40年代后期在事关中国的几个问题上,国会虽未完全控制政府的决策,但在整个外交领域拥有不同寻常的影响。今天应加强对美国国会的外交工作。     

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国会因素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国会在亲蒋议员鼓动下深深地卷入了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40年代后期在事关中国的几个问题上,国会虽未完全控制政府的决策,但在整个外交领域拥有不同寻常的影响.今天应加强对美国国会的外交工作.     

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简析台湾当局的国会游说活动

美国国会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决策上发挥着重要影响。为此,台湾当局对其游说活动不遗余力,成为台美关系的重中之重。在冷战结束前,台湾当局就充分认识到美国国会在对外决策上的重要性,积极开展“国会外交”。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格局变迁和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变化的影响下,台湾当局加大了“国会外交”的力度。在台湾当局的游说活动下美国国会作出了诸多消极的涉台立法活动,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为此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为最终完成国家统一打下基础。     

美国的总统外交与国会外交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对外决策中居于次要决策地位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众外交的影响以及内政与外交的交融 ,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不仅得到显著提升 ,而且还逐渐显现出成为掌控美国外交的“锚与舵”的发展趋势。结合美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 ,分析国会在外交领域日益凸显的作用 ,我国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应有相应对策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苏联因素

美国对华政策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在苏联解体前 ,美苏两国之间存在的严重的意识形态、利益和目的方面的分歧使得美国在采取对华政策时 ,总是要考虑到前苏联的影响 ,使得对华政策附属于对苏关系。苏联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不同时期 ,不同的中苏、中美关系状况都影响到美国采取不同的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利益集团因素——以克林顿政府时期最惠国问题为例

利益集团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冷战结束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的活动和影响不断加大,分析美国对华政策不能不考虑利益集团的因素。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中最引人关注的事情之一莫过于最惠国待遇问题以及后来的PNTR案的通过,众多利益集团都参与其中,在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克林顿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

克林顿政府执政8年,中美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跌宕起伏,最终建立了面向21世纪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接触"与"遏制"交替使用,合作与竞争并行,体现了多变性和模糊不定的特点,对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笔者从克林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对华政策的演变、对华政策的分析以及对中关关系的影响等做了深刻的阐述,并预示了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新加坡对华政策的演变

新加坡对华政策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因而新加坡对华政策显得尤为敏感。受国内国际因素的影响，新加坡对华政策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发展对华贸易，承认新中国，但不与中国进行政治接触；发展对华实质性政治关系，全面发展对华经济贸易关系与合作，但不急于与华建立外交关系；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加强对华合作，全面拓宽、深化对华关系。新加坡对华政策具有三个明显的特色即连续稳定、逐步发展；对华政策与自身的生存政策密切结合；对华政策既受邻国对华政策的制约，又紧随邻国对华政策的节奏。     

“法国承认中国”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1964—1966)

1964年 1月 ,法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一事件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导致美国盟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引发美国政府内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讨论 ,促使美国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 ,1 966年约翰逊政府提出的“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与此不无关系。     

试析党的“八大”对台政策调整的原因

中共“八大”将党的对台政策由武力解放调整为和平解放有着复杂的背景:国际形势的趋于缓和;台湾岛内形势的趋向稳定;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美台军事合作关系的加深;两岸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共识等等。这种政策的调整,孤立和抑制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为后来党提出一系列新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基础。     

孤立主义势力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

孤立主义是美国历史上一股非常顽强的政治势力,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甚大。20世纪30年代是孤立主义盛行的时期。“七七事变”前后,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分子积极鼓动国会批准《中立法》,呼吁总统将《中立法》运用于中日战争,并疯狂攻击罗斯福的“隔离演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阻碍了罗斯福对日本侵华行动采取积极的遏制政策。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微妙的调整阶段。分析调整的原因，美国最高决策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政策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但美国国内在中苏关系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分析，以及建立国际联盟来孤立新中国行动的失败，造成其政策的左右摇摆。此外，美国政府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认识和判断促使其调整对华政策，但又始终受到美国国内亲蒋势力和中共对美政策的制约和影响。在美国全球战略出台、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新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麦卡锡主义既是一份警告杜鲁门政府在东亚不得再退却的最后通牒，又是一帖促使它步入军事干涉中国之路的刺激剂。     

从美国货币政策看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从美国货币政策与一般均衡角度探讨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首先利用Hechscher-Ohlin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中美贸易格局问题,然后着重考察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和美国货币政策对中美贸易平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近二十年来的宽松货币政策与长期出口管制政策直接导致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利用1994-2009年的年度数据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分析结果完全支持这种解释。     

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因

美国长期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是亚太地区能保持和平与稳定的局势、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的外部条件。美国能够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因是：美国理性的回归;中国的强大和友好;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以及其切身利益所系。     

冷战结束与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

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一直是影响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重要因素 ,并且在冷战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冷战结束虽然使美国认为共产主义已经不再对美国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 ,但美国并未放弃反共政策。冷战结束使中国成了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 ,中国自然是美国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对手。这一变化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在美国寻找新的战略对手时 ,更易于将目光聚集到中国 ;二是当中国实力增长之时 ,美国更倾向于将中国看成是个“威胁”。“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含义之一就是 :中国仍然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强大后必然对资本主义世界构成威胁。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导致冷战后中美两国在很多事情上持对立的立场。     

富布赖特听证会的背景探析

听证会的社会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美国的对华舆论和对华政策都有开始解冻和进一步灵活的倾向。富布赖特组织听证会的行为动机包括:避免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对公众和国会议员起教育作用,扩大参院的外交决策权,促进政府与学术界的交流沟通以及个人希望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