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鼐最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基本的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而“中体西用”的思想则渊源甚早,如早期改良派郑观应、冯桂芬等均说过类似的话,《盛世危言》中就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不少文章都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词,是出于张之洞的《劝学篇》,其实《劝学篇》中虽有“中体西用”意思,但并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文。这点已经有人正确地指出过。还有的     

近代“体用”思维模式与《劝学篇》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在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张之洞的《劝学篇》虽揭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但从根本上又不同于以前的“体用”观。放在“中体西用”观念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认识《劝学篇》的“体用”思想,自会发现其独特之处。     

张之洞“中体西用”论辩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下简称为“中体西用”)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敏感的历史与现实的理论问题。一提及这个问题,人们自然首先注意到张之洞及其《劝学篇》。那么,“中体西用”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张之洞附和并强调这一观点的原因及其目的何在?怎样理解和评价这一问题?考察我们这个民族近百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论争,总结这一历史过程中的种种教训之后,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答案了。     

从“中体西用”看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的分歧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史学界公认的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但是,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八年这段时间内,不仅是洋务派,同时包括早期改良派、顽固派,乃至外国侵略分子,对“中体西用”思想都进行议论和阐述.一八六一年,冯桂芬在他的名著《校邠庐抗议》中首先这样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继之,薛福成在批驳顽固派攻击向西方学习是“用夷变夏”时指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中写道:“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里的“本”“末”就是“体”“用”.一八九八年,后期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则写道:“新旧兼学,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对张之洞《劝学篇》中涉及教育的篇章进行分析与归纳 ,并从教育的目的、手段及教育实践等方面对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作了初步评述。     

从“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论张之洞教育思想的转变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其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张之洞对“中体西用”,不仅“乐道”,而且“力行”;不仅贯彻于经济,而且更贯彻于文化教育。但这都     

百年张之洞《劝学篇》研究述评

《劝学篇》是张之洞重要思想"中体西用论"的载体。该书自问世至今,不同时期的学者对它褒贬不一,莫衷一是,这也为《劝学篇》的进一步研究留下了拓展的空间。文章将从三个方面入手,梳理近百年来国内学界有关《劝学篇》的相关研究成果,希望能对学界有所裨益。     

论曾国藩“体用观”的演变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名实派转化到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为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洋务思想是从以程朱理学为体,申韩之术为用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成为近代“中体西用”的实践者。本文就其转化的历程,剖析他的“体用观”的演变,以窥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应变之一斑。     

论左宗棠的洋务思想

<正> 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近年来,在学术界重新评价洋务运动的时候,有些同志从研究洋务派代表人物洋务思想的角度,考查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有助于对洋务运动的深入探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洋务思想,已有专文论述。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左宗棠的洋务思想,虽然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有相同之处,但是也有其独具的特点,因此,研究左宗棠的洋务思想,探讨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论张之洞的洋务思想

张之洞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大官僚。他服官40余年,几与光绪朝相始终,迭膺疆寄,海陟纶扉,“宣勤最久,勋望卓著”,在清末枢臣疆吏中鲜有与之相埒者。张之洞一生政绩斐然,但主要是致力于洋务运动。他是洋务运动后期的主要代表,其活动涉及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规模之大、包罗之广、作为之多,堪与李鸿章相颉颃。由于张氏长期身居要职,他的洋务思想对清王朝的统治决策,对晚清政局,对洋务运     

曾国藩兴桐城与倡洋务之间的联系

曾国藩借桐城文章倡导洋务 ,不仅能最恰当地宣扬其“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 ,亦能减少来自顽固派的攻击 ,同时可以极大地调动起对“文统”、“道统”恋恋不舍的传统知识分子学习洋务的积极性。其围绕洋务运动的需要对桐城文理论进行的一系列改造 ,不仅从文统、道统两个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 ,而且力图改变桐城文风以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     

“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中体西用”论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以及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演进过程作了新的探索。文章认为,“中体西用”虽以“中学为体”,但其着重点在提倡“西用”,确认西学辅助作用之价值,强调引进西学的必要。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体西用”文化观论式的内容也发生变化,总的趋势是中学的内含越来越小,西学的范围则日益扩大,层次日益深入。到19世纪80—90年代,当洋务派中的激进分子提出仿照西法进行政教法度的全面改革的要求,西学的扩充达到这种理论形式难以容纳的地步,“中体西用”论便渐渐变成了妨碍着从“大本大原”处学习西学的羁绊。     

论张之洞洋务思想的多元性

<正> 许多年来,在张之洞洋务思想的研究中,出现过许多针锋相对的观点。例如有的说他是出卖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卖国者,有的则说他是抵御外国武装和经济入侵的爱国者;有的说他是封建思想的卫道士,有的则说他是鲜明的改革家;有的说他是固守封建经济政策的反动派,有的则说他是提倡民族工商业政策的进步者。对张之洞这个人物有如此相反的看法,尽管原因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认识上的一点论、绝对化。如果用客观、冷静的头脑和眼光去审视张之洞举办洋务的思想和实践,就会发现他举办洋务的思想并     

《劝学篇》：整合维新运动的最后努力

《劝学篇》：整合维新运动的最后努力郝晏荣写于戊戌变法关键时刻的《劝学篇》，是张之洞表达个人政治、文化观念的代表作。后人多从消极、负面的角度看待此书与戊戌变法的关系，有人称此书是“洋务派反对维新派的宣言书”①，有人称此书是张之洞“抵制维新思想的有力武器...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应是“求强”“求富”

历时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是一次地主阶级的自强运动。尽管这场运动并没有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它的主导思想却在于“求强”与“求富”。以往,人们常把“中体西用”视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与洋务运动的主旨是不尽相符的。实际上,洋务运动是在“求强”“求富”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中体西用”乃是服务于这个中心思想的理论之一。     

关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评价——兼论“改良”与“改革”

近年来,史学界就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一)洋务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或认为洋务运动“有改良维新的意义”(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二)“洋务     

张之洞对近代化追求的政治文化特色新论

张之洞在“经世”—“洋务”的路上后来居上 ,“最乐道”“中体西用” ,为“务通”、“务本”力言、力行 ,在晚清大员中罕有比匹。用多维的辩证分析、综合的复合性思维透视 ,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文化特色和历史作用是两重性的 ,但其主要政治品格是一种应对“大变”、“全变”历史趋势的新的“不变”论。“中体西用”论是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文化整合心路历程上的一座“幽巷”和“迷宫”。生动活泼和不断推陈出新的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文化整合 ,不宜也难用“体用”这类带有单一、单向思维定式特征的传统范式去规约。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它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产物,它首先由洋务派提出并以之作为兴办洋务的宣传口号.随着时代的发展,条件的变化,中体西用的内涵不断发生嬗变.在近代,它曾被不同政治派别的人所提倡并赋     

亦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对其论述历时既久、数量亦多。笔者在从事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中,对此萦怀多日而似有所得,现试就此求教方家。 一、第一批评者为谁 长期以来,严复以牛体马用为喻作为“中体西用”的第一批评者已成不争之论,并被载入各类相关教材之中,但实为大误。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已指出,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第一批评者应为何启、胡礼垣。他们在成书于1898年的《新政安行》中写道: 本末者,事之始终也,指一事之全者而言,谓其有是本,因而有是末也,非指二事之散者而言,谓其本在此,其末在彼也,本末有先后而无不同也。其本为嘉禾,则其未必不为粮莠。其本为粮莠,则其末必不为嘉禾。体用者,身之全量也,指一身之完者而言,谓其有是体,因而有是用也,非指二物之异者而言,谓其体各为体,用各为用也,体用有内外而无不同也。其体为羽翼,其用则为冲天;其体为鳞甲,则其用为伏地(郑大华校点:《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全     

简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朝封建统治得到暂时的稳定.这时,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的思想开始改变,看到了机器生产的优越性,也认识到某些新思想、新文化是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把资本主义国家在武器制造、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果当作“强壮剂”,在其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指导下,举办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以兴学校、办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晚清教育的指导思想.这一教育思想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要正确地评价它,就应该根据当时社会的背景,从横向和纵向去评价.所谓横向评价是指“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对当时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影响,纵向的评价是指“中体西用”对当时教育的影响,对受教育者个性发展的影响.这样才能看出“中体西用”进步的一面和保守的一面,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