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学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笔谈弁言

正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是否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对此问题,自民国以来的学者一直争论不休。其实,传统史学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换为近代史学。像中国这种文化悠久的国度,其传统史学是近代史学不可绕过的坎,也是不可舍弃的资源。今日通行的史学概念,都是中国传统词汇经由日本与西方概念对接的结果。以明清为例,许多史书和史学观念,在受西方史学影响下的近代     

地理史观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历史考察

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性质,决定了中国近代史学氤氲生成和新陈代谢的根本特征是:移植性、不成熟性和发展的不充分性。也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史学深受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尤其是地理史观的影响,很有考察的必要。     

传入日本的西方实证史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西方实证史学传入和影响中国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通过日本这一中介。经过“日化”后再传入中国的西方实证史学, 已经留有日本的痕迹。但是, 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 这些“实证史学”思想, 反而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在日本摄取近代欧洲文化中的作用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两国对欧洲文化的摄取,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中日两国在摄取欧洲近代文化的过程中,不仅几乎同步,而且起着互为桥梁的作用。中国通过日本传来的欧洲近代科学文化,这为大家所熟知;而中国在日本摄取欧洲近代文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似乎在两国史学研究中有所忽视,这很有必要加以探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历史就是一部摄取外来文化的历史;外来文化影响着日本历史演进中的重大变革。十六世纪以来日本开始直接吸收欧洲文化,由传统的东方模式的东亚岛国逐渐变成西方类型的国家。因此,日本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摄取,是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重大的转折点”。日本     

中国近代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学术因缘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不是凭空的,而是有着复杂背景和深刻渊源的,中国近代史学也一样。所谓中国近代史学,指的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它萌芽于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前后,经过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史界革命和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倡导与积极努力后,形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学既是近代东西方社会大冲突的产物,又是近代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大变革有着复杂而密切的关系。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史学篇章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刊登了大量西方文明的知识,传播了国外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信息。期刊中的史学篇章,通过中外比较的方式概述了中外历史发展过程,绍介了西方国别史、英雄人物、史学家,并发表了一系列评论。这些史学信息在近代早期士大夫中产生了回响。它成为近代前期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也是中外史学交流的一个例证。     

中国近代法律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析论

20世纪之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新旧更替加快、中外交流频繁的时期.剧变的社会环境对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产生提供了际遇.危亡时局激发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史学出现,而新的史学研究视野及理论则直接导致了法律史学的产生.清末的法律改革则加快了近代中国法律史学产生的步伐.此外,西方法律史学的引进与传播则给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创立提供了依据.     

共时性与历时性: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的分途

求真与否不是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的分途,而是共途。西方近代史学的典型特征是强调历时性,核心内容在于探寻历史规律。中国传统史学的典型特征是强调共时性,核心思想在于阐明治乱之道,即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价值体系。20世纪以降,中国史学革命愈发重视规律,西方史学的自我反思却愈发轻视规律。历史过程不能脱离时空成为抽象的存在,历史认识同样不能脱离共时性与历时性而抽象存在。将中西史学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特征有机结合,或许有益于史学的未来发展。     

论梁启超前期史学的时代特色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奠基人,其前期史学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第一,表现为强烈的经世性,与中国人民两大历史任务交相辉映,是爱国的政治史学和改革的政治史学;第二,表现为它的创新性。梁启超是中国运用西方新学理创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体系的第一人。但梁氏史学理论的建构,是依据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加以融铸使之中国化,并在实践运用中加以创造性地阐释和发挥;第三,表现为它的开拓性。梁氏是中国近代广泛论述中西方历史的第一人,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西方社会学的传入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变革

西方社会学的传入主要体现为一个过程,其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变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理论和方法多被中国近代史家吸收和借用,由此使得史学的内容、理论、方法、功用和价值体系等均发生了多重面、多向度的变革,从而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和科学化走向。     

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变革

中国近代,社会动荡变革、文化新陈代谢,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这其中包括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学习与传播。西来的历史哲学理论和方法论,造成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两大巨变:一是由思辩的、分析的历史学取代中同旧史——述事的封建史学;二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取代中国近代的“新史学”——移植的和不     

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

史学思想的比较 ,必须置于文化传统中方能进行 ,而中西文化的传统 ,并不是单种和一线的 ,而是多元和开放的 ,无法将之“同质化”处理。中国传统中从儒学到理学的演变和西方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所显出的不同特征 ,都是为人所熟详的例子。因此 ,我们在探讨史学思想不同的时候 ,不应用目的论的眼光 ,用现代史学的特征来概括以往的时代。但若从大处着眼 ,中西史学思想还是表现出三大不同。首先是宗教观念对史学思想的影响有所不同。与儒家思想相较 ,西方基督教和犹太教强调来世 ,于是有一种历史有目的进步的观念。其次 ,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西方史学比中国史学显得更为多元化和具有批判性 ,而中国史学与官僚体制的关系比较紧密。复次 ,西方史学在早期受到系统逻辑思维的影响而在现代则又强调理性思维 ,而中国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只是到了近代才有比较充分的表现。     

两只眼睛看国外史学:从西方史学到苏联史学

在回顾整个20世纪中外史学的交流时,既要看到"五四"以来西方史学的传入,也要看到来自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为此,就不能不认真审视苏联史学及其同中国史学的关系.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文化心理传统与社会发展——近代中、日学习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直至近代以前,她始终是世界上一个先进、富强的大国。可是到了近代,她落后了,甚至落到了以前一直相对落后于自己的东亚近邻国家日本的后面,这不能不使人为之震惊。长期以来,不少学者专家致力于探索近代中国落后原因的研究,他们将中国与西方国家对比,更将中国与日本对比,通过比较研究,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原因不少,有政治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还有思想方面的;而思想方面,特别是文化心理传统方面的原因,往往没有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又恰恰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本文试图通过对近代中、日两国学习西方文化历史过程的比较研究,说明文化心理传统对近代社会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

<正>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在20世纪初年发表的以《新史学》为代表的一系列论著中,提出了新的史学价值观和历史发展观,并以此为武器系统批判了中国的旧史学,推动了近代的“史学革命”。梁氏之所以能成为“新史学”的开山宗师,不仅因其有着深厚的史学修养,更由于他能从国情出发,大胆引进外国的理论,并将其融会贯通,在应用中创新,在这方面,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下面,我们便以他对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著《史学通论》的借鉴为例,一方面探讨梁氏早期史学思想的渊源,另方面分析他在引进外来思想方面的作法。     

论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

"史学便是史料学"是傅斯年及史料学派的代表性话语之一,反映了部分中国史学研究者受到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痕迹.史料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时过境迁,因其固有的片面因素,它的价值似乎也受到了漠视.本文拟就其提出的具体背景、价值及局限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西方实证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西方实证史学包括以兰克及其学生为代表的兰克史学和以巴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其东传的实证史学著作主要包括巴克尔《英国文明史》、伯伦汉《史学研究法》、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史学原论》等 ,这些著作中所体现出的近代“科学的”、实证的理论和方法 ,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借鉴

20世纪初期,李大钊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借鉴近代西方史学思想,介绍、吸收和发展了其中进步论的历史观、非神学的历史观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观等合理因素,从而形成了他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核心,涵盖近代众多优秀史学思想的具有鲜明个性和丰富内涵的史学理论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国维学术思想与日本中介资源问题

本文认为在近代中国学术西化潮流中日本学术充当了“桥梁”作用，文章分析了中国近代何以要通过日本去了解西方学术，西方学术何以会通过日本成为中国本世纪初的思想资源等问题，对于认清中国近代学术的真实面貌与地位不无裨益。     

近代史学和儒家经学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反映在史学思想上,也就一方面汲取了西方资本主义学说,另一方面传统的儒家经学仍旧桎梏了它。儒家经学是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经过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儒家书籍的阐发和议论。近代中国,一些封建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转化,但孔子的偶像依然存在,即使是有影响的史学家,也不断搬用或推衍儒家经籍,围着经书转,非圣人之言不敢言,在近代史学史上,蒙上一层封建的翳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