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还需“太平”——关于和谐社会的理性思考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处于经济大发展的“盛世”并不“太平”,隐含着重大的社会危机,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的制度路径,有助于化解“盛世危言”。     

板桥青少年时代及其家世

一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扬州府兴化县人。他以诗书画“三绝”名世,是“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生活于清朝前期。那时社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即所谓“康雍乾盛世”。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仍很尖锐,“盛世”之下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已走到它的尽头,这“盛世”又可以说是一个回光反照时期。郑板桥的家乡兴化 (又名昭阳、阳山、楚阳),地处苏北里下河腹部,北距扬州府     

唐朝的言论自由

唐朝，是中国史上文化、政治、经济最发达的一朝，也是言论最自由的朝代，后人称之“盛世”，实在是名副其实。所谓盛世，不单是社会安稳，物质丰富，百姓衣食无忧，更主要的是百姓言论自由，可以说它是一个大盛世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论中国古代“治世”的概念、内涵及其影响

“治世”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追求的最高形态之一。早期“治世”概念道、儒、法、墨诸家并用，后被佛教化用，最终主要成为儒家治国的理念。“治世”的内涵具有一整套理论体系，物阜民丰、户口大蕃、任用君子、德治刑措、重文备武、四夷来朝等是最主要的内涵。“治世”这一概念，还催生出了一系列衍伸内涵，并与之成体系，比如治世之音、治世之礼、治世之文、治世之诗、治世封禅、治世祥瑞。“年号加盛世”的组合概念，古人使用得极少。在典籍之中，盛世主要运用在“唐虞盛世”“三代盛世”等三代时期，“开元盛世”古人称为“开元之治”,鲜有“康乾盛世”的提法，“年号加盛世”的概念多为今人对古代国家物阜民丰状态的概括。作为概念的“盛世”运用多于“治世”可能还要到近代以后。“三代之治”与“贞观之治”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套治世体系：前者是虚构可层累的概念，往往被学人借用为申说自身治国理想的工具；后者实际发生过，是古人艳羡与师法的对象。     

关于“康乾盛世”的历史分期问题

本文对“康乾盛世”的历史分期及“康乾盛世”与“乾嘉盛世”的关系,作了一些探讨,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一些看法。在清朝统治近三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为史学界一致公认和称道的时代,这就是著名的“康乾盛世”。实际上,与“康乾盛世”同时,还并存着一个“...     

从我国历史上的“三治”看社会安定与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关系

我国西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和明初的“洪武之治”普遍出现封建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景象,被历史家称道为“盛世”.这种“盛世”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阶级接受了前朝复灭的教训,从而对农民采取了某些让步措施,创造了安定的社会局面;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本文仅就社会安定与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关系问题,谈一些肤浅的看法.     

论唐玄宗的改革

唐玄宗在位长达44年,分为开元(713—741年)和天宝(742—755年)两个时期。开元和天宝前期,是唐王朝的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这一“盛世”的出现,是与唐玄宗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致力改革分不开的。天宝以后,由于玄宗逐渐丧失了改革,进取的精神,使朝廷内部奸佞当道,弊端丛生,导致社会危机四伏,酿成“安史之乱”大祸,使唐朝由盛转衰。     

从唐朝的盛衰谈梅花与牡丹

唐玄宗在青壮年时期,奋发有为,励精图治,开创了唐朝最强盛的“开元盛世”,姚崇、宋NFDF8两位贤相是最大的功臣。梅花宰相宋NFDF8为相期间,宽刑减征,修好邻邦,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唐玄宗宠幸人类中的牡丹花——杨贵妃后,一方面杨贵妃“惑主”,使唐玄宗骄奢淫逸,荒废朝政;另一方面杨贵妃引荐了杨国忠这个牡丹大玩家,由杨国忠直接激发了“安史之乱”,盛唐由此变衰。与此同时,植物界的牡丹花使王公贵族玩物丧志也是盛唐衰亡的一个重要社会根源。     

浅评《贞观政要》中的“居安思危”思想

<正> “居安思危”是《贞观政要》一书的指导思想。作者吴兢所处的时代,正是唐朝的“开元盛世”的年代。然而,就在这“盛世”的背面,却出现了新的社会危机:唐玄宗从开元中期以后开始怠于政事,失去了励精图治的作风,地方上土地兼并剧烈,均田制、府兵制度被破坏,人口流亡增多,地方藩镇兴起,统治机构臃肿,吏治败坏,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吴兢曾向玄宗提出八点建议,但却遭到贬逐。(《新唐书·吴兢传》)因此,从吴兢所处的时代与经历来看,以“居安思危”作为该书的指导思想,这有很强的针对性。吴兢在《贞观政要·序言》里说他编此书的目的是“义在惩劝”,“克遵前轨”。也就是要唐朝统治者身居“盛世”而不忘创业的艰难,不要忘记励精图治的作风,以便使李唐的统治永久继续下去。所以,《贞观政要》一书虽然记录的都是唐太宗     

农本思想与西汉盛世的形成探析

西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210年之久,出现过史称“文景之治”、“武帝极盛”和“昭宣中兴”的盛世时期。西汉盛世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历代帝王农本思想的推行,其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重农、劝农和奖农、轻徭薄赋、抑商政策、整顿农吏。     

康乾盛世兴衰的内在机理分析——国家与民众博弈的视角

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辉煌。在国家收缩权力、保护民众利益时,两者形成合作博弈关系,市场繁荣、经济发展,康乾盛世兴起。当国家侵害社会各群体的利益时,两者出现非合作博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文化趋向保守,经济发展停滞,康乾盛世走向衰败。皇权不受制约和民众权利缺失,是康乾盛世转衰的内在机理。     

唐代妇女的文化生活

唐代文化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丰碑。它那宏博、绚烂、丰富、开化的特点,是同当时整个社会的时代特征相统一的。其中,妇女文化生活的高水平发展是极为生动活泼的组成部分,它反映着唐代文化的进步程度,体现了唐代社会的高度文明和全面开放,是构成“大唐盛世”的重要侧面。一女子教育“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养,教育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的古训。在男权社会     

联欢晚会小花絮

总标题为“盛世大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总标题已经确定为“盛世大联欢”,主题词“金鸡报晓”,主题词“飞翔”。郎昆说,鸡幻化为凤凰,老百姓用金鸡代表他们的崇拜,金鸡是连接人类和大自然的一种重要的动物,是太阳鸟,所以晚会最后确定用“飞翔”的概念贯穿节目始终,表达时间的更迭。整个节目将充满亲情、爱情、友情,贴近观众,以人文关怀为基调。     

从孟昶的《官箴》谈起

在中国古代社会,汉唐两代是值得称道的。唐朝经历过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武周女皇和唐玄宗的“开元盛世”,但随后发生的安禄山造反,唐朝开始由盛转衰。到了唐末,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军阀拥兵自重,割据称雄,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这个时期的君主在位时间一般都不很长,但有一个君主例外,这就是后蜀的第二个皇帝孟昶.     

中国社会秩序的复杂性走向及其对策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它就必然地像自然界一样显示出日趋复杂的历史规律。国际社会秩序多方面趋向复杂性的现实是对一切领域的“冷战”性思维的明显否定。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少有的盛世,这是社会诸方面复杂性发展使然。正视并充分利用社会秩序的复杂性,制定相应的对策,对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当代国人“汉唐盛世情结”论

汉唐盛世的文治武功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辉煌。当代国人的“汉唐盛世情结”,是中华民族的独立与伟大复兴的自信历史根基。因此,“汉唐盛世情结”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实现。只是,我们在向历史看齐之时,还要“睁眼看世界”,处理好汉唐形象与当代中华民族复兴后国家形象、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与当代中华民族复兴进程、民族自信与民族自大、汉唐盛世中汉族成就与少数民族成就、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五大关系,把培养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与积极西学结合起来,方能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清代红学掠影

正值清代封建统治处于所谓“乾隆盛世”,在“天子脚下”却出现了一部批判封建制度的《红楼梦》。尽管当时歧视小说的传统偏见很深,清初文字狱引起的恐怖余悸犹存,这部小说还是在社会各阶层中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影响。特别是百二十回本刊行后,广大知识分子乃     

雍正与“康乾盛世”

在历史长河中,康熙、雍正、乾隆是时间接续的三个朝代,康熙朝61年,雍正朝13年,乾隆60年,但人们常道“康乾盛世”,似乎夹在康乾之间的雍正就无甚可言一样。其实,纵观中国历代皇帝,极少能像雍正这样勤理政事的。他“振数百年颓风”,革除旧弊,是“康乾盛世”的有力推动者。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杰     

论牡丹欣赏与唐代社会文化心瑾变迁

“唐人尚牡丹”的说法有失周密。原因有三：其一,牡丹玩赏的高潮仅在贞元、元和间;其二,仅限于“京城贵游”;其三,有唐一代,文人在牡丹中所寄寓的社会文化心理变化很大。中唐时,他们对牡丹热是质疑甚至批判的,晚唐则既有对盛世繁华的追忆和反省,也暗含日暮途穷的伤怀。     

康乾盛世成因蠡析——兼论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

关于康乾盛世的出现,论者多强调是康、雍、乾三帝正确治国之策的作用,但实际上康乾盛世形成的原因有三:在明、清交替之际的长期动乱之后,人心思治是康乾盛世出现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历史为康雍乾盛世的出现准备好了必要的条件;康雍乾三代帝王正确的治国思想和方针政策是盛世出现的必要因素。康乾盛世的出现是明末清初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与康、雍、乾三帝实行的正确治国方策相结合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