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监察体制与政局

唐代监察体制已日趋成熟和完备,形成了一张密布全国的监控百官之网。唐前期因监察职能的充分发挥,山现了史家盛称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但安史乱后监察权力就逐渐被宰相、宦官、节度使等侵夺、削弱,监察官丧失独立奏弹的权力,监察体制遭到严重破坏,致使晚唐呈现出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等危局。     

论中晚唐文馆与文学

中晚唐时期，由于唐代政治的巨变，文馆的组织机构、职责功能、活动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此间文学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文馆文学的地位降低，影响力减弱。创作队伍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文馆学士不再主持文坛局面，其所作诗歌的质性也发生了变化。     

白居易诗歌中晚唐风行与影响论析

被誉为“广大教化主”的中唐杰出诗人白居易,诗歌推重写实通俗,平易流畅,甚至不避浅切,其诗歌在中晚唐的流播达到风行的程度.它的流播对当时诗坛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为当时诗歌创作树立新的审美范式,即元和体与元白体;另一方面对我国古代诗歌派别意识的觉醒产生积极影响.同时,随着晚唐政局的昏暗,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进入更深层次,以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刘驾、罗隐、杜荀鹤、黄滔等为代表的寒门文人重新审视白居易诗歌中讽谕之作,并部分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济世讽谕的精髓,使晚唐诗文创作在“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与锋芒”.     

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承启与转折

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改革主张,对科举尤其是殿试进士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北宋大臣王安礼奉诏拟定的《元丰五年殿试进士策问》试题以及熙宁、元丰年间的科举取士情况,真实地反映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改革情况,体现了王安石崇实尚用的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和考试学价值。     

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韦伯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与官僚病相关性分析

马克斯.韦伯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理论是建立在合理性原则基础上的,韦伯对这一合理性原则的二分式运用,使得构成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不完整。现实中的官僚制并不如理论上描述的那么科学有效,官僚主义、腐败、低效率等官僚病在官僚体制中无所不在。官僚病的产生和泛滥与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的构成密切相关。     

论朋霍费尔的基督教观

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是一位杰出的德国神学家。他所倡导的狱中神学指出,世界已经成年,基督教乃是非宗教的、此世的信仰方式。耶稣的受苦和遭弃彰显了上帝的苦弱,做门徒的代价正是要追随基督的典范,积极地参与生活。这样的基督教观把上帝视为不在之在,对后世重新理解基督教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对战后的基督教神学理论建设乃至整个西方思潮产生深远影响。     

论魏晋南北朝俳谐文学对中晚唐散文的影响

与重政治教化、主抒情言志的严肃文学相比,俳谐文学的发展因强调诙谐、游戏文字以达到娱乐宣泄的特质而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作为文学史原生状态重要组成部分的俳谐传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构建完成初步的理论体系,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间隔年代较近的中晚唐文学中的散文创作所受影响尤甚。俳谐文学与该时期散文创作的结合,是对魏晋时期俳谐文学在内容思想上的借鉴与发展,也是魏晋以降文人创作的主体性在文学创新上的探索与努力。     

规则的官僚与官僚的规则——追求重要性的背离

理性官僚制追求制度理性,用制度来规束官僚的行为,保证官僚行为的程序性、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得官僚成为“规则的官僚”。但是,官僚制规则并不能完全规束官僚行为,实践中官僚常常主观地不遵照规则的约定,而是对其有所突破和改变,甚至违背官僚规则。这样就将规则变成“官僚的规则”。所以,在官僚执行规则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这种背离现象。背离的原因就是官僚对心理重要性的渴求以及重要性的丧失,官僚在重要性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就容易逆规则行事。而要改变这种背离现象就必须让重要性回归到官僚的心中。     

唐代进士群体死亡现象探讨

历史人口学是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史坛兴起的一门史学分支,同时也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从人口与生产、人口与环境等多方面的联系中,分析各个历史时期人口现象的实际状况,以探索人口发展的规律性.本文拟以唐代进士群体为研究对象,广泛查阅了相关史书及碑志资料,并参照有关笔记小说与新近研究成果,就其死亡现象进行分析,希望这一尝试对唐代进士群体研究的深入能有所帮助.     

晚唐文人求仕心理生成之际的地域因素作用

晚唐文人求仕心理与其所处地域密切相关。距离长安越远的文人,其求仕所占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无疑就越大,这自然加重了求仕心理压力。开明的地域政治氛围有助于文人产生积极求仕之心,封闭专制的地域政治氛围常常会压制甚而扼杀文人求仕心理。地域文化因素作用于某一特定地域文人求仕心理最为明显,它直接影响文人求仕心理的生成：文化发达地域中所形成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可促使文人眼界开阔,易识仕进之途;闭塞的地域环境由于文化信息交流不畅,往往使得文人仕进准备不足,甚而会挫辱其求仕心理。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状况并不能等同于文人个体经济状况,其对文人求仕心理作用并不明显。     

浅论晚唐小品文

晚唐诗风逐渐没落,小品文走向前台,为唐末文学带来一丝亮色。其锋利的文笔,深刻的思想,一直激励着后世读者。兹就晚唐小品文的艺术特色进行初步的探讨。     

再论唐代夺情起复制度

唐代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夺情起复制度。官员起复后,可以从事一般的公务活动,但遇朝集、庙祭等重大活动和私人生活方式上依然有很多禁忌。唐初到天宝年间,官员夺情起复的比例逐渐降低。到唐中后期,大多数效命于中央政府的文职官员都能遵守服纪制度的要求,守丧终制。夺情之制多在外官和部分事物官中实行。     

唐代御史台的里行官

本文着重讨论唐代御史台里行官的设置、任用性质和意义,认为:里行官是唐代御史台监察御史的特殊任用形式,其性质是试摄官。唐代后期,诸使府参佐和三司巡院官带御史者也多有里行的任职形式,其性质近于假借官。     

盛唐律赋与进士科考试

律赋是唐赋中极为重要的种类之一,至盛唐始大盛。盛唐律赋的体式并未完全成熟,骈律夹杂的作品不少。盛唐律赋虽限韵但还比较宽泛,对于韵目、平仄、韵部内的字数多寡及次序等都没有严格的统一规定,也还未真正地讲求四声八病的使用和避忌。进士科于永隆二年始试杂文,并于神龙元年最终确立三场试,由帖经、试策改试杂文的原因在于帖经仅需背诵,策文的题目又过于集中,不能考察士人的真实水平。而进士科所试杂文由箴颂、铭表、诗赋等调整为专试诗赋,原因在于诗赋更能展示才华,且题目千变万化,检测更具可操作性。而进士科由吏部考功员外郎知贡举改为礼部侍郎知贡举,对进士科专试诗赋更有直接影响。律赋发展至盛唐,其体式、特征、审美风格都日趋定型,加之,在尚文风气的影响下,进士科逐步开始专试诗赋,对律赋的创作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可以说,盛唐是律赋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     

论晚清三次变法新政的关系

从背景与动因 ,发动者与主持者 ,形式与内容 ,影响与效果 ,性质与特点 ,以及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 ,集中论述了晚清三次变法新政 ,即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清末改革之间的关系 ,指出它们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它们这间相互关联 ,不可割裂     

唐代新进士樱桃宴考

大量征引第一手文献资料,以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对唐代新进士宴集活动之一的樱桃宴做出细密考证,勾勒出当时文人生活的一个侧面。不论在国家礼仪(荐新或尝新)、社会风俗(赏赐和馈赠)方面,还是在文学领域(作为意象和象征),樱桃都占有显赫的地位,朝野上下均对樱桃的社会和礼仪功能十分看重,因此,樱桃宴成为新进士宴集中“尤重”的节目。     

论初盛唐文人对清商曲题目的拟写

初盛唐时期,人们对清商曲题目的拟写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初唐太宗前后,清乐虽然仍在流传,但因用于朝廷的典礼仪式,一般人不可私拟,且当时人们普遍鄙视吴声西曲,反对齐梁文风,故无人拟写;到了盛唐,出生于江南及游历江南的一些诗人创作了大量的拟辞,掀起了拟写清商曲题目的高潮.他们所拟作品,在题意语词、篇制结构、口吻声调等方面都有意袭用或模仿吴声西曲.这一创作行为在乐府诗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