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治视野下刑罚目的的理性选择

刑罚目的是整个刑罚理论的基石,在刑罚目的理论中报应论与预防论的争论由来已久。由于我国法治的特殊背景和特殊预防自身理论的缺陷,注重特殊预防论在我国已没有存在的根基,相反却偏离了法治的方向。在基于刑罚目的二元论和综合衡量后,报应论前提下的一般预防是我们当前法治视野下的最佳选择。     

论刑罚正当性根据及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影响

刑罚正当性根据是整个刑罚理论的基础,直到目前最有影响的有三种学说:报应正当论、预防正当论和报应与预防一体论。本文在评析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的观点:科学的刑罚正当性根据应坚持以间接一般预防为中心,兼顾报应与特殊预防的要求,即在间接一般预防基础上的报应与特殊预防的有机统一。这一观点可以为我国刑事政策的调整提供理论依据。     

刑罚目的及其规范限制——基于对现代理论的反思

刑罚目的理论在刑罚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现代刑罚目的理论在逻辑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有必要予以修正。刑罚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实现对已然犯罪的报应,也不是通过一般预防作用于社会公众,而是在维持罪刑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特殊预防。罪刑关系原则是根据已然的犯罪行为奠定刑罚质的基础,特殊预防是基于行为人犯罪后的表现对刑罚进行量的调整和补充。二者统一于刑罚目的体系中,贯彻于立法、司法以及执法三个阶段。     

论刑事和解与刑罚目的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全新的犯罪处理方式实现了对传统刑事司法的突破,在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保护被害人利益方面显示了其优势。同时,对刑罚目的的实现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否定了对刑事和解能够实现刑罚目的的质疑,对刑事和解能够实现特殊预防、一般预防和报应刑罚目的进行了探讨。     

刑事古典学派罪刑均衡论的法律价值

本文从现代刑法学的视角，分析了刑事古典学派罪刑均衡论的价值得失。认为罪刑均衡是报应论和功利论的必然结论。它蕴含着节制刑罚、维护刑罚公正和一般预防的价值。但是，也带有抑制刑罚特殊预防功能的弊病。     

论刑罚威慑力和宽和力对预防目的的实现

刑罚应当是宽和力和威慑力的统一，刑罚的威慑力是刑罚的力量之源，刑罚的宽和力则是刑罚的正义根基。从刑罚威慑力和宽和力两个角度出发，可以修补传统刑罚预防目的理论的不足，完善一般预防，构建犯罪中预防，改变长久以来刑罚预防作用的断裂状态，全面覆盖犯罪发展过程。     

刑罚目的论

刑罚目的贯穿于刑罚创制、适用与执行的整个过程,对于刑事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刑罚理论乃至整个刑法总论部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刑法学创立至今一直争论不休,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在刑罚目的问题上,也形成了名目繁多的学说,大致或以报应刑,或以目的刑,或以折衷说为其根基。刑罚目的应是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的完美结合-并合主义。报应犯罪是刑罚的直接目的,同时也是公平、正义的要求,同时应兼顾预防犯罪;预防犯罪主要指特殊预防,但是不应超越报应界限,追求所谓的一般预防。而且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在刑罚的制定、适用、执行阶段应有所侧重。     

论刑罚的双重预防目的

刑罚目的,是整个刑罚理论体系的基础。它不仅对刑事立法、司法和行刑起着广泛的指导作用,而且也直接关系到刑法对社会的保护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刑罚以预防犯罪为目的,几成定论;刑罚目的有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之分,这也差不多已成通说。然而,时至今日,我国刑法理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深入,原则性的刑罚目的理论无法发挥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为此,本文拟对刑罚之双重预防目的诸有关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企望能对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和行刑有所裨益。     

对积极的一般预防论中量刑基准的反思及其启示

刑罚目的与量刑基准关系密切,量刑时必须考虑预防犯罪的目的。积极的一般预防论在目的刑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试图从提升公民的法律信仰、发扬公众的守法精神、强化一般人的法律忠诚信念的角度正面论证一般预防的积极效果。但是,它所提倡的量刑基准可能不利于实现预防效果,无助于提供清晰的刑罚限度,导致处罚的扩大化和严厉化。通过反思积极的一般预防论中量刑基准的缺陷,可以给我国刑法理论带来深刻的启示。     

从刑罚目的的实现反思刑罚设置——以高犯罪黑数的经济犯罪为例

本文围绕刑罚目的的实现这一主线,基于预防主义的立场,以一般预防目的为主要分析对象,从经济犯罪的特点出发,论述了刑罚目的的实现过程和其中遇到的困难,认为整体与个人所感知的犯罪与刑罚之间的联系程度(受罚几率)不同,决定了刑罚于个人而言是一风险与收益并存的抽奖式惩罚,受罚几率的大小直接影响到预防目的的实现,并进而对受罚几率作了进一步研究。     

宪法移植与宪政困境——以中国宪政百年为视角

分析了宪政产生于西方的原因及中国宪法移植的历史教训,进而指出中国在宪法制度创新的同时,应注重西方宪政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中国的宪政发展不在于宪法规范的修改,根本在于中国宪政精神的培育和宪政文化的陶冶;不在于人权原则的入宪,而在于社会生活中人权的切实保障。     

新罗马理论对美国宪法共和主义的解读:贡献与缺陷

理解罗马古典共和主义的内涵是把握美国宪法共和主义的基础。新罗马理论和美国宪法共和主义都与罗马古典共和主义有着关键性的内在关联。作为一种理论分析工具,新罗马理论是解读美国宪法共和主义内涵的重要路径,有助于理解美国宪法共和主义的起源与内涵,但同时,由于新罗马理论对罗马共和文本解释的简约化处理和工具化的态度,从而导致对美国宪法共和主义一定程度的曲解。     

经济法起源的现代宪法基础

目前学界关于经济法起源原因的研究,要么是从部门法起源的一般规律,要么是从经济自由和垄断这一经济发展的悖论出发来论述的,并没有对经济法起源原因中的宪法基础给予应有的关注和重视。然而,现代宪法所持有的对私权神圣观点的质疑和限制,以及使近代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受制于社会公共福利的观点,为经济法社会本位理念的诞生提供了基础性的作用;现代宪法中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关于社会福利权的规定是经济法实质正义理念的基础。     

宪法概念的研究

宪法概念是指运用于宪法陈述之中并具有特定意义的术语,是在宪法文本中使用,对各种宪法现象的共同特征加以概括、抽象后所形成的权威性法律范畴。宪法概念的"显功能"主要体现为准确表达宪法的要求,减少宪法表述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从而促进宪法调整各项目标的实现。根据宪法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性质,可把宪法概念划分为事实概念、规范概念、价值概念等类型。根据宪法关系的构成要素,宪法概念分为主体概念、内容概念、客体概念和关系概念等。宪法概念的规范性是宪法保持稳定性的基础。     

论宪法实施的文化基础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未能得到很好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宪法文化缺位。一国的宪法文化决定着一国的宪法命运。宪法的实施需要以宪法文化为基础。百年来我国虽制定了一部又一部的宪法,但宪法文化并没有形成,由此可见我国宪法的实施状况不甚理想。中国宪法实施的未来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宪法文化的养成。在大力培育宪法文化、推进宪法实施的过程中,要进一步重视宪法文化的作用及其培育,而不要过分苛求宪法文本的完美。政府和政党要带头养成守宪护宪的风气和习惯,同时每个公民都应当而且可以为宪法文化的形成做出贡献。人们既要充分认识到宪法文化培育的长期性,又要对未来充满信心。     

宪法的逻辑分类与宪法发展中的释宪与修宪之争

在中国宪法的发展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一种释宪主义的发展观,主张采用微观的、渐进的宪法解释模式来弥补宪法条文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鸿沟,以维护宪法的稳定性与权威性。但是,从对宪法的实质意义上的分类以及对中国宪法的现实定位来看,现行宪法还不具有进行宪法解释的充足条件,因而单纯的宪法解释的发展进路对于中国的宪政建设来说可能意义甚微。     

宪法哲学:在公民生活世界里培育宪法的根基——读江国华教授著《宪法哲学导论》有感

"什么是宪法",毋宁是宪法学的逻辑起点,而公民的生活方式正是该问题的妥善回答.宪法学的发展与完善离不开宪法哲学,宪法哲学是找寻最佳生活方式的合适路径,并在公民的生活世界中培育宪法的根基.     

古代宪法概念变迁之中西比较

古代宪法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研究领域,然而古代宪法又是一个现代宪法的宝藏发源地。古代宪法概念变迁过程大致可从两个角度来看:首先,从纵向上,其经历了历史渐进的变化;其次,从横向上,还存在一个无法忽视的东西方比较,其中表现最明显的应是中西比较。基于时代的不同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古代东西方宪法概念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意义。本文正是从这种纵横两方面的比较,追根溯源,来寻找东西方古代宪法概念的内在联系和差异,从而为解读现代宪法的正式含义提供可靠的参考。     

论宪法信仰的价值及其树立

依法治国的核心与关键是依宪法治国,树立起对宪法坚定不移的信仰是对公众宪法情感的最高要求,是树立宪法意识的最高层次。公众普遍的宪法信仰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心理基础,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奠定良好的精神底蕴。面对宪法信仰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缺失,切实实施宪法,树立宪法权威,是树立宪法信仰的关键之所在。     

论宪法与宪政的背离及互动

在宪法与宪政的关系上,保障人权的目的使二者获得了一致性规定。不过宪法和宪政并不总是一致的,而是背离和互动并存,有宪法无宪政以及有宪政无宪法的情形都有其历史原型。要开启宪法与宪政的互动之门,就必须强化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权威,并使宪法成为真正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