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晚年的译经

本文以玄奘晚年译经的文献学研究为中心,考察了译经条件的变化,包括译场人员的减少和润文官员的缺失.通过《大般若经》梵汉对勘的实例分析,指出在译经条件变化的情况下,玄奘的译文依然在极大程度上忠实于梵文,保持了梵文繁复的风格.此外,为了遵循汉译佛经的传统和更好地传播新译经典,他还借鉴其他佛典对译文加以调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玄奘坚守其风格背后的原因,即他希望借由印度佛教,特别是瑜伽行派缜密细致的逻辑思辨来改进汉地佛教思想和风气.而他的所有政治活动,包括与帝王和皇室的交往也都是为了使他的译经和弘法事业得到最大的支持.     

大唐西域记校注

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唐代玄奘原著，季羡林等整理校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出版，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重印。玄奘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高僧。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是他从印度归国后，应唐太宗的要求而撰述的一部名著。在这部书中，玄奘根据他...     

关于《金刚三昧经》的两个问题

水野弘元等人用几个翻译用语来证明《金刚三昧经》是伪经是不可靠的,他列举的用语中有些并不始于玄奘,有的甚至在汉代的译经中就已经出现了。同时,《金刚三昧经》的作者不是元晓,这可以通过《金刚三昧经》经文出现的时间和《金刚三昧经论》传入中国的时间以及元晓《金刚三昧经论》的有关内容来证明。     

从般若三藏的译经活动看唐德宗时期的佛教与政治

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入手,以般若三藏的译经活动为中心,探讨唐德宗前后期对佛教态度转变的内在动机。起初唐德宗锐意于励精图治,对佛教表露出抑制态度,后因藩镇叛乱带来的政治挫折,使他对佛教的态度出现转折,并逐步信仰、支持佛教,尤其表现在他对般若翻译《理趣经》《华严经》等佛典事业的支持上。究其内在动机,乃在于《理趣经》《华严经》所蕴涵的南天竺金刚顶密法之佛王传统,作为佛教治世的意识形态,吸引着德宗为其皇权权威的重新竖立寻求新的思想依据。     

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

从12条佛教词语(短语)入手,可以考察《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年代。其中“观世音菩萨”、“四围陀”、“释氏宫”见于后秦译经;“大悲愿”,“不请友”,与《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如来十号相同的十种具体名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以及“萨遮尼乾”,“天宝香、天宝花(华)”和“一箭道”均见于东晋以后译经;“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最早见于东晋十六国及以后译经;“三藏九部”除《大方便佛报恩经》外,其余用例均见于南北朝以后的中土佛教典籍;“五盖十缠”最早见于南朝梁的《慈悲道场忏法》。这12条佛教词语表明,《大方便佛报恩经》不是东汉时期的文献。如果是译经,它的翻译年代当在东晋之后。     

义净与洛阳

义净是唐代著名的求法僧、翻译家,他曾长期在洛阳佛授记寺、大福先寺等地译经和活动,他曾解读"十二字玉册",为武则天稳固帝位提供了符命支持。义净圆寂后葬在洛阳龙门北的高岗。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中西交通史上的名著。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玄奘及唯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玄奘的重要贡献和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为人们认识和敬重。玄奘是一个伟大的佛教理论家,他在佛教理论、哲学、因明学、梵文翻译、历史、地理、民俗、文化交流和中外交通等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极其珍贵的精神和文化遗产,因此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国和世界学术界所重视。中国近百年来,对玄奘和法相唯识学的研究大致与国外是同步的,也是相互响应的。外国学者普遍重视和赞美玄奘的伟大人格和学术成就,并以玄奘研究为东方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当代研究玄奘及其唯识学,正在朝着精细化、广泛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要充分挖掘出玄奘精神和唯识学在现代社会的现实意义,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面。     

唐太宗抑佛初探

<正> 唐宋以来,关于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及政策已有多方面的评价。例如:隋未唐初的名僧道宣曾说:“会贞观广延两教”,①欧阳修也说:“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屠”,②韩愈在上疏中则称太宗“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③无怪今人在论述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时,概括为抑佛或崇佛的两种观点。本人认为单一的用“仰”或“崇”来评价唐太家对佛教的态度及政策,都是偏面的,都不符合历史事实。本人认为唐太宗的抑佛主要发生在贞观前期和中期,晚期则走上崇佛的道路。他的抑佛表现主要有两方面:贞观前期的沙汰僧道政策,贞观中期的下达“道先佛后诏”和沙汰僧尼政策。需要说明的是在推行抑佛政策的同时,又对佛教采取了保护措施。因此,对唐太宗的抑佛不能认识简单化。     

唐僧玄奘与巴蜀文化

巴蜀的文治教化传统及和谐包容、大德云集的佛学环境,为玄奘转益多师、融汇各种文化资源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氤氲其间的仙气和灵气,为玄奘静虑精进、专心治学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人居环境.玄奘在成都治学五年并受具足戒,为他成为以唯识为主、综(四敷)名实、兼融百宗、谙习三藏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奠定了基础.玄奘的译经活动也包含着蜀中法师的奉献.玄奘对巴蜀文化也有重大影响.玄奘在巴蜀百科全书型的文化巨人发展史上占有一席特殊的位置.其译书既是禅宗出现的催生剂,也是巴蜀禅学转型的内在动力.<大唐西域记>记载的各种见闻,深刻影响于巴蜀佛教绘事与石刻艺术.玄奘善于调整政治与佛教的关系,他用宗教适应社会的方法,今天有借鉴意义.     

释僧祐之翻译观解读——基于释僧祐论译经文本差异化缘由视角

分析释僧祐论译经文本差异化原因,结合罗宾逊、蒙代、纽马克以及弗米尔的翻译观点,解读释僧祐在佛经翻译过程中所持的翻译观,包括对佛经和译经语言差异、佛经译者才趣差异、译经“文质”和详略差异的评述。     

玄奘“五不翻”理论解析

佛教经典自汉代开始传入我国，在佛经翻译过程中先后采用过格义、拟配及音译等多种翻译方法和策略。其中音译方法出现较早，同时持续时间也较长。本文以玄奘的译作为例，重新解读玄奘提出的“五不翻”理论并分析其时代背景，验证玄奘在译作中是如何遵循或违背“五不翻”理论，以及探讨“五不翻”理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启示意义。     

玄奘与中国文化典籍的西传

玄奘为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大德高僧,自贞观三年入天竺求法,历时一十七载,至贞观十九年返归长安,带回大小乘佛经六百五十七部。返长安后,即以翻经为务,自立程课,无弃寸阴。至其去世时,共译经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于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厥功甚伟。然玄奘不惟堪称是佛教东传中翻译佛典之宗师,同时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的西传,也曾有所贡献。道宣《续高僧传》卷四《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载云:“……(太宗)寻降手敕曰:‘法师夙标高行,早出尘表,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辟法门,弘阐大猷,荡涤众累,是以慈云欲卷,舒之荫四空,慧日将昏,朗之照八极,…     

大师的减法

法顶禅师是韩国声名远播的自然主义思想家与实践家。他于1954年剃度出家。其后历任韩文大藏经译经委员、佛教报社总编辑、松广寺修炼院长等职。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辞掉这些职位，在松广寺后山亲自建造了一座佛日庵，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     

玄奘与西域佛教

玄奘是继鸠摩罗什之后,对西域佛教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玄奘法师与西域人民广结善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坚定的信念与高尚的情操所显示出来的人格力量,得到了西域人民的尊崇。高昌回鹘王国建立后,佛教很快在回鹘人中成了占主要地位的宗教,我们从考古发现中可以推知,玄奘及其法相唯识学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回鹘文佛经残卷中有关玄奘及其翻译的经典更占有很大的比重。     

试论唐太宗的治国思想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出类拔萃的封建皇帝。他统治唐朝期间的“贞观之治”,被作为由乱至治的典范而载入史册。唐太宗的文治武功是人所熟知的。但迄今为止,他只被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来评述。对他的思想,却还缺乏开掘和研究。其实,唐太宗也堪称为一位思想家。恩格斯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唐太宗不正是这样的一位思想代表吗?虽然他留下的著作不多,这与他生前不主张人家编他的文集有关。但从现有的著作及记载他言行的史书中,其思想已得到了应有的     

唐代的佛经翻译

唐代佛教繁荣兴盛，佛经的大量翻译为其特征之一。由于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译经活动，所以唐代的佛经翻译往往供给优厚，组织严密。如，“贞观中，属玄奘西回，敕奉为太穆太后于京造广福寺，就彼翻译。所须吏力，悉与玄龄商量。务令优给。”(赞宁《宋高僧传》卷四《唐简州福聚寺靖迈传》)贞元八年智慧等西明寺翻经，“敕右街功德使王希迁与右神策军大将军王孟涉、骠骑大将军马有邻等送梵经出内。缁伍威仪。乐部相间，士女观望，车骑交骈，迎入西明寺翻译。即日赐钱一千贯、茶三十串、香一大合，充其供施。”(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唐洛京智…     

汉译伊斯兰教典籍同经异译研究--以《四篇要道》与《车哈雷凡速》为例

《四篇要道》和《车哈雷凡速》都译自波斯语著作《率苏理》（ Fals）。由于译作年代、翻译者汉语水平及翻译风格等不同，两部异译经在翻译形式和用词风格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从中可管窥伊斯兰教异译经在考释词语、辨明通假、语意理解及回族经堂语词汇、语法等方面所反映出的语言学价值，补我国伊斯兰教典籍研究之阙。     

鸠摩罗什:丝绸之路成就的佛经翻译批评家

鸠摩罗什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来自西域龟兹的佛教高僧,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佛学家和教育家,是古代少数民族的杰出代表。十六个世纪以来,他的佛经翻译批评对中国佛教发展、对中华文化整体发展乃至世界文化交流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鸠摩罗什通过翻译批评实践,不仅以一种新的范式复译了诸多佛典,产出了大量影响深远、脍炙人口的新译本,而且建立了通行几个世纪的一套译经新规范。因此,他也是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佛经翻译批评家。翻译批评家鸠摩罗什不但缘于丝绸之路,而且为丝绸之路之兴盛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一带一路"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试论回鹘文《玄奘传》专有名词的翻译方式——以回鹘文第九、第十卷为例

本文所选专有名词是以Kahar Barat刊布的回鹘文《玄奘传》第九、十卷为基础,对回鹘文专有名词的翻译进行了分类,并将其与汉文本原文进行对照,探讨了回鹘文《玄奘传》的翻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