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本体哲学看儒家的“显学”地位

先秦哲学对宇宙本体的回答可以归结为两种，即天本论与道本论。儒家、墨家属于前者，道家、法家属于后者。与古希腊哲学的始基相比，被先秦哲学奉为宇宙本体的天与道具有相同性和相通性，体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先秦仅有的两家“显学”均出自天本论。作为中国哲学的初始形态，先秦哲学与宗教天然合一，儒家、墨家的尊天、祭天满足了人的宗教诉求，在孔子、孟子和墨子那里，天是宇宙本原，也是祭祀对象。这表明，天与道又有差异性，天本论浓缩着宗教情结，有宗教功能，这是道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在先秦同为“显学”的儒家与墨家，在秦后命运悬殊——儒家被独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墨家式微、甚至成为绝学。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儒家文化是伦理本位，强调以道德完善的方式与天合一，并且突出天人之间的上下关系，这些迎合了‘宗法等级的需要；墨子崇尚功利，把天人关系说成是互利互惠的平等关系，功利主义旨趣尤其是其平等意识为社会所不容。     

“仁爱”与“兼爱”：两种不同的和谐文化传统

儒家的“仁爱”思想与墨家的“兼爱”主张,都是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失范而提出的救世方略,其宗旨是实现社会和谐。但儒、墨两家的和谐思想内涵和实质是不相同的。儒家以“仁爱”为宗旨的和谐思想是“尚礼和谐”,是以“周礼”规范的有序和谐,不具有公平正义的思想价值。墨家以“兼爱”为宗旨的和谐思想是“尚义和谐”,是以“义”规范社会秩序的平等和谐,具有公平正义的思想价值。相比而言,墨家的和谐思想更能贴近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论李约瑟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从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之影响的视角来比较中西哲学的异同,是李约瑟解决“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问题的思路之一。他通过把道家、墨家和名家的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提出了中国科学史的最大悲剧是道家的自然洞见未能与墨家的逻辑相结合的观点;通过把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作比较,提出了儒家只注重研究“事”而不注重研究“物”,因而阻碍了科学发展的观点;通过把“中国科学哲学的三大基本理论”（五行说、阴阳说、《易经》思想体系）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提出了《易经》思想体系对于科学发展“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的观点。他既从中国融入世界历史进步潮流之需要的角度,指出了反思中世纪传统观念的必要性;又从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的思想高度,肯定了中国哲学的有机自然主义和伦理精神所具有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老子》“中”“和”思想发微

《老子》“中”“和”思想发微郝明朝崇尚中正和谐是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早在先秦时代，即成为一种风尚．它不仅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亦是道家经典《老子》的重要思想内含。但儒家的中和理论—一中庸之道为人所共识，《老子》的“中””和”思想却很...     

先秦诸子百家“敬”观念研究

先秦诸子百家在西周“敬”观念基础上,依各自思想主张,形成各具特色的“敬”观念。墨家侧重鬼神崇拜、法家强调“敬上奉法”、道家反对刻意矫饰。儒家将“敬”引入个体道德情感层面,作为外在规范“礼”的内在本源。但先秦时期的“敬”观念,是由诸子百家共同搭建,涉及原始崇拜、处事待人、道德情感等多重层面,具有丰富而多元的思想内涵。     

差等与平等：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之比较*

儒家和墨家都主张爱人,儒家主张“仁爱”,墨家主张“兼爱”,二者有着质的不同。儒家“仁爱”强调“差等”,而墨家“兼爱”则强调“平等”。“差等”说顺遂人之常情,切合以家族为本位的血缘宗法制社会的实际,也利于封建大一统社会的父权、君权统治,因而逐渐被一般民众所接受,也为封建统治阶级所认同和尊崇;而“平等”说不合人之常情,不切合以家族为本位的血缘宗法制社会的实际,也不利于封建大一统社会的父权、君权统治,因而难以见容于后世。“差等”和“平等”这两种不同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儒、墨整个伦理学说的历史命运。     

“显学”的衰落——论墨学骤衰的主阅

本文认为,墨家的“兼爱”“尚贤”以及科学、逻辑思想违背了商周以来日趋成熟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得它无法与儒家抗衡,成为正统意识形态。同时,墨家理论体系以“同”为基调,充满着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缺乏内调机制;它又不能象法家、道家那样与儒家一表一里,相互补充,外调机制失灵。这些原因综合作用,终于使墨学骤衰而无法复兴。     

整体圆融 广大和谐——方东美论中国哲学自然观的和谐精神

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采取"机体主义"的方法理解"自然",因而中国哲学的自然观富于和谐精神。儒家、道家、墨家、佛家都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体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整体圆融、广大和谐"的关系。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哲学自然观的和谐精神根源于中国哲学的"生命本体论"。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方东美的见解仍然能够给我们以启迪。     

“仁德”与“玄德”之同质异向——先秦孔子与老子“德”观念发微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德”观念既是政治上的重要观念,同时也是哲学上重要的概念。周人提出“明德”观念,将商人所重视的“鬼神”“上帝”观念拉回到现实中的民生世界、道德世界。然而,随着历史时空流变,“明德”观念趋于固化而难继“坚明”,礼乐制度随“德”的观念一同趋于瓦解。为解救周代“德”观念之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分别朝向“仁”与“玄”的不同方向拓展深入。他们或发掘“德”的深邃内涵或改造“德”的内涵另赋予其形而上特质。虽然老子“玄德”与孔子“仁德”不同,属于异向度地对周“明德”观念的发展,但他们的“德”都不是拘泥于外在形式化的礼乐规范;相反,均体现了对内在“心性”的重视——孔子主张以“仁”释“礼”,老子则脱离开僵化的周“礼”表象而旋转深入显露出了“慈爱”的柔软质地。     

论墨家“以说出故”的推论性质和推论形式

墨家自墨子开始建立墨家学派的时候起,为了批判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并和道家、阴阳家和名家中的诡辩逻辑作斗争,就十分重视研究“辩”的理论和“辩”的技术(方法)。墨家学说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批判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墨家的理论大都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推论基础上。《墨子》全书各篇中的大量论证,逻辑严密,推论准确,今天读来仍使人感到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后期墨家尤其对“辩”的理论和“推”的方法作了相当科学的总结和概括。从《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一直到《大取》和《小取》(这六篇一般统称为《墨辩》),基本上完成了墨家逻辑的科学理论和科学体系,所以一般也称墨家的逻辑为“墨辩逻辑”。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社会观及其当代意义

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而和谐社会观是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的和谐社会观主要体现在儒家、道家、墨家等代表人物的思想体系中。他们的和谐社会思想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先秦儒墨道死亡观比较研究

先秦儒、墨、道三家的死亡观对当时及后世都有重大影响,但又各具特色。在死亡的态度上,儒家既信天命,又强调对死亡的超越,墨家通过＂非命＂实现对死亡的超越,道家持一种生死自然观;在对安葬的态度上,儒家主张厚葬,墨家主张节葬,道家持一种高度达观的态度;在鬼神观上,儒家持模糊立场,最终否定鬼神,墨家明鬼,道家持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在祭祀观上,儒家重视祭祀,是一种理性和情感的结合,墨家也重视祭祀,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道家认为信道胜于信鬼,故不必祭祀鬼神。     

济慈之“忘”与道家之“忘”的哲学意绪与审美观照

“忘”是道家的哲学范畴，它有深邃的审美内涵。英国诗人约翰·济慈也主张“忘”，这是诗人的“忘”，先有审美意义，进而表现出了哲学意绪。道家和济慈都提出“忘”，但“忘”的目的指向与具体内涵不同：“忘”在道家和济慈那里都是修身之法，不同的是，道家之“忘”侧重于对精神世界之苦难的救赎，而济慈之“忘”则侧重于营造诗化人生；道家之“忘”和济慈之“忘”都在于达到审美静观，道家之“忘”的审美目的是在不自觉中达到的，而济慈之“忘”则直接指向审美。     

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的政治哲学意蕴

“城邦”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中的基石性概念,也是整个希腊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自然、政治和善既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三层重要内涵,也是透视“城邦”哲学的三个重要维度。自然是其城邦哲学的本原性之维;政治是其城邦哲学的现实性之维;善是其城邦哲学的理想性之维。三维互构互渗的共在,是理解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前提和基础。     

儒家视阈下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政治哲学

文章首先阐释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其政治哲学。然后,从儒家政治哲学视阈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利益分配、构建和谐的公司治理关系、以人为本及人的尊严、公司的社会责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及诚信等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后,得出以下结论: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政治哲学中,必须认真对待儒家的义利观及财富分配上的公平正义、儒家的和谐观、儒家关于“仁”的道德观、儒家德治等。     

政治哲学的“规定”及其当代性

与“什么是哲学”的答案始终悬而未决一样,“什么是政治哲学”这个问题也为学界争论多年而从未有过“公论”。可以明确的是,尽管政治哲学是具有深远历史传统和丰厚思想资源的研究领域,但将这种研究领域命名为政治哲学却是现代学科构建过程中的晚近事件。以现代政治的现实视角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回顾和归纳大致界定了政治哲学的本性、研究对象与致思方式,也在古典与现代的贯通中明晰了政治哲学的当代性。可以说,     

试论黄老政治哲学的“内圣外王之道”

“内圣外王之道”集中体现了道家尤其是黄老政治哲学的根本旨趣,其理论结构包括交互融摄的“主术”和“心术”两个方面。“主术”包括理论原则和具体方法,而君臣关系和圣人何为的理论原则更值得讨论。“心术”的涵义也比较复杂,其中内蕴的心性论因素最耐人寻味也最值得发掘。黄老学派的身国同构理论颇值得注意,因为它反映出政治哲学与心性论之间的理论张力。     

先秦儒法“正治”主张比较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都有“政者正也”的表述，以“正”界定“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创造性表达，政治化为“正治”。先秦儒家立足于先王之道论“政者正也”，主张回归家国一体格局下“名正言顺”的礼制，并以家为基点涵养君主体正性仁的理想“正治”人格，进而以仁爱之“治人”推动礼制之“治法”，达成“天下一家”的治世。先秦法家则在哲学层面与道家接榫，立足自然天道论“政者正也”，强调“名正法备”的制度建设，引申出君主去私就公的理想“正治”人格，力图以公正之“治人”与赏罚必信的法治同频共振，达至“天下公平”的治世。两种不同的“正治”主张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所作出的不同回应。以辩证的思维继承儒法通而不同的“正治”主张，对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淮南子》哲学思想及其精髓之“道”与“道法自然”

“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抑或学科称谓,是引自西方的舶来品,但哲学思想及观念在中国则是源远流长,以阐述世界观及方法论见长的诸子思想均属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其中道家思想最能体现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和哲学理念。作为集道家思想之大成的《淮南子》,以老庄思想为根基,采撷儒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精华,是“非循一迹之路”而守正创新。《淮南子》从“道”出发,以“无为”为主旨,将天道之无为演绎成人道之无为,以求人道符合天道,创新性地诠释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精要。《淮南子》倡导“无为”是为了践行“无不为”,倡导“天道”是为了宣扬“人道”,将出世与入世统一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对道家乃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中华民族崛起及复兴都有着重要启示。     

从当代治理哲学看中国先秦哲学的价值

现代治理哲学提倡社会力量的自主管理,要求与人民共有、共治、共享.中国先秦思想家在国家治理方面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儒家主张行“王道”,成就公平正直的社会.道家主张道法自然,以“慈”治理天下;如果一个社会光讲公正不讲慈爱,就成了冷冰冰的社会.墨家充分认识到社会精英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法家的法,可以声张国家的意志,树立公法的绝对威望;谋求富国强兵必须变法改革.杂家主张治理的好坏要看能否汇集更多的智慧和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