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传》看士阶层的崛起

《左传》中记载了众多的士人形象,这些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特点。本文从春秋社会历史发展需要的角度,从“战争”、“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外交”三个层面分析《左传》中士阶层崛起的原因,并从“忠”、“义”、“礼”三方面具体阐释士阶层的思想特点。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左传》成书春秋说综考

溯源探流,<左传>成书春秋说以左丘明作传说为主流.此说最早出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此后,左丘明作传说成为正统观念.但自中唐啖助、赵匡倡言<左传>成于战国左氏说后,这一正统观念开始动摇.清季以后,左丘明作传说渐趋退隐.清康熙年间张沐倡言<左传>成于孔子之手,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孔子作<左传>说的.乾隆年间许伯政踵继张沐之说,但其论证实已远较张沐为详.近人毛起说又与张沐、许伯政略合.元郝经认为<春秋>三传皆出于曾参,左丘明乃学于曾参者.值得注意的是,对"左丘明"三字到底姓名如何,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也论《左传》与孔子——与吴荣曾先生商榷

吴荣曾先生《〈左传〉与孔子》一文认为,《左传》中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不论何种情况,都很难将其作为研究孔子的原始材料”,并通过对《左传》中五例相关材料加以论证。然而吴文之例证是有疑问的、不充分的。有大量证据表明,《左传》中的孔子言行是研究孔子的可信资料,不可轻易否定。     

"孔子作《左传》说"再议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乃战国《公羊》先师公扈子旧说,并非“汉人所统计的数字”。姚曼波女士关于所谓《孔子春秋》下落的考论不可信据。周季西汉诸子推崇的“春秋”是指源出孔门的《春秋》学,其具体指涉则随文而定     

孔子作《左传》说源流考

孔子作《左传》说当首先缘起于清康熙年间张沐的《春秋疏略》。清人许伯政《春秋深》承绪张沐之说并恢扩之。近世顾路柏《中国文学史》、章太炎《检论》卷二《春秋故言》及毛起《春秋总论初稿》等并有流衍。     

“《左传》原本”发覆

"《左传》原本"这一说法最初是由顾颉刚先生明确提出来的,是指《左传》最初的成书形态。通过对《汉书.刘歆传》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相关史料的详细解读可以发现,"《左传》原本"并非刘歆"引传文以解经"之前的"《左氏春秋》",而实为"《孔子史记》",它构成了先秦《左氏春秋》及此后各种传本的骨干。虽然《左传》在历时两千余年的流传过程中屡有增改或分合,但其核心即"《孔子史记》"的内容却基本未变。弄清"《左传》原本"即"《孔子史记》"或"《孔春秋》"这一事实,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和认识《左传》的性质。     

再论孔子作《左传》蓝本--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见《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1期),对笔者的“《左传》蓝本作于孔子”说,进行批驳。牛文不仅对笔者扣了“主观”、“轻率地相信”等帽子,而且给孟子及千古良史司马迁加上“圣化”“作伪”等罪名。事关学术之大是大非,笔者不能不辩。本文首先论列牛文的论点、论据及论证方法之谬误;其次,以史实为据,指出汉代名家硕儒所共同称道的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是孔子作《左传》蓝本的不可否定的铁证之一。     

《左传》用《诗》初探

春秋史书《左传》，记载了大量的时人引《诗》赋《诗》的实例，由此揭示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１）用《诗》之风起始兴衰的流变过程；（２）用《诗》之风广布深入的社会渗透；（３）断章取义用《诗》方法在春秋之际得到极大的发挥：不仅断章随意，而且取义灵活；（４）《诗》在春秋的社会功用，除去人们熟知的作为表情达意的语言工具外，更多的是把《诗》作为治国之道、衡量人们道德行为的准则、先王的法令制度来使用，即以《诗》为史，以《诗》为礼，甚至以《诗》为法的运用     

《左传》的“实”

《春秋三传》中“实”字的使用《左传》最多。“实”在《左传》中充当主语、宾语、谓语、状语,能修饰形容词、动词、副词。除表示对动作行为或事物的强调、肯定外,还表示动作行为已经实现。在一定语言环境中,起判断词、假设连词的作用。从“实”和“是”、“寔”的关系,可窥见其功能之发展变化。     

从《左传》用《诗》看《诗经》的雅

以先秦文献中用《诗》较多的典籍——《左传》,结合其用《诗》情况,考察《诗经》中的《雅》,提出《雅》诗首先是政治诗,《雅》的编组以其政治内容为标准的观点;另外,《左传》中的逸诗无论在内容上,还是风格上都近于《雅》诗,更归属于《雅》诗一类。     

《左传》与《诗经》使动用法之比较

本文从使动用法及其特点两个方面进行比较,阐明<左传>与<诗经>的同异,说明使动用法在较早的史料中已经相当多,并非甚为罕见.     

《左传》史学理论初探

本文批评了梁启超“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之说，探讨了《左传》对史学目的作用、史家著史态度、史书文字要求三方面的史学观点，认为我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是紧随着历史著述的产生而产生的。     

《左传》赋诗习俗的渊源与流变

《左传》赋诗是由典礼性用诗而来,典礼性用诗是西周时期祭祀礼、朝聘宴享礼、射礼等仪式中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诗》的礼仪性功能非常显著。随着诸侯征伐和“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典礼性用诗已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和外交形势的需要,于是赋诗传承典礼性用诗,用《诗》的文字意义来实现其政治性实用功能。而战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形势使各国完全撕去了文质彬彬的外衣,赋诗从此销声匿迹。     

论《左传》分化型偏正双音合成词

分化型偏正双音合成词的词义是对正语素原有语义进行分化的结果,偏语素在合成词形成中的作用是帮助实现这种分化。《左传》中分化型偏正式双音合成词的正语素被分化出下位语义时,包括有限分化和无限分化两种分化结果。有限分化又分为下位全程分化和下位半程分化两种情况。     

《左氏会笺》校雠特点刍议

《左氏会笺》是日本学者竹添光鸿汇释《左传》的重要著作,作者在疏通《左传》的过程中,以日本金泽文库卷子本为底本,广聚石经、官刻、私刻、坊间各种宋本及多种旧抄本,博征经史子集各种典籍文献,参稽诸说,对比异同,互勘优劣,谛审正误,择善而从,求同存异,对其版本、篇卷作了全面细致的校雠工作。本文结合实例,对《左氏会笺》补脱订讹、校订倒衍、审音定义等校雠特点略作探讨,以见其有裨遗经、理董旧文之功。     

竹添光鸿《左氏会笺》义例浅释

《左氏会笺》是一部汇释《左传》的重要著作,其注释体例很有特点,笔者已撰文作过些讨论,文章拟继续归纳出以下几条：观文为说、未闻阙疑、辨析考索、经史结合,加以阐扬,旨在明其注述之方,通其治《左传》之门径。     

《左氏会笺》训诂术语浅释

<左氏会笺>是日本学人竹添光鸿对<左传>进行注释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搜览载籍,稽考诸说,折衷众家,深文以辨,审慎以断,守正创新,颇多所得.竹添氏在注疏中,大量使用训诂术语,释义明理.传统术语不仅反映了作者对客观事物进行认知和理性判断的科学自觉程度而且显示了他的学术继承性和创新精神.本文旨在通过对该著中训诂术语的特点的归纳及含义和功能的分析阐扬,使人深入理解作者的疏解,并能全面把握其训诂条例,帮助正确认识其学术价值.     

《左传》梦象的书写与流变

《左传》梦象,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左传》梦中之象可分为鬼神之象、人物之象、动植物之象等,人神关系贯穿梦象的始终,其虚构笔触与史官实录共同反映先民对人事的认知.史传故事化的叙事手法使同一故事在先秦两汉叙梦典籍中互见,有些梦象在流传过程中对后世小说叙事产生了重要影响.     

“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改革开放以来,稳定问题始终在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占据着决定性的权重。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通过不断培育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始终基本维护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稳定的的局面,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础。随着改革的不断引向深入,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发生演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及时地进行自我创新和政策调整,与时俱进地转换维护稳定的模式。“稳定压倒一切”的新政治经济学原理为“中国之谜”提供了一个更加完善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