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思想大厦的立论之基

学衡派是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流派,反对"新文化派",但也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学衡派思想体系宏大,内容庞杂,但是由表及里可以清晰发现其立论之基:有善有恶的二元人性论、古典与现代交融的新人文主义、中庸之道思想、反法兰西激进风格,上述四点既有着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体认,更有着对西方古典和现代的解剖,中西合璧,古今交融,呈现了民国思想文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     

论学衡派文化民族主义表象下的西方中心主义潜流

在对现代保守主义文化思想的代表学衡派的研究中,学界认为其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思想是一种比新文化激进派更为稳健的文化建设策略。本文从学衡派对新人文主义的接受、文化建构策略、治学方式上指出学衡派文化实践中并无太多的中西融合的思想,中西融合的外表下是极强的文化民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吊诡。     

论胡适与"学衡派"在文化建设观念上的分野

在如何设计和建设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问题上,胡适与学衡派表现出实质性分歧.胡适是理论家,但更是实践家,他的贡献更在于开文学和学术的风气之先.学衡派所主张的昌明中国之真文化与输入西方之真文化,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     

《新青年》影响与傅斯年五四时期的作为

《新青年》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极其重要的刊物,它倡导科学和民主、自由和独立,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其影响下,傅斯年“背叛”旧学派走进新阵营,由旧学营垒的得意门生转变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猛士,其文学主张、人生观念及编辑《新潮》践行的“兽性主义”,均与《新青年》强力的启迪影响密切相关.《新青年》的影响,无论对傅斯年个人还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无论对促进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转型还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型转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旧文学的交锋——关于《蕙的风》的错位论争

中国新诗史上关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论争是一场偏离旨归的新旧文学的交锋。最初新文学阵营内部对《蕙的风》的诗体、内容、感情基调等方面褒贬不一,随后由新文学倡导者鲁迅、周作人等共同针对所谓的“学衡派”嫡系弟子胡梦华展开论辩,论争内容由白话诗歌审美标准延伸到新旧文学观念、文化取向和道德标准。论争过程中出现了因人废言的状况,胡梦华所提到的诗集缺点早在胡适、朱自清等人的序言中已有提及,但由于胡梦华的学术背景,导致论争偏离了文学,演变成新旧文化之争,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新旧文学争斗白热化态势,也展示了新文学运动初期偏狭敏感的文学倾向。     

学衡派对儒学的现代诠释和转换

学衡派站在慎思明辩、同情立言的学术立场上 ,通过学理的争辩来说明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中心地位 ,阐释孔子基本思想的现代意蕴 ,批评后儒对原始儒学的偏离和异化 ,并从中西古今文化比较角度 ,提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 ,融通中西 ,返本求新 ,建设新文化的方案 ,这对于 2 1世纪的文化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思想启迪     

包容与拒斥——"东方文化派"伦理思想探究

自20世纪初形成东西方文化论战以来,"东方文化派"促成了一股颇具特色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东方文化派"主张将中国伦理文化推及世界,使其成为拯救西方社会"道德危机"的良方.它以道德调和论和道德形上学为基本思路,建构了中国伦理文化的近代体系.     

《新青年》“新诗歌”专辑研究

基于东北沦陷前期诗歌生产的颓势,《新青年》诗歌编辑于1938年刊出"新诗特辑",初显了其为振兴东北诗坛做出的努力,可称为"新诗歌"专辑的前征象。《新青年》附刊"新诗歌"专辑的出版,是东北沦陷区期刊诗歌编辑挽救新诗的一次重要行动,也是东北现代诗歌历史的一个独特现象,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和研究价值。"新诗歌"专辑显示了以知名诗人金音领衔的阵容可观的诗人群体,诗作呈现出以个体生命的体验表达对社会、人生、理想的认知和贴近现实的书写与抒情等特征,显示出中国古代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的双重影响,诗人对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创作格调的双重选择与探索。     

论《新青年》场域的构成

内蕴理念生成性的<新青年>,以其倡导科学与民主的自我定位与各种文本相互问的对话所产生的影响,召唤后来者对此所进行的再吸收与再创造,构成了<新青年>的场域.<新青年>场域的构成具体表现为同人的聚合、报业的崛起、文化的选择、思想的推进、文学的革命和大学的建制以及论坛的设置七个方面.     

论“五·四”时期的翻译

晚清以来的翻译至《新青年》得以转变。《新青年》的翻译,经过了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三个阶段,奠定了中国现代翻译的格局。《新青年》之后,《新潮》《小说月报》继续了《新青年》的翻译事业,也体现了《新青年》内部的不同走向,大体来说,《新潮》较多承续胡适的思路,茅盾的《小说月报》较多发展周氏兄弟的路径。     

跨文化视野下的《新青年》

从1915年到2015年,《新青年》已走过百年历程.经过百年的沉淀,站在今天的高度,可以看到《新青年》是拥有自己的文化本质的,即一种跨文化的视野.首先,《新青年》秉持的是一种激进而又严谨的文化姿态,这是其具备跨文化视野的内在动因;其次,《新青年》展现的是一种开创现代而又继承传统的文化品格,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跨越;最后,《新青年》表露的是一种关注本土而又通向世界的文化眼光,体现的是本土与世界的融合.跨文化视野是《新青年》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     

《新青年》与东北现代文学批评

<新青年>系发行于东北沦陷区、以青年为时象、为敌伪政权服务的一家综合性文化类期刊.其在发表诸多宣扬"王道政治"之言论的同时,也刊登有表现真实人生与现实的文学作品和论析尚属坚实的文学批评文章.<新青年>时东北文学的批评在刊物的自身历史行程中可分为三个阶段:在其早期,<新青年>多关注东北现代作家作品的研讨;中期则重在从宏观视角对东北现代文学进行整体分析与历史梳理;后期的<新青年>中,文学批评的文章已极为罕见,它用更多的版面刊发了较多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与文学批评并不对称的态势.尽管如此,<新青年>在推动和发展东北现代文学批评过程中,仍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出特有的地位,一些篇章凸现着文学史意义.     

《新青年》的创办与陈独秀的早期文章

《新青年》杂志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柄最响亮的号角,一面最鲜艳的战旗,陈独秀正是手擎这面战旗、吹响这柄号角的时代英雄与先锋战士。陈独秀在中国思想文化的沉沉黑夜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并以主编的身份亲自撰写了一批具有思想震撼力的文章。文章探讨了《新青年》诞生的背景与过程以及最早的思想光芒。     

从新历史主义看新批评派对西方文论的影响

新批评派的理论观念与实践范式对于其后相继出现的诸种西方文论形成了持久的冲击与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新批评派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在文学本质、文本观念与批评策略等层面呈现出沟通与互动等复杂的学术联系.首先,就文学本质观而言,两派对于文学与历史、社会以及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把握体现出各种契合与差异之处.其次,基于文本观念来看,两派在对于文本概念之内涵的理解、对于文本功能的定位等方面表现出诸多相似与不同.再者,从批评观念来说,两派在文学批评的专业化与理论化、批评实践中主体的参与程度与策略选择等方面具有诸种关联性.总之,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念与批评实践在多重层面体现出对于新批评派的承继与超越.     

五四新文化语境与《新青年》的译诗

本文从五四时期的"革命"语境、传播媒介的发展等方面入手分析了《新青年》译诗热潮兴起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从翻译数量、原作国别、诗歌形式、译者队伍等方面论述了《新青年》译诗的特征,并由此突出了译诗与新诗发展的关系。     

化士学为民学:泰州学派变革儒学的当代启迪

以王艮为旗帜的泰州学派,学术上根本的抱负,就是致力于儒学民间化。泰州学派的儒学民间化,是打着阳明学旗号对传统儒学进行变革。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思想纲领的儒学民间化、儒学世俗化之变革儒学的运动,是在儒学史第一次试图将儒学由“士学”变成“民学”的真正的实践运动。现今推行儒学当代转化,最有必要从泰州学派那里汲取的启迪就是:当代的儒学变革(儒学现代转化),不能循其他路数进行,只能循“化士学为民学”的路数进行。为了以这一路数推行儒学现代转化(儒学现代化),当代儒学从业者(儒学现代化的担当者)须通过“三个转变”以落实“三个改变”。     

二十世纪初期马修·阿诺德文化观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作为在英语世界影响力颇大的文学批评家兼诗人,马修·阿诺德的诗作和文论也在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以《学衡》为阵地,吴宓、梅光迪等人对阿诺德其人其文进行了介绍评论,阿诺德对"学衡派"的影响也显而易见。与此同时,梁实秋、朱光潜、钱钟书等人也相继撰文评述了阿诺德的批评观点。探究阿诺德在这一时段中国的译介和接受过程,对我们理解阿诺德的文化观大有裨益,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梳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脉络。     

龚自珍与常州词派

清朝嘉道年间,常州词派兴起,龚自珍与其中多数成员关系密切.其词创作风格及词学思想的成熟,始终伴随着与常州词人的交往,受其影响也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定庵词在嘉道词坛,不依附于流派而自成一体,龚自珍的词学观如“尊情”、“辨体”、“诠释”等方面,更是与常州词派有着诸多差异.可以说,龚自珍始终有意识地与常州词派保持着一定距离,并没有全盘接受常州词派的理论,而是有着更多自己的思考,所以,他的词学观与常州派也处于若即若离之间,而他也没有成为常州词派中的一员.     

“1917”还是“1918”——以《新青年》为中心摭议现代文学的起点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学术界说法不一,大部分教科书以1917年为限.随着“重写文学史”“新文学整体观”等主张的提出,不少学者则主张把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围绕1917年与1918年的《新青年》,运用统计学的方法,从现代的文学观念、文学创作以及现代文学场形成三个方面分析论证后,可以得出结论,即1918年应该确立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并由此可以管窥《新青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肇始意义和价值.     

汪道昆与嘉、万时期文坛的复古活动——以汪道昆与七子派关系考察为中心

作为活跃于明代嘉、万文坛的重要人物,汪道昆在维护七子派文学地位及传导其文学影响,包括建构所在徽州地区与流行于中心文坛的诸子复古思潮之间关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也表现出谋求另辟门户的努力,企图调整或变通七子派诗文复古的某些传统策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由七子派主导而笼罩于嘉、万文坛的复古风尚,在释放出它强势影响力的同时,也被接受与传播对象包括同属阵营文学势力加以不同程度的调整与改造,突破某些固有的路径,使它在变换之中呈现一种多样态和复杂化的发展情势,相对打破了复古话语系统固有的单纯性与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