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理性问责探究——基于41个特别重大事故调查报告的分析

生产安全事故领域中的理性问责状况如何?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视角,借助于对2004-2015年41个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的分析,运用"理性问责"模型检验了问责对象的层级、 责任结构、 管理关系、 问责事由对问责结果的影响和媒体关注度对行政问责人数、 行政问责人员中副厅局级以上干部人数的影响.研究发现,问责对象的层级与问责结果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责任结构、 管理关系、问责事由对问责结果的影响较弱;媒体关注度对行政问责人数和行政问责人员中副厅局级以上干部人数的影响较大.这一发现表明,在生产安全事故中的问责公平性有待提升.在生产安全事故中实现理性问责需要在权与责、 过与责对称性上继续进步.     

政府官员问责制度设计:基于问责程序的分析

在政府官员问责实践中,合理的制度设计是有效问责的前提和基础。问责程序是问责制度中必备的要素,在问责过程中能够为问责主体提供清晰可依赖的问责路径和可操作性的问责步骤和方式,对问责主体的问责行为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实现问责的规范性和高效性。总得来看,政府官员问责程序应包括问责触发程序设计、问责执行程序设计和问责追究程序设计三个环节。     

论监察问责制度的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问责制度是该法中的重要内容。但现有规定还比较粗糙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包括与党内问责的关系还比较模糊、问责的主体和对象范围不清以及问责的程序和方式规定缺失等问题,亟需有关部门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予以规范。建议未来立法首先明确监察问责中的"责任"属性以及与党内问责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再明确监察问责的主体和对象、问责事项、问责的程序和方式等问题。     

委托代理视角下非营利组织第三方问责的困境与出路

第三方问责较其他问责方式在独立性、专业性和问责信息广泛性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解决非营利组织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需要引进第三方问责的方式.非营利组织第三方问责面临着社会评估公益基金匮乏、信息来源渠道窄、问责主体法律地位不明确、问责机构建设不完善、问责能力弱等方面的困境.为此,应通过政府引导和支持、扶持第三方问责主体在我国的发展、解决第三方问责机构弱小、法律不健全等问题;通过拓展问责信息的来源,解决因问责信息来源匮乏而导致的问责结果不准确的问题;通过完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建设,提高第三方问责的能力.     

"三三问责制":责任政府的实现途径

政府责任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执行政策,执行上级指示和遵守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及角色要求,管理社会.实现政府责任的途径就是切实可行的问责制.问责主体也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决策者;二是上级和专门监察机关;三是社会及代议机构、中介组织和公共媒体等.因此,可以把这种问责制称为"三三问责制".决策者和社会主要从自己的利益或政策意图出发判断政府责任,即从政府组织行为的结果上来问责,而组织内的问责主要根据组织过程来问责.无论哪一种政府责任的实现都必须以相应的体制保障为前提.     

论西方异体问责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已经成为了我国行政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要实现途径,被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亮点。问责制可以分为同体问责制和异体问责制,异体问责制度是问责制度的关键,它指行政机关以外的有权机构或人员对政府的问责,其目的在于通过外部的约束让行政官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本文通过对异体问责制度的分析,结合美英等国的问责制度,提出了我国异体问责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分析与建构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与行政问责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日臻完善。然而,从整体而言,中国的行政问责制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其制度设计还不完善,存在着诸如行政问责立法滞后、问责内涵界定模糊、问责主体指向单一、问责客体规定不明、问责范围涵盖不广、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明确、问责惩罚标准不统一、问责启动方向单一等问题。因此,中国立法部门应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对行政问责主体、行政问责客体、行政问责范围、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行政问责方式和行政问责程序给予明确规范。     

西方非营利组织问责理论评介

西方非营利组织问责理论主要有:资源依赖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这些源于经济科学的主流理论在应用于非营利领域时解释力有限。面对非营利组织问责问题,各理论不仅存在诸如问责近视、过度问责、象征性信息、多重问责失序、问责优先性错置、虚假代理和管家疑虑等操作性弊病,还有根本性缺陷。建构非营利组织问责理论,不仅要兼收并蓄,还要从非营利世界的自身规律和问题中寻找出路。同时,西方非营利组织问责理论能够为探索本土化的非营利组织问责理论提供借鉴和启示。     

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的执行与问责体系探析

本文归纳了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的执行与问责体系,以有助于我国建立社会工作的专业自律体系的建立。伦理守则的落实需要静态的规范系统和动态行动体系来支持。其中,规范体系包括教育课程方面、职业资格认证方面、实践标准方面、机构规章及国家政策法规方面等;行动体系则是指社会工作机构、同事、伦理守则的制定机构及其伦理委员会、职业责任险的提供者、社会工作者个人等方面。问责体系主要通过一定的投诉和制裁程序来体现,其一般程序包括提出申请及初步审议、小组委员审议及裁决、公布及执行裁决结果等。     

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的执行与问责体系探析

本文归纳了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的执行与问责体系,以有助于我国建立社会工作的专业自律体系的建立。伦理守则的落实需要静态的规范系统和动态行动体系来支持。其中,规范体系包括教育课程方面、职业资格认证方面、实践标准方面、机构规章及国家政策法规方面等;行动体系则是指社会工作机构、同事、伦理守则的制定机构及其伦理委员会、职业责任险的提供者、社会工作者个人等方面。问责体系主要通过一定的投诉和制裁程序来体现,其一般程序包括提出申请及初步审议、小组委员审议及裁决、公布及执行裁决结果等。     

发展方式转变呼唤科学问责

科学问责对于加强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促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非科学问责影响了政策的执行力和公信力,阻碍法治政府建设和发展转型升级的进程。应全面加强问责工作的规范化建设,提高其科学化水平。     

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

对行政问责制度的科学评估可以深刻地揭示其价值和功能,为制度设计提供客观标准和量化依据,是改进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工具和科学手段.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价常常涉及多个因素或多个指标,评价是在多因素或多指标相互作用下做出的一种综合判断.借用数量学的方法并根据行政问责制度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先设计出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价指标体系问卷调查表,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来计算行政问责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分值,更能够体现出行政问责制度评估效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香港社会工作管窥之三：评估与问责

在香港，无论是接受政府资助的社会服务机构，还是自筹经费的社会服务机构，都必须面对评估和问责的要求。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接受资助方——政府的评估与问责，而后者更多是向社会公众“交代”。     

官员问责的政治逻辑、制度建构与路径选择

官员问责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它是民主政治的必然逻辑、权责一致原则的具体要求和改善中国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官员问责宗旨的实现有赖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制度,当前需要重点关注问责的事由、问责的主体、问责的程序制度。但是,制度建构属于基础性的条件,是一个较为长期的任务,目前还应该选择坚决锁定行政高官为问责对象、特别重视官员问责的连带性、认真分析不同类型责任的承担方式、极力推行政务公开与透明等关键点加以突破。     

大数据算法技术应用于行政问责的实践理路

大数据算法技术应用于行政问责是我国社会治理转型中的一个具体面向,是理论领域与实践应用共同关注的重要命题。行政问责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行政决策效果的重要手段,但是基于大数据算法技术的发展,目前存在大数据算法技术简约化与行政问责复杂性、程序化与社会性、精准化与风险性之间等多重矛盾。以大数据算法技术视域下行政问责的现实必然性和逻辑正当性为考量,一方面应通过由规范治理到包容治理的深化、由协同治理到整体治理的升华、由技术治理到智慧治理的转型进行思路重构;另一方面应探索提升组织机构效能、保障问责程序正当、强化制度体系规范、优化监管机制创新等具体措施,以宏观思路转变和微观具体措施完善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制度的进一步优化。     

政府的政策执行偏好:表达、固化与问责机制——西北Y县民政局两种社会政策的执行比较

政府在不同社会政策的执行上具有优先序列和偏好成为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西北某县民政局两种社会政策的实施进行比较分析,阐明在社会政策执行实践中的优先序列表达及其固化过程:基层政府在不同政策执行时的回应(包括认知、态度、强度)和自我预期上的差异性是影响政策偏好表达的原因,各级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具有偏好的行为逻辑加深了其固化,而产生回应与自我预期差异、产生偏好的本质原因在于县级政府及部门问责机制的局限性.     

从官员复出失范审视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漏洞及其修复

问责官员的去向与安置作为行政问责最后一个环节既体现行政问责的执行效力,也反映行政问责制度本身完善与健全的程度。问责官员"悄然复出"、"迅速复出"、"神秘复出"甚至"无痛复出"等失范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漏洞,如缺少对行政问责客体的后续跟踪和监督机制,问责标准模糊、范围狭窄,问责程序启动的内生动力不足,制度合法性自我消解等。重视并规范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细化并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及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执行力度是修复行政问责制度漏洞、促进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深化行政问责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中国古代决策过失责任论析

决策过失责任萌芽于原始社会,随着国家的诞生,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仅用来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而且也用来约束统治者自身,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为了规制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决策过失责任在立法中得到反映,进入封建社会则有了比较充分的体现,特别是在司法领域,主要体现在对案件管辖中的决策过失责任的追究和案件审断中的决策过失责任的追究;在行政管理中和同一官署内部及上下级官署公事管理中也存在着决策过失责任.由于古代社会"诸法合体"的立法体例,决策过失责任就不仅表现为刑事责任,同时还包含一定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也主要表现为依据行为人的行为或危害结果追究其决策过失责任,不考虑主观心理,从而表现为结果责任.     

香港社会工作管窥之三:评估与问责

在香港,无论是接受政府资助的社会服务机构,还是自筹经费的社会服务机构,都必须面对评估和问责的要求.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接受资助方-政府的评估与问责,而后者更多是向社会公众交代.说到对受资助机构的评估,就必须要提到《服务表现监察制度》.它是对受资助机构进行规管、厘定及评估服务表现的重要文件,包括社会福利署与受资助机构签订的...     

行政问责与政府执行力问题探究

构建责任政府,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的逐步完善,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这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在我国是实际生活中政府的诚信缺失屡见不鲜,因此,健全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加强对政府执行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约束,从根本上防止权力滥用和行政不作为,提升政府执行力,是一个十分重要和迫切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