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著作中的都市生活与城市空间

在霍尔的著作中,城市空间扮演了政治想象及其实践舞台的双重角色。城市是一种自由与隔离相互交织的矛盾领域,重构了人们考察种族、权利和身份等问题的思维方式。都市生活感是将身份进行理论确认的经验认识转化为一种理解权利语言和社区语言之不可通约性的基本特征,而这便是对21世纪的全球化大都市中的种族政治学的一种理解。     

从反本质主义的“身份”到逆向文化策略——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观探微

文化身份长期被视为固定不变的本质。然而,斯图亚特·霍尔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视角出发,对"正统"文化身份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和质询。霍尔以微观话语视角切入文化身份议题,揭示了宰制性资本主义主导权力话语对从属社会群体和边缘民族文化身份压制和剥夺的实质,对意识形态的霸权微观机制给出了新的批判维度。与此同时,霍尔还致力于逆向文化策略的探索,以期通过话语斗争夺回文化身份署名权,力图实现文化身份被压制后的重返。当今,后现代的全球化进程促使文化身份焦虑问题愈发凸显,霍尔的文化身份研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回应,为"反抗霸权阶级及其盟友"的压迫提供了崭新的视野和工具,对其深入阐析有助于推动文化身份问题的中国省思。     

社会学和社会的文化-审美发展

高尔基把文化称为人所创造的“第二自然”。这确实是理解文化及其本质的出发点。至少,普遍的看法就是如此。但是,文化是复杂的、多层面的现象。因此,围绕“文化”概念进行经久不息的争论就不是偶然的了。关于文化的定义有许许多多,它们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其中主要的本质就是知识的积累及其实际应用的统一。因此,为避免文化定义中的含糊不清,就必须区分,一方面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过程本身以及这一创造过程的客观成果;另一方面是对这些价值的掌握以及在生活、实践中善于运用它们。     

矛盾根本属性初探

矛盾问题是辩证法的核心问题,研究辩证法,当然要首先明确何谓矛盾。长期以来,在我国哲学界存在着把矛盾等同于对立和斗争的看法,诸如:“可以把‘对立’和‘矛盾’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因为“‘互相对立’表现了‘矛盾性’的最本质的关系”;“‘矛盾’只是‘反对’、‘对立’含义的抽象化,并不具备统一、一致的含义”;“矛盾本身有其自己的规定性,矛盾就是一种对立”;等等。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下面谈点自己的认识。     

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教育在促进亚太国家和平与公正中的作用

在人类生活中,和平与公正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和平导致文化艺术的繁荣和重大的科学发现,减轻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类的幸福。要为“和平”下一个定义并非易事。2 0 0 1年,夏威夷大学的J.加尔顿教授提出,“和平”可以狭义地指没有战争———按照国家、民族、种族、阶级或意识形态而划分的群体进行的有组织的暴力;“世界和平”指没有外部战争:国家之间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化之间的战争) ;而“内部和平”则指没有内部战争:民族、种族、阶级或意识形态群体挑战中央政府或相互挑战。“公正”的性质和特点则随着时代和需求的变化而变化。1 998…     

论分工的本质──兼与董田春同志商榷

分工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然而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搞清分工的本质,不但有助于经济科学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于我们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和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 关于分工的本质问题,我国学术界没有专门对它进行过讨论;只是在涉及到分工问题的一些论著中,有的把它归结为生产力的范畴,有的把它归结为生产关系的范畴。苏联学术界过去曾有一种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认为分工是“生产力的形式”①,但也有些学者近几年提出“分工是反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辩证法的…     

“失业危机”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意义(英文)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既是制度层面的利益重新分配,也是经过符号运作建立阶级身份的过程。本文通过对A企业产权制度变迁过程的考察和对其中26名员工的访谈,分析了工人阶级在产权制度变迁中共同经验到的“失业危机”;在市场与资本的共谋之下,工人阶级群体分化为有技术、有竞争力、年纪轻的“上岗”人群和没有技术、没有竞争力、年纪大的“下岗”人群。这种身份划分既是资本权力的运作也是文化符号的运作,它使“下岗”工人把问题指向自身,削弱了他们的反抗力量;“上岗”工人的共同利益明显化,并有了明确的利益诉求。在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不能混淆“关系网”与“社会关系总和”

不久前,读到《社会》1985年第三期刊载的王建胜的《“关系网”正名》一文(以下简称“王文”),有些不同的见解。“王文”中引用了马克思关于人类本质的论述,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说,这就是王文所理解的“关系网”一词的理论根据。以此出发,王文把“关系网”同“社会关系总和”相混淆,把二者等同起来,因此又产生出“关系网”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产物,以及“关系网”永恒存在的必要性等等观点。但是,我认为,作为人的社会本质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与我们目前所说的“关系网”是有根本区别的。第一,“社会关系的总和”具有全人类性和抽象性,“关系网”则具有地域性、个别性和具体性。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关于人类本质的错误看法以后,提出了人类的本质,即“人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认同与主体建构

消费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重新定义自我存在与主体建构的能动体现.引致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认同的本质在于:弱化阶层属性的新策略、身份认同的新转向、主体建构的新机制.在"留不下的城"与"回不去的乡"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依然没有定性的归属,消费认同本质上成为他们寻求自我存在和本体性安全感的重要渠道.但是,这种基于消费实践的消费认同与主体建构,是否会陷入过度消费的陷阱,造成认同的扭曲,依然是我们今后要积极面对和重视的一个现实问题.     

后殖民主义视域下少数族裔文化身份的迷失与重构——以《典仪》和《北迁季》为例

文化冲突及其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影响是后殖民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对《典仪》和《北迁季》的文本解读,不仅客观地揭示了印第安和阿拉伯少数族裔的历史、文化及生存状况,展示了世界少数族裔构建自身文化身份的艰辛历程和策略,更突显了种族及殖民关系下的文化身份迷失与重建并非只属于某一个民族,而是整个人类需要面对的重大议题,这对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族裔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精髓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在我国,建国头八年发展是健康的,形势很好,以后就出了问题。从1958年至1978年,这期间经济建设虽然也在逐步发展,但总的来说是处在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人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出现这种曲折和失误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邓小平同志认为,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他在1980年5月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数和页数）党的八大路线之所以没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以后之所以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根本原因是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正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使得我们过去把某些并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形式、手段、方法当作社会主义来固守;而把某些并不损害社会主义本质的形式、手段、方法当作资本主义而拒绝接受。     

苏联及其后继国的民族地位和民族问题：一项制度主义的解释

苏联虽已解体，但其对种族一民族（ethnonational）之异质性的独特的适应能力这一矛盾性的遗产还依然存续。这一适应能力取决于制度化了的多民族身份（institutionalized multinationality）。苏联不仅在人种统计学的意义上（根据其人口的特殊的种族多样性）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制度性的意义上它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苏联国家对作为国家及其公民基本构成部分的多民族和多民族身份的存在，     

评《美的探索》对李泽厚美学观点的批评

施昌东同志的《“美”的探索》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年版)比较系统地对美学的各种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这无疑是很可贵的,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是,《“美”的探索》(以下简称《探索》)中有些观点和研究方法却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仅就该书对李泽厚美学观点的批评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探索》批评李泽厚的美学观点主要有三处:第一,批评他关于“美的本质”的看法;第二,批评他主张“美感以直觉为特征”;第三,批评他在“移情”理论上的自我矛盾。下面我们逐条进行简要的评析。     

论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对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的批判

自由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特征无论在古典自由主义中还是在现代自由主义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对个人主义进行批判和否定的力量最初主要来自保守主义思想和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乌托邦思想家们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反映出社会主义就是在批判个人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思潮和流派,对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的批判性和超越性是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同所具有的本质特性.“社会民主主义”一词是社会主义概念进入政治的结果,其诞生同样意味着对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的批判和变革.同时,社会民主主义的份值观也是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实践,使得社会主义因素和特征——对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的批判性和超越性较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中得到了更多的体现.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锋芒所指即是作为自由主义核心的个人主义.马恩对个人社会性的揭示体现出对个人主义的批判:个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不能离开共同体而独立存在;共同体的自由和发展程度决定个人的自由和发展的程度;“自由人联合体”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的共同体社会组织形式.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对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的批判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家校共同体建设中的问题探析

实践共同体理论强调共同体是在持续的意义协商中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借助该视角对中小学教师与家长进行访谈,了解他们的日常沟通情况和身份建构问题.研究发现:家校相处缺乏深层意义协商;对彼此的刻板印象限制了家校对合作的想象;教师单方把控力量集结,使"合作"沦为"家长配合".究其原因,首先,学校制度安排挤压了情感互动空间,限制了家校双方的身份意义;其次,尊师传统强化了家长对教师权威的信奉,滋长了现代教师专业主义;此外,技术媒介仅为强势的校方所用,没有成为促成家校共同体的力量,并可能强化刻板印象.建构家校共同体的关键在于促进教师和家长反思固有价值理念,为新关系、 新身份的协商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身份犯与亲手犯、不作为犯之比较

英美法系中没有亲手犯的概念,也没有间接正犯的概念.大陆法系中的亲手犯,是指以间接正犯的形式不可能犯的犯罪.身份证意味着行为者是具有特定身份的,否则不构成身份犯.身份犯与亲手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纯正身份犯只影响量刑,而不影响定罪,所以关于身份犯与亲手犯的关系问题应该在纯正身份犯中探讨.关于纯正身份犯是否都是亲手犯的问题有三种观点:否定说主张纯正身份犯都不是亲手犯;肯定说认为没有刑法身份就不能成立身份犯;折中说认为应区别对待,有时无身份者可以成立身份犯的间接正犯,则该身份犯不是亲手犯.不作为犯与身份犯是不同层次的两个概念,当不作为犯的行为者具备身份犯之身份之时,此时的不作为犯即是身份犯.     

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人的本质问题及其哲学意义

马克思哲学内在地蕴含着人学维度,但又不能把它等同或归结为人本主义.长期以来,马克思哲学中人的维度之所以被遮蔽,是因为传统教科书所奉行的哲学解释框架的固有缺陷.只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才能对人的问题求得合理的解答.马克思在《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述中,分别从实践和社会关系两种视角对人的本质做了规定.这是两个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视角,如果说实践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或一级本质,那么由实践活动所形成和派生的社会关系就是人的二级本质或次生本质.实践作为人的“类本质”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即历史地发展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二是指作为历史运动最高目的的、符合人的自由本性的活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或“自由王国”.它们都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学”概念,前者可称为“历史人类学”,后者可称为“哲学人类学”.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涵盖这两种意义的“人类学”概念,否则就难以避免“经济决定论”的指控.而按照“经济决定论”的解释,马克思哲学中人的维度将始终处于被遮蔽之中,不可能获得内在肯定和确认.     

古代隐士的称谓分类及其身份特质研究

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隐士的称谓多种多样,按照其命名方式,大致可概括为五类:以“人”为描述中心的称谓;隐逸行动作为身份指示的称谓;隐士原型及其衍生的称谓;以隐士居处空间作为指代的称谓;来自经典隐士文本的称谓。这些称谓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隐士的身份特质,如隐居、不入仕途与道德高尚等。而且每一种称谓都反映了人们对隐士的认知程度,和对隐士的接受维度。     

试论罗尔斯后期“社会统一”问题及其社会观

某些共同体主义者批判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将个人预设为“无牵无挂的自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学界普遍忽视了罗尔斯的社会观及其后期的理论重心:“社会统一”问题.然而,罗尔斯不仅将现代民主社会理解为其成员具有合作需求的“社会联合”社会,而且也将其理解为社会形式和历史传统对其成员的身份具有巨大型构作用的“社会内嵌式”社会.在这种社会观的参照下,罗尔斯后期提出的“社会统一”的深层根源就来自于作为世世代代的社会成员集体政治-社会实践结果的社会生活形式和社会生活传统.     

领导活动的本质——制定和实施战略——读《领导战略论》

我省作者王安平、郭晓华合著的《领导战略论》,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它填补了领导科学理论的国内空白。领导,不论是那级领导,不论是什么领导,都起着“领”与“导”的作用。因此,领导者就其本质的活动来说,就是战略活动;就其根本工作来说就是战略领导。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战略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无所谓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