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大学问》对“万物一体”的诠释

王阳明晚年对“万物一体”多有阐发,且在前人基础上有不少创新之处,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在《大学问》中以《大学》的“三纲领”来系统诠释“万物一体”。阳明认为“明明德”是立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亲民”是达天地万物一体之用,而“止于至善”则是“明德”和“亲民”的终极标准。如此一来,阳明将儒家内圣外王之纲领的《大学》归结为“大人以万物为一体之学”,这不仅赋予了“万物一体”以内圣外王的内涵,也体现了他以《大学》为核心诠释儒家其他经典和思想的倾向。     

物的价值与人的责任：王阳明“万物一体”理论的生态伦理学意义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无论是哲学界、伦理学界还是宗教学界的学者纷纷从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发掘有利于生态保护的思想资源,来回应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思想一向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但如此,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更是进一步揭示出人和自然息息相关的联系。＂天人合一＂的思想包含在孔子＂践仁知天＂和孟子＂万物皆备＂的理论中,这一思想还被后人发扬光大。到宋明理学时期,程颢认为＂天人本一,不必说合＂,从而正式提出了万物一体的思想。王阳明对程颢的万物一体思想有所继承。然而,他不但将＂万物一体＂的理论纳入到仁的范围里来论述,而且把仁的实践范围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人和万物的关系,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伦理学意义。     

论儒家“万物一体”的生态观——重读《大学问》

从生态的视角来看,儒学对于当今世界所能贡献的思想与精神资源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生态学而论,儒家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应当被界定为一种基于“天人合一”的“一体现”.这种儒家的“一体”生态观实际上是王阳明《大学问》所蕴涵并贯穿始终的核心内容之一.然而遗憾的是,迄今在儒学生态思想的讨论中,对这部儒学经典的意涵和重要性却措意不够.本文旨在通过对《大学问》的重新解读和分析,揭示儒家的万物一体的生态观.依笔者之见,生生不息的一体关系不仅建立在自我与他人、人与自然之间,更在于作为共同创造者的人类与整个宇宙以及无限之间.     

他人的痛——对万物一体之仁说的沉思

从万物一体角度诠释“仁”,这是宋代新儒家程颢运用孟子学说资源对儒家的仁说作出的一种新的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程颢所理解的“万物一体”接近于“万物共体”的意义。后来程颢的论说不再侧重万物是不是一体,而是认识不认识万物是一体,强调仁者是通过理性认识了解万物一体的事实或真理。尽管程颢将论说重心作了转移,却并没有解决万物一体说的根据问题。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与“治天”思想

正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在当代有多重解释路向,彰显了丰富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然而学界大多是从形上的角度去诠释"万物一体"思想,如本体论向度以及境界论向度等,[1]对其中内涵的与现代社会中治理自然相曲通的思想的研究仍然较少。"治天"中的"天",并不是指抽象的道德世界或超越的宇宙力量,而是与人类社会相对的自然界。所谓"治天",在王阳明那里,就是从"万物一体"思想出发,说明自然与人同根同     

王阳明民生思想探析

王阳明的民生思想是其“良知”、“致良知”及“知行合一”思想在政治实践上的综合体现,具体表现在其为政期间的公移、奏折及与生友的书信中,以及巡抚南赣汀漳期间赈济灾民、减免税赋、疏通盐法、平息叛乱、设立县治、整顿吏治、兴修桥梁、设立社学、教化民众等爱民、恤民、亲民、护民等民生实践中.     

从“心之良知是谓圣”到“万物一体”--小议王阳明的圣人观

从“心之良知是谓圣”到“万物一体”,体现了王阳明圣人观的两个核心。“心之良知是谓圣”回答了“成圣何以可能”的问题;“万物一体”则进一步指出了圣人必然要达到的精神境界。王阳明赋予了每个人以成圣的可能,大大提升了普通人成圣的信心,体现出人性平等的思想。但作为儒者的圣人,并不是与日常百姓等同,而是应当履行儒者的社会责任,将一体之仁施行于天下。     

他人食饱,公无馁乎?——在"万物一体"与"圣贤有分"之间

王阳明首先以"知"说"万物一体",认其当从"感应之几"上看.感应之几有二用:一方面一气流通,正是万物一体给出了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另一方面,圣贤有分,人对万物的普遍的恻隐顾惜之情成为万物一体的开始.他也看到,二用又必归一几:"才能之异者"悲天悯人的救世热忱,与"才质之下者"各随其分的尽职精神,二者的搏斗、协调,只能指向人性的陶冶和养成.作为一种理论,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实质上是一种事关修道的审美直感论,它坚持了儒家知行合一的品格,"行"之而成,与"政治哲学"有很大的距离.     

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心学超越

从经典诠释建构哲学系统,是中国哲学前进的动力和主流.在经典与诠释的张力下,文本的经典地位发生着转换,诠释的意义追寻发生着游移.王守仁以心学诠释经典,实现了对经典诠释的超越.他以古本为基,透显了对原始儒学的复归.其诠释经典之旨在于得意忘辞,探求圣人之意,把捉圣人之道.他以心为标识,化天理为良知,认为六经不外吾心,吾心自有六经,其"解经"的实质是"解心".     

郭象“适性”而为思想中的万物一体境界

郭象是魏晋玄学时期的重要哲学家.他提出了"适性"而为的理论,他认为事物是"自生"的,每个事物的"性分"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每个事物只能顺自己的"性分"而为,而且也只用"适性"而为.郭象的"适性"而为思想中有很浓的万物一体境界,体现了万物相通相融,体现了事物间的一种共通感、一种责任、一种尊重和一种平等.     

王阳明“误读”朱熹格物论之重思——基于心性之理与万物之理关系的考察

王阳明批评朱熹格物论“析‘心’与‘理’而为二”是否为误读,可谓众说纷纭。朱熹既然强调“心具众理”且“万理具足”,则即心求理应属可行,且足够穷尽世间万理,但他却要求学者一定去即物穷理,似有自相矛盾、心理为二之嫌。然而,朱熹的即物穷理实有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两个隐微前提。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故虽“心具众理”,而穷理工夫必于事物情境之中展开;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则虽即物穷索,而所求亦乃即物而显的心性之理。因此,朱熹强调即物穷理,同时也是彻底坚持了“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原则。然而,相关前提在朱熹哲学中虽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直至阳明哲学才被明确诠释出来,从而正式澄清了格物工夫中物理与心理的合一问题。抛开误读问题,朱熹哲学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的内容,到阳明哲学则被明确诠释而大放异彩,可说阳明格物论是对朱熹格物论逻辑一贯的发展与完善。     

论二程对《西铭》诠释之差异:从"万物一体"到"理一分殊"

自程颐以"理一分殊"来诠释《西铭》,后世学者尊奉不已.但《西铭》中包含的"万物一体"思想却转而晦暗不明.从《正蒙》"气一元论"角度可以阐发出"万物一体"之旨,而程颢也是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角度来诠释《西铭》中所备言之"体".在程颢没后,面对杨时对《西铭》"言体而不及用"可能流于"兼爱"的质疑,程颐提出"理一分殊"的诠释模式为《西铭》作辩护.以"理一分殊"诠释《西铭》无疑是程颐的一项创造性诠释,但只有重新回到理学产生的原初思想语境,重新抉发出《西铭》中所蕴含的"万物一体"思想,"理一分殊"在理论上的重要性才能更加显豁.     

王阳明对《大学》的经典诠释

王阳明作为明代儒学发展的代表,他对《大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从他诠释《大学》的过程,可以发现其对《大学》古本的重视,对《大学》主旨的心学化理解以及对《大学》中概念与义理的独到诠释,他的诠释方式是以他的心学思想为基础的,通过研究王阳明对《大学》的诠释也可以更好的理解王阳明的思想。     

“天下万物不可谓之一体”——以《天主实义》为例论利玛窦的宇宙自然观及其当代处境

中国的万物一体思想渊源已久。从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到程颢的"天人本一,何必说合",正式确立了万物一体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合法地位。然而,作为中国哲学的正统思想之一的"万物一体理论",却遭到了西方著名传教士利玛窦的批驳。在当前的生态危机面前,万物一体理论是中国哲学可以提供给世界的重要思想资源。而利玛窦代表的天主教思想却对此予以否认。从这位传教士的辩驳中,我们既可以了解,当初的天主教所接受的自然观,以及与中国传统自然观的区别,又可以反思,在当代环境下,两种文明间是否存在新的交流与沟通的可能性。     

"万物一体":真善美统一的新哲学观--张世英哲学思想初探

张世英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他学术研究的前期,以研究黑格尔哲学而著称。近20年来,他从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现当代哲学及其相互结合的视角,运用“融会古今、贯通中西”等方法,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思想的系列研究,提出了“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新哲学观,取得可喜的成果。这对于如何构建、发展中国的现代哲学,有着重大的意义。     

去知识以成德性——王阳明的格物说

格物说是王阳明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宋明理学中聚讼不已的一个问题.王阳明的格物说主要针对了明代流行的朱熹格物说.在对格物的理解上,王阳明纠正了朱熹之穷理的知性偏向,将格物诠解为三层意含"意"(德性)的落实,即所谓"良知"的外推;"去其不正以为正"的工夫;"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王阳明的这种诠释,祛除了朱熹格物说的知识倾向,将格物说最终落实在道德践履上,重新确立了在格物问题上的儒家德性主义立场.     

王阳明与传统儒家思想的终结

天人之辨是儒家学说的主要问题。早期儒家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开辟了儒家重人间、强人文的方向,孟、荀随之。汉儒通过人副天数,将人与仁道提高到与天相近的高度。魏晋儒家倡导天人一体。宋儒在接受了天人一体观的同时,提出人与仁才是天地之心、宇宙的主宰者,并从思辨哲学的角度予以论证。至此,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达到了极致。这种人类地位的极致化同时意味着人文之路尽头的到来,即传统儒家思想的终结。明末至清代思想要么照着讲,鲜有创新;要么开始转换话题,这也间接证明了儒家传统话题与思想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