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药与魏晋南北朝政治斗争和矛盾处理的关系

本文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毒药与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处理的关系。认为当时毒药已广泛用于政治谋杀和官员的自杀事件之中,并使用于战争、血亲复仇、忌才、殉葬、家庭矛盾事件中。随着时代的发展,毒药对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影响呈日益显著之势。     

晚清社会与乡绅权威的塑造——以河内县寨卜昌村为例

乡村社会史的视角,利用文献及田野调查所见之碑铭、家谱等资料,探讨了卜昌村王氏在面临近代基层社会秩序急剧动荡变化时所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分析了王氏如何利用清政府制度并通过实施一系列文化措施树立起自己在乡村中的权威,成为新的社会秩序重朔过程中的领导者和整合周边乡村的组织者,并在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的实践中创造和积累起了自身的权威。     

论伪造、变造文书的检验

在同罪犯作斗争中,有的犯罪分子利用技术方法伪造公文、工作证、边境通行证、户口迁移证、护照、证明信、合同书、支票、收据、帐目、货币、票证等,以实现其犯罪目的。因此,通过文书检验,揭露证明伪造事实,分析判断其伪造方法及特点,为侦查破案,审理罪犯提供线索,为证实犯罪或澄清嫌疑提供证据,为解决民事案件提供依据。 伪造文书,是以真样为样本,或按伪造者的需要,自己设计,用复印、描绘、印刷等技术方法制作的假文书;变造文书,是伪造者利用真实文书的一部分内容,并加进自己为达到     

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

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的独特身世,使其对汉高祖刘邦高度认同,由此兴起了一场《汉书》经典化和刘邦神圣化的运动,《汉书》从史学意义上的典籍一跃而为政治意义上的经典,刘邦也从宋元时的无赖形象陡升至圣人和偶像的地位。这一运动对明代君臣的行为取向、政策指向、史学倾向和文学转向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清水江文书所见清、民国时期的风水先生——兼与徽州文书的比较

清水江文书是继徽州文书之后发现的较大规模的地方文书群,其绝大部分为土地、山林买卖和商业活动的契约。而其中与社会生活有关的关于风水先生活动的部分文书,反映了清、民国时期风水观念在清水江流域已深入人心．葬地堪舆、阴地买卖在当地已较为盛行。相当活跃的风水先生堪舆报酬除银钱外,不少被酬以所觅之风水宝地之一部分的做法相当普通,并且风水先生还有作为见证参与墓地的财产分割,这与徽州通常以支付风水先生银钱作为报酬以及风水先生不能参与墓地的分割明显有别,不仅反映出两地风水先生之社会地位存在着差别,也折射出两地人文传统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不一致。     

黑水城《麦足朶立只荅站户案卷》补正

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有一批《麦足朶立只荅站户案卷》文书,因其具有真实性、通俗性、丰富性等特征,故是研究当时语言文字、法律制度、历史文化等的宝贵语料.由于此批文书存在内容残缺不全、字迹漫漶不清、文字讹脱衍倒、字形草俗并呈及词语疑难不解等方面的问题,导致整理本在释录方面存在一些可资商榷的地方.今通过研读图版,综合运用语言学、文字学、文献学等方法,就整理本存在的一些释录可商之处进行校正和校补,以冀还原此批文书之原貌,促进此批文书的深入研究.     

金庸小说中的复仇母题与爱情

金庸小说复仇母题与爱情的关系,可分出四种类型:1.爱情遭拒,变态复仇;2.利用爱情复仇;3.爱情消解复仇;4.为了爱情而复仇。爱情遭到拒绝后的变态复仇,可见环境对性格影响;利用爱情达到复仇目的,和以爱情消解复仇者心中仇恨,为爱情而复仇,均体现了爱情与人性关系。复仇与爱情相互作用下流动着个体生命体验,即金庸一再强调的"写人"、"写人性"的武侠文学审美理想。在对复仇与爱情关系的重新整合中,金庸小说对传统武侠小说模式的突破在于,以"反武侠"精神对武侠小说进行了"现代化转换",找寻其中蕴涵的人性启迪意义与文化反思价值。     

经学与汉代的丧葬、祭祀活动及复仇之风

两汉之时，民间习俗深受儒家经学的影响。这也表现在丧葬、祭祀活动和复仇风气方面。当时民间流行的丧葬仪式和随葬器物，人们推出的厚葬或薄葬主张等，大都以经学理论为依据。而盛行一时的复仇之风，更是人们贯彻儒家经义的直接体现。当然，较之早期儒家经典的记载和规定，汉代的一些习俗也发生了某种变异。     

中西方古代复仇文学之比较——以《赵氏孤儿》和《哈姆雷特》为例

从中西方古代复仇文学差异的角度,以我国元代著名悲剧作品《赵氏孤儿》和英国经典悲剧作品《哈姆雷特》两部作品为例,试探讨复仇文学在中西方不同背景下,复仇过程描写、复仇主体心理以及复仇结果的差异,并从两部作品创作的社会环境、中西方文学传统以及中西方所属文明三个层面来深层次地探寻相同主题的文学在中西方存在的明显差异。     

社会转型期农民自杀影响因素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民自杀既与传统时期农民自杀有相同的逻辑,也有其独特性,它是现代性进村与农村社会文化结构及农民家庭和个体发生碰撞和作用的结果。不同区域农村的社会文化结构差异巨大,农民自杀也有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同一村庄不同年龄、性别、阶层的农民群体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会有不同的反应,从而使得农民自杀不仅有时间和空间差异,还有年龄、性别和阶层的差异。家庭是农民自杀的主要场域,家庭矛盾是农民自杀的主要诱发因素,降低农民自杀率首先要从理顺家庭关系着手,现阶段尤其是要将老年人从子代家庭关系中剥离出来,消除可能导致他们自杀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还要构建干预农民自杀的国家责任,通过国家设置议程、采取措施确保农民不受到“自杀”的威胁。     

地方社会与国家历史的长时段型塑——《吉昌契约文书汇编》价值初识

作为2009年发现、收集、整理"吉昌契约文书"的组织者和主要操作者,在<吉昌契约文书汇编>即将出版之际,对吉昌契约文书的价值进行初步探讨具有一定的意义.体认到这批民间历史资料的面世,可丰富我国契约文书区域和族群类型的种类;可填补我国屯田制度地权变迁及影响的民间史料的空白;可给予明朝以来西南边地基层社会在文化与经济纠结中如何实现国族整合的相关信息;可为从村落视角透视黔中区域社会-经济形态转型提供最基层史料.这对以村域为研究对象来认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而言,蕴含着若干待挖掘资源的潜质,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晚清至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生活的出继立嗣文化现象——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书为中心

清至民国时期,贵州清水江流域天柱地区所保存至今的大量文书,以其突出的归户性、系统性特征成为研究当地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其中不少择嗣立继的契约文书,反映了当地承续宗祧的习俗文化特点。既有收养同宗之次子为后嗣,或过继同宗之孙承祧者,也有以长子出继,或以易子而教之名出继者,均反映了宗族内部义与利结合的秩序特征,体现了族众亲疏远近调整自治的风规礼俗,代表了利益协商机制存在的社会活力,揭示了家庭人格形态继承权获得的程序方式。对这类生活意志产物的文书内容研究,有裨于加深对乡土中国社会的认知。     

心灵成长的历程--析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的复仇的延宕行为是因为他需要时间使自己的心灵逐渐成熟,他需要经历心灵的磨难,他通过对人生的思考,对自身的审视,他认识到了社会的黑暗、人性的堕落、人生的虚无和自己的懦弱.他经历的三件事使他心灵走向成熟,坚定了他复仇的决心.使他成为一位敢作敢为的英雄.他的故事对今天的青少年的人格完善仍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中西复仇时间观念的差异——《哈姆莱特》与《赵氏孤儿》的比较

《哈姆莱特》与《赵氏孤儿》两部戏剧同是写复仇,但却传递出了中西两种截然相反的复仇时间观念——对哈姆莱特复仇延宕的批评和对赵氏孤儿二十载大仇终得报的褒扬。本文认为,复仇时间观念是一个民族之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民族自身的情感与社会进程中的思潮、伦理、道德等多方面因素经过不断整和而形成的。中西复仇时间观念的盖异原因来自于观念的母体——民族文化,根源于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血仇困境中的人性与阶级救赎——以话剧《原野》为中心

曹禺的剧作《原野》展现了一幅宗法制社会的图景——家族的复仇和恋爱悲剧。但是,宗法制复仇文本既然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现代语境中,就不可能不受到现代文明之光的聚焦和透视。《原野》就表现了传统宗法制文明与现代人道主义文明交融时期的乡土中国的复仇行为与复仇者的人性困境。而仇虎的复仇绝境,为革命现实主义的阶级救赎提供了契机。     

我国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研究

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对提高其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具有重大意义.从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事实层级明晰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是什么"的问题、核心层级说明刑事裁判文书之因果逻辑、实践层级说明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施行方法等三个层级,论证了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立足起点、把控关键与目标指向,为我国刑事裁判文书的撰写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现代性”辉映下鲁迅的墨侠文化情结

从现代性理论角度下重新审视鲁迅和传统侠文化的关系.对现代性概念做了界定阐释,叙述了中国传统与现代性的基本关系.从现代性的概念的三个价值基点出发论述鲁迅与侠文化的关系:一是鲁迅如何对传统侠文化进行研究和批判;二是鲁迅如何呼唤与传统侠士有共通性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启蒙当下民众,提出"人的主体自由"的现代性方案--以"立人"为核心,以"人国"为目标的现代文化建设战略构想;三是鲁迅在"自己反对自己"悖论式现代性价值视点下,赋予侠文化的核心主题"复仇"以自啮自身的反省品格,让文化的"复仇"成为批判国民性的有力武器.     

执政道德的两个维度:立党之“道”与为政之“德”

执政道德可以从立党之道与为政之德两个方面来理解。道不同于德,立党之"道"就是政党追求的一种根本性价值目标、理念。任何政党都有自己所求之"道",惟"道"之具体形式不同。为政之"德"则是政党理念的现实化,即一个政党如何实现良好的治理。中西方社会政党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都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理性化的过程。它们在治理方式上有相互学习与借鉴的地方。     

论明代中后期徽州一条鞭法的实施——以《新安蠹状》为中心

明代中后期,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相继推行。由于各地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环境等因素不同,其在各地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差异。根据明朝万历年间徽州知府古之贤在任期间施政措施的档案汇编《新安蠹状》,结合有关徽州文书,对明代中后期徽州粮长制、钱粮征收、里役变迁、军屯税粮征收以及机户生存状况等相关问题进行剖析,以揭示明代中后期一条鞭法在中央规定与地方执行之间出现的制度变异,有助于把握地方基层社会经济运行轨迹和社会变迁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