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现代中国文化之"结"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鲁迅的历史中的命运似乎可以称之为一种独特的“两极牵挂”。所谓“两极”,就是历史评判的两个端点。鲁迅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他几乎从一开始(当然也是直到今天)就被置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体系之中,同时每一种判断体系又都不断在针对鲁迅“说话”,我们可以将这样的“两极牵挂”概括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之“结”。值得注意的在于,对于自身在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这一命运,鲁迅显然早有一种惊人的自觉,也就是说,能够成为现代中国文化之“结”,这又成为了鲁迅本人的自觉追求。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概括鲁迅作为“结”的意义:鲁迅的文化与文学选择深深地“刺入”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各个关键部位,从而牢牢地“嵌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各个思潮、思想系统,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嵌进”而非其固有的自然肌体的一个部分,所以总是“赫然挺立”,与其他种种思想发生着复杂的纠缠——要清理现代中国诸多思潮都必定要返回鲁迅,但仅仅清理这些思潮却又不能理解鲁迅。这就是鲁迅存在的复杂性,也是他如此“扎眼”如此难以“消化”的本质。     

魔幻现实主义与鲁迅的"荒诞"手法

鲁迅运用荒诞性的手法进行创作 ,可以说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早期的萌芽。首先提出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手法 ,通过对鲁迅的“荒诞”手法特点的分析 ,得出其与魔幻现实主义者之间的联系 ,并通过这种联系 ,进而总结了“荒诞”手法的意义。在探究了“荒诞”渗透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后 ,更意在揭示鲁迅创作中的荒诞感及荒诞手法与魔幻现实主义的联系 ,以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鲁迅的创作手法、文学观念 ,更深地解读其作品。     

"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一)

“鲁迅与浙东文化”这一研究课题,是着眼于鲁迅一生与故乡文化的联系来探讨他与中国民族文化及其近现代以来的发展的整体关系。近十余年的“传统文化热”(或称“国学热”),带来我们对鲁迅愈益严重的隔膜、疏离以致对立,在这种对立情绪中所从事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他的故乡文化联系的研究,是有悖于鲁迅的精神世界与民族文化在整体上特有的联系方式和内涵的。鲁迅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表现出对民族“固有之血脉”的追寻和发展,建立在他与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联系之上——“鲁迅与浙东文化”的研究,就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追问和思考。笔者梳理了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衍变,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鲁迅对此的体认和追寻建立在他与故乡文化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之上,是在他主体意识参与下通过“复活—认同”、“深化—辨异”、“升华—消解”实现的。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深层意蕴

如果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可以发现,在论争中由冯雪峰拟稿的鲁迅的几篇文章中,冯雪峰与鲁迅二人所隐含的不同意指。这些文本既反映了冯雪峰由反“左”亦反“右”到反“左”而不提反“右”的策略性调整,同时也蕴含着鲁迅对于中国左翼文化和文学运动的深层焦虑。这一焦虑集中在什么是左翼立场的问题上。鲁迅始终注意于“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对“鸣鞭主义”的愤怒抨击,强调将左翼运动中的“人民大众”立场作为其党派立场的最终指向。     

"内敛了的希望"或"消失的''''萤火''''"——论左翼文化界1948年有关鲁迅"转变"问题的一次讨论

1948年,在沉寂了几年之后,有关鲁迅思想“转变”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左翼文化界内部争论的焦点。胡风通过把《狂人日记》作为五四思想革命的起点,舒芜通过将鲁迅早年形成的“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生命意识,视为鲁迅的“基本认识”和“道路的路基”,皆暗示了鲁迅思想的一惯性和别样性,从而引发了激烈而严厉的批评,并“株连”到已故的鲁迅。虽然此后对“前期鲁迅”的批评再也没有如此激烈而严厉,但这场批评所包含的逻辑,却延伸到后来,导致鲁迅思想遗产的彻底偶像化和空洞化。     

21世纪鲁迅研究回顾、展示与瞻望--"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旁述摭评

2006年4月广州举行“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鲁迅研究会第八届代表大会”,既回顾和总结了上个世纪以来的鲁迅研究,也对新世纪鲁迅研究提出新的希望和期盼,更为重要的是,展示了当前鲁迅研究的活力。如何理解鲁迅的“向左转”,鲁迅是自由主义者吗,鲁迅的超前性和高峰意义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发现并阐释,鲁迅作品还有阐释的足够空间吗,国外鲁迅研究动态如何,中国鲁迅研究向何处去,如此等等,这些鲁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这次研讨会上均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某种回应。     

鲁迅所处的时代与鲁迅的"骂人"现象

鲁迅“骂人”是特定时代的特定文化现象 ,并不只是鲁迅在“骂” ,事实上是更多的人在骂鲁迅。与其纠缠于鲁迅的“骂人” ,不如更多地去了解鲁迅所处的时代。如此 ,才能更好地了解鲁迅“骂人”的形而上意义。     

"实骂"与"虚骂"--鲁迅"骂人"现象的文化解析

鲁迅一生在文章中指名道姓地“骂”过不少人。“骂人”现象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因素在鲁迅作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构成鲁迅作品风格的一种重要元素。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本原思想探究

长期以来,鲁迅的形象被扭曲成了一味斗争的政治工具,遮蔽了他的本原思想。其实,鲁迅的本原思想是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的“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把生存作为“合理的做人”的基本标准。他的生存、温饱、发展观,也就是幸福、合理观。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单有‘我’,单想‘取彼’”地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是不行的,必须“合理的做人”。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于自他两利。后期,鲁迅的思想确实发生了转变,政治上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而发生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正是出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本原思想,因为当时的当政者“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肆意滥杀,“暴殄天物”。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一语却存在理论上的失误。这除了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之外,与他所接受的欧陆性的东方文明背景有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极思维以及传入中国的黑格尔哲学也有关。但是这并不能遮蔽他的本原思想。把一味斗争的鲁迅的扭曲形象,还原到“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本原思想上来,在当下对于建设小康生活、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20年代"乡土小说"的主题特色

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文学流派纷呈,在鲁迅的带动下,“乡土文学”兴起,不同地区的作家用不同的文笔表现不同的社会风俗。本文从主题方面论述了“乡土小说”对我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国民性"问题再思考

从鲁迅三组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命题出发,以“众趋人格”作为理论手段,把鲁迅的“国民性”理解为兼具开放性与自足性的系统,从而为鲁迅“国民性”研究中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疑点提供了一种阐释可能。     

善意与温情--"鲁迅与仙台"研究的基调

笔者针对“鲁迅与仙台”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鲁迅的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中记述的幻灯事件是否虚构情节,藤野先生的教学方法使鲁迅反感而离去等,提出在解读中应坚持“温情和善意”的原则。通过考察文章的写作背景,认为鲁迅写作的基调是温情和善意。即便有虚构情节,也不足以影响这个基调。以往的“鲁迅与仙台”研究也符合这个基调,亦即符合鲁迅本意。笔者批评了当前文学研究中的“解构”主义倾向,即妄议历史人物,无根据地怀疑一切。这种倾向在“鲁迅与仙台”研究中虽然比较轻微,但也应该警惕。我们应该提倡对历史人物的温情和善意,而不以臆测或以时事政治需要来衡量人物。     

论1927年以后鲁迅的"思路"

1927以后鲁迅看取社会和想象历史的“思路”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知识者,鲁迅意识到阻挠革新的“大众”是一个难以切割的社会整体,而出于道德立场的选择他又以“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两相对立来划分社会。鲁迅视“大众的哑”为其漠视、反对革新以及屈服于被压迫之地位的根本原因;鲁迅寄托其历史理想于“无产阶级”之上,以其“开口”表达为构筑未来理想社会之基础。     

"革命"之途: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选择——鲁迅瞿秋白比较论

鲁迅与瞿秋白分属“五四的一代”和“大革命的一代”,他们具有类似的家庭背景及早年经历;在现代中国“革命”路径的选择中,鲁迅一生坚守文化批判和思想革命的入世向度,瞿秋白则由思想革命走向政治革命并为之献身;作为现代中国的两位杰出人物,鲁迅和瞿秋白的主体世界具有勃郁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特性,表现出“战士”气质和反思性特征,他们以各自的入世方式承负沉重的社会担当。     

鲁迅"散兵战"战术的智慧

鲁迅晚年曾提出“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的战术 ,对于“堑壕战”、“持久战”,历来为人们所重视 ;而“散兵战”,却较少论述。鲁迅“散兵战”战术具有独特的价值 ,是鲁迅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散兵战”战术的三个特点是 :一是避免过多的、明显的政治色彩 ;二是减少集团性攻击 ;三是坚持以笔作武器     

鲁迅与茅盾:左翼"两大台柱"的联手与贡献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作为左翼“两大台柱”的鲁迅与茅盾,在联手批判“革命文学”初期创作理论,纠正“左倾”文学偏向,创办和支持进步文艺刊物,扩大左翼文化阵地,推动左翼文艺运动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挖掘分析鲁迅与茅盾联手推进左翼文艺事业的几个方面特点,对于全面、深入总结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有着重要意义。     

论鲁迅翻译中的"信而不顺"

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的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其译文也因为生涩难懂而遭到攻击。通过对鲁迅翻译思想中的“信”与“不顺”展开具体分析,可知鲁迅“信而不顺”的翻译背后隐藏的翻译语言观和文化观。鲁迅开放的文化观在世界一体化走向的今天更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本论文探讨了鲁迅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主张,这一主张看似反时代潮流而行,其实背后大有深义。在鲁迅看来,倡导破除迷信者完全没有自我,没有信仰,其政令只为顺从朝廷,或服从多数人的权威,对民众没有丝毫的同情心,故而首当去之。“破迷信”是统治阶级治心传统的变相再现。从长远看,宗教信仰和民众的“白心”、“神思”可以激发创造力,以促进科学发展;从短期看,“迷信”是民众的精神寄托和安慰,鲁迅对之表示的同情是极富现代意味的。鲁迅对担当了启蒙责任的精英分子的素质表示质疑;鲁迅反对以外在的观点强加于人的“观念启蒙”,他完全摆脱了传统的尚同的思维模式,认为启蒙是唤起民众的主观创造性,表明了鲁迅坚决的个人主义立场。     

鲁迅"现代中国的圣人"解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最为伟大的开创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作为圣人,鲁迅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历史层面上,即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新方向,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其次体现在现实意义层面上,即鲁迅的人格、精神和思想仍然是我们今天最为珍贵的财富,是我们思想的不竭源泉和动力.鲁迅精神在本质上具有开放性.在巨大的创造性上,在建构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体制上,在无尽的言说上,鲁迅具有不可超越性.     

藤野:鲁迅前期内心世界中的一个亮点--在日本芦原町"藤野严九郎与鲁迅"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感激之情何以非同寻常?首先是自“家庭变故”后,鲁迅一直在寻找“别样的人们”,从南京、东京,至仙台,鲁迅终于发现了“伟大的”“性格”;其次,写作《朝花夕拾》时的鲁迅,因生活中颇多“纷扰”而希望“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鲁迅正是借回忆藤野先生而在自我生命的底蕴里,寻找光明的力量。